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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十八策》 （刘基 公元1360年） 策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今元政失修、海内鼎沸。诚能效汤、武吊民伐罪，以百里之地，率一旅之师，可取而代之。 策二：蒙元运穷，势如强弩之末。红巾军转战中原，元兵不堪其扰，无暇旁及其余，此天赐良机。宜竭全力，略定东南，而后挥师北上，王业可成。 策三：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为秦兵“的”也。故曰：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己矣！为今之计，仍宜暂假韩宋名号，免为元兵之“的”。元运既穷，亦毋须与韩宋合力北向。韩宋与元相抗，无力节制于我，锐进南方，可无后患。 策四：建康为六朝故都，西襟荆、楚，东系江、浙，依山凭水，宜守宜攻，实建基之开府，定鼎之中枢，况龙蟠虎踞，帝王气象巍巍，居之可占大时之利。 策五：陈友谅弑主自立，名号不正。但地居上游，奄有荆、襄，窥伺江东已久。张士诚窃踞江、浙，称孤道寡，若东西夹击，势必腹背受敌。殆矣！然则，张不过一守虏，不足虑，陈则虎视狼顾，于我志在必得，亟宜全力击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余如陈友定，明玉珍，胸无大志，羽翼未丰，不足患，徐徐图之可也。惟方国珍近在胁下，* 悍狡黠，不可不防。但方之志在于横行，未有远谋，其众系盐民啸聚。茶、盐为一代之私禁，民无所养而官不能恤，故铤而走险。私禁可原情而贷之，使有所养，则方氏之众自解，此不战而屈之法也。 策六：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之道在于修德省刑，轻谣薄赋。元政无道，应以为鉴。夏书云：“酣酒嗜音，峻字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为国有民者，可不慎哉！” 策七：尚贤者政之本也。桀纣暴虐，小人逞奸；晋灵无道，邪恶当权。忠不见用，贤路壅塞，焉得不亡。故君不自强，士众则强。汤、武得伊、吕而兴；桓、文相管、狐而霸。得人失人之关盛衰兴亡，明矣！ 策八：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宫，必试其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无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其侧陋，则四方之贤，响慕而来归矣！ 策九：人非大圣，鲜有全材，适用为可；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择可惟长。长则用其长，短则用其短，非中空而液身者无所不收，使人尽其才，材尽其用，此用人之道而治国之大要也。 策十：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无耕则兵行不继，轻战则民不安居。民以食为天，兵以民为本。兵民一体，内坚外完，则谁能我敌？ 策十一：征缮岁给，取之于民。若索取无度，知取而不知培，民用乃竭，此元运式微之因也。诚能遏其人盗，通之于天地之盗，则物阜民康，源长本固矣！ 策十二：天地善生而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则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国不自富，民足则富。与民休养生息，乃能长治久安。 策十三：利不及众，则起天下之争；爵不求贤，则萃天下之怨。是以赏禁僭，罚禁滥。赏罚分明，则令行禁止，威权自立。 策十四：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以我之敌，敌敌，敌不敌，乃胜。 策十五：制万变者在于专；察万微者在于定。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百万之师听于一将则胜。是以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策十六：兵行过处，计丁给田，使民来归。而后编户定籍，保甲连环。如此则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致背井流徒。致敌之因既除，祸胎从此可弭。 策十七：尊儒重孔，兴塾廷师，令童蒙敬习诗、书、礼、易，春秋，六艺，知礼义，人规矩，以正纲纪，以敦风化，此治乱弭祸之大本。 策十八：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则大猛不能破小坚。苟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决壅去蔽，兴利除害，则取舍在我，无往而不适，何患帝业之不成哉！ 《时务十八策》作者介绍 刘基，生于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7月1日，卒于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5月16日，字伯温，处州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著作均收入《诚意伯文集》。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洪武三年（公元1370）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称他刘文成、文成公。 刘基聪明却好学习，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七行俱下。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 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元末，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在家闲居三年。 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正八品），协助县令处理政务。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绅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不久，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谴责刘基擅威福。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还里，以表对元朝腐败昏聩之不满。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 此时，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朱元璋意犹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朱元璋知其自有见地，遂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以为凡言降者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骄气冲溢，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刘基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 吴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以刘基为太史令，刘基呈上《戊申大统历》。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授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刘基上奏制定军卫法。刘基认为宋、元两朝都因为过于宽纵而失天下，所以应该整肃纲纪，于是便下令御史检举弹劾，不要有任何顾忌，宿卫、宦官、侍从中，凡犯有过错的，一律奏明皇太子，依法惩治，因此人人都畏惧刘基的威严。此时恰好刘基的妻子死了，所以刘基请求告辞还乡。太祖正在营造中都，又积极准备消灭扩廓。不久，定西之役失利，扩廓逃往沙漠，从那时起一直成为边患。这年冬天，太祖亲自下诏，叙说刘基征伐之功，召他赴京，赏赐甚厚，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并多次要给刘基进爵，刘基都固辞不受。 太祖因事要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待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因事获罪。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太祖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又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第二年，赐刘基还归家乡。 洪武八年公元（公元1375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 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明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 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 刘基在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了智囊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施德政、得民心是刘基治国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建功立业的思想理论依据。民本思想是刘基德政的出发点，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还有经济性，是统治者施政的基本方针，并通过生产实践和一生的亲民行动为表率。 刘基的儒学思想对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融会理学诸派，又以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 对于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先后问题上，刘基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先灭陈友谅再取张士诚的正确建议，为朱元璋歼灭群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刘基建议实行的卫所制度，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对于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基一直来主张对民众要教化，使其明法懂法，刘基对《大明律》的制定，也起到重要的的作用。 在依法治国方面刘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刘基认为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法律的制定要相对宽松，但是在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执法，特别是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基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对打破中国古代“人治”传统，并使法律日益走向客观、公正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符合法律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刘基是元明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其诗文理论力主讽喻之说，提倡理、气并重，重视时代风格。刘基为晚明讽刺小品的勃兴也起了先导作用，重视文学之于社会的能动作用，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对于扫荡元季文坛纤弱之风，为明初新一代文风之振起，在理论上起了开道的作用。 刘基以诗议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批判精神，其所议论的范围包括元季至正年间吏治、军政等种种社会弊端。从诗歌的渊源角度考察，以诗议政，客观上承续宋人“以议论为诗”之传统，主观上则因其固有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使然。诗作情、理兼具，既有社会认识价值，又有艺术审美价值。 刘基将词作为抒情言志的重要工具，题材广泛，内容丰厚，艺术上长于兴寄，长于铺叙，且善于用典。描景状物秀丽入神，造语精工典雅，词风以婉丽为主。 刘基的寓言文学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还阐明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观点，还表现了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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