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显象十种

马新朝，原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报编委会主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

《中国诗歌报》纸刊选稿基地

李霞：诗歌写作显象十种

     汉语新诗百年诞辰越来越近，回首一望，不难发现身处21世纪初的确是诗坛生态最好的时代之一，但危机并没有消除。打量新诗家族，面对全球诗坛，一张嘴尴尬就来了，有如长大了的儿女，突然齐聚在一个隆重盛大的集会上，你喊他“狗蛋”叫她“妞妞”时，还没出声就知道“不妥”了，后悔没有及时给他们起正式正规的名字。

    命名的随意即兴，造成的不只是混乱错乱浅薄可笑滑稽，更可怕的是“约定俗成”，以讹传讹，恶性循环，这足以说明新诗学的不规范不成熟不科学非理性非学术。哺乳期岂能没完没了？！

    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署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是由老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秋》所引发的，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80年1期上：“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戏中的细节回忆。”在章明看来，此诗用语让人感到稀奇、别扭，使人产生思想紊乱，接着他又举出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作为例证，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实在令人气闷，气闷之余，便写下这篇文章。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他将此类诗体姑且名之为“朦胧体”。从此，“朦胧诗”这个略含贬意的称谓，便成为日后新诗潮的具有普泛性的命名，并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场论战。

    接着，出现了“第三代”诗人，虽然迄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谁是第一代诗人，谁是第二代诗人，谁是第四代诗人。接着，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学院写作”“民间写作”“口语写作”。接着，出现了“中间代”诗人，也出现了梁艳萍的《中间代：一个策划的诗歌伪命名》。接着，出现了“60后”“70后”“80后”“90后”诗人，此代际命名，可循环使用，一本万利。接着，出现了“第三条道路”。接着，出现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还有，一个人一个旗号的命名也不少，不提也罢。

    当然，也有比较客观的命名，如“非非诗歌”“女性诗歌”“垃圾派”“下半身”“崇低写作”“网络诗歌”等。

一些命名，既没有审美意义更没有诗学意义，却能大行其道，真该写一篇《令人气闷的诗歌命名》。尽管诗评家诗人陈仲义、伊沙、杨远宏、霍俊明等也对此提出过强烈批评。但到底如何命名，他们也没有明示。

    荣光启说：“朦胧诗”之后的诗歌除被称之为叫“第三代”诗或“新生代”诗之外，也有人干脆称之为叫“后朦胧诗”。但其后，人们似乎不好意思再说出“后新生代”、“新新生代”、“后后朦胧”这样的名称。在“后”和“新”的命名策略黔驴技穷之后，人们最终依靠检查诗人们的户口本来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基本上是哪个年代出生的。于是，就出现“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70后”等作家群体、层次的划分。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出版商持续地制造图书热点，文学神童的传说则不绝于耳，“80后”自不必说了，“90后”诗人也已有人在谈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命名似乎模仿了鲁迅的小说《风波》，诗人们的命名与“出生”密切相关。鲁迅笔下的江南农村是谁出生下来的斤两是多少，这样的斤两就成了谁的命名，如“九斤老太”、“七斤”这个不听话的小丫头……鲁迅的命名方式是称一个人最初的重量，这样的命名可能是隐喻那一群尚未受到精英启蒙的人一直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所以在他们那里出现了命名的“贫困”，以至于有人最终慨叹，这样下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我们这个话语繁茂得过剩的时代，诗歌的命名方式却如此简单：谁什么时间（年代）出生，就以那个时间（年代）命名。问题是：时间、年代的命名方式能否标识诗歌内部的状况和个体诗人的特质？“中间代”和“第三代”、“60后”和“70后”的界限在哪里？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与文学史早已标明其写作业绩的“第三代”真正区别在哪里？若需命名的话，该以何命名揭示出这区别？而一个1969年底出生的作家和1970年1月的作家其心灵特征和诗学技艺有着“代”的差别吗？

    一些命名不仅有历史意识，而且有强烈的文学史冲动，但结果却是糟蹋了文学史玷污了文学史，给文学史留下了笑柄。

    1917年2月，北京《新青年》杂志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1925年从法国回来的李金发出版诗集《微雨》，标志着新诗中象征派的诞生。1978年12月北岛等创办民刊《今天》标志大陆现代诗出现。1986年5月民刊《非非》创刊，标志大陆后现代诗歌出现。1993年3月，诗阳首次使用电脑大量创作诗歌并通过互联网发表，网络诗歌诞生。

    真正的解构是重新建构，重新检视、重新反思、重新命名，真正为诗负责，为史负责。

    经过反复思考酝酿，发现至少有10种写作，值得我们重新命名，重新审视梳理：意象写作，事象写作，视象写作，语象写作，我象写作，逆象写作，禅象写作，词象写作，混象写作，诗论写作。

    意象写作，是主观写作，主要运用象征手法，具有内化性、技艺性、神秘性的特点。包括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非非写作大部分，学院写作，神性写作，翻译体写作，西化写作等。

事象写作，是以叙述性为主要手段的诗歌写作，具有细节性，事件性，戏剧性的特点。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现象。

    视象写作，是把看到的用口语表现出来的写作，主要运用描述手法，具有鲜活性、日常性、现场性的特点。可以包括莽汉写作，大学生诗派，口语写作，民间写作，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网络的兴盛，给视象写作提供了强大便捷的平台，没有网络就没有视象写作的兴盛。

    语象写作，是语感写作，主要运用语言感觉拒绝修辞，具有人本性、游戏性、无意义的特点。诗是语言的艺术。但在写作中，语言往往沦为形式、工具或符号，其实，语言也是有生命的，一位沉睡的生命。诗人的使命不过就是唤醒而已，不如此，诗人永远是非诗人。

     我象写作，是唤醒我找回本我的写作，主要运用体验的手法，具有非理性、生理性、物我性的特点。包括女性写作，肉身写作，身体写作，情色写作。

    逆象写作，是反向或丑向的写作，主要运用反讽的手法，具有叛逆性、特异性、刺激性的特点。逆象也是逆向，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创造性思维。丑向近于审丑，没有审丑，审美是不完整的。审丑往往比审美更深刻。2000年至2008年，在网络论坛兴起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无限制写作”、“崇低”写作，把汉诗审丑写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是在纸媒印刷品上，尤其是正式出版物上，丑象写作仍是稀缺品种。

    词象写作，主要是歌词写作，主要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具有上口性、生活性、清新性的特点，主要以民歌、歌词为主。古代诗词都是可以演唱的，诗词也是歌词，所以诗一直称诗歌。新诗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与歌（歌词）分家了。现在歌词尤其是流行歌曲的歌词产量非常大影响也比诗大，却被偏远化甚至排斥在诗之外，不正常也不应该。

    禅象写作，也是禅意写作，主要运用直觉的手法，具有超凡性、简淡性、意味性的特点。日常中的超凡，散淡中的美妙，具有东方人的传统情趣，也是现代人心灵骚动的世外桃园。正如洛夫所说，诗与禅的结合是具有革命性的东方智慧。

    混象写作，是混合或混沌写作，手法不限，具有庞杂性、超长性、史诗性的特点。往往以长诗为主。但大制作，不一定都能体现诗人的全能高超与厚重，因为艺术的优劣与大小繁简没有必然关系，况且微型是诗歌最本质的特性之一。绝大多数长诗只是垃圾堆而已。

    诗论写作。近年来有价值且可看的诗评诗论，不是诗歌专家或教授写的，而是诗人评论家写的。诗歌专家或教授写的评论，要么是言不及义的概念组合，要么是西方知识的卖弄，要么是小圈子的互相取暧，要么是商业运作的应景，或者故弄玄虚，或者隔靴挠痒，多为文字垃圾。诗人评论家的评论，往往从作品出发，从诗人出发，一针见血，有现场感，有独特性，有尖锐性，有原创的，有“灵光一现的”，有平民式的，有“直觉审美”式的，且也不乏理论的高度与理性的思考，叫人受用，让人过瘾。可称之为诗本评论。

    其他写作肯定还有，如仿翻译写作，仿浪漫写作，仿乡土写作，仿民谣写作，仿古典写作，仿哲理写作，仿情色写作，仿叙事写作，仿政治写作，仿西化评论等等10种，因为不是原创，最多只能算是模仿而已。

    中国古代的风、雅、颂、赋、比、兴、诗、词、曲、论，其实也是10种写作方式。诗中又分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古风、格律等等；词中以词牌又分许多种；曲中以曲牌分上百种之多。钟嵘在专著《诗品》中把诗分为二十四品。

    古希腊诗歌分史诗和抒情诗。抒情诗又分哀歌、战歌、情歌。后来分出的大家公认的诗体有十四行诗、叙事诗、诗体小说、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诗歌等等。后两种又分出许多种。

写作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有时间先后之别。每一种写作方式写出来的作品，千差万别，有高低优劣之分，原因在于写作者有高低优劣之别。

    在意象写作，事象写作，视象写作，语象写作，我象写作，逆象写作，禅象写作，词象写作，混象写作，诗论写作的10种写作中，除了意象写作外大都用口语写作, 说明口语写作已成为现在汉诗的时代标志性形式。也许禅象写作、混象写作代表着汉诗写作的方向与未来，因为它们才是现在的、本土的、本我的写作。

    10种写作,足以说明汉诗写作一元主导、二元对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汉诗难得的多元化格局，其相互交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化生，共同生存，形成了汉诗繁盛的无限生机。

10种写作的发现，诗坛版图与边界的重新组合已不可避免，诗歌标准的重新确立也已不可避免。显然，诗歌评价系统的调整也已不可避免了。

    10种写作，如果促成汉诗形成更多的“我的”个人写作，或化生出更多的新的诗派，带给汉诗更多的可能性与机遇，它就可以寿终正寝含笑九泉了。当然，10种写作也可能给诗坛带来更多的乱象。

“诗歌节”与诗歌何干？ 

节日一般都是一年过一个，比如节日中的大王——春节，有文化符号的——端午节，有职业色彩的——教师节，有性别特征的——“三八”妇女节，都不能随便过的，随便就乱套。可在中国有一个节日可以随便过，那就是“诗歌节”。哪天激情饱满，哪天就过“诗歌节”。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县市一级组织的“诗歌节”不算在内，仅地市一级政府、宣传部、文联、杂志社牵头主办的诗歌节每年就有数百个。

以诗为媒，以诗会友，规模盛大，阵容豪华，内容繁多，没有百万以上的开销怕是拿不下来。好在有些地方把诗歌节都纳入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计划之中，诗歌一旦是政府行为了，就不差钱。这是诗人的幸运，可就不见得是诗歌幸运。

但是，不少诗人还是激动起来，高歌诗的春天来了，以为这回真的能“打造出半个诗歌的盛唐”。可诗歌节过去之后，在媒体上见到的是领导讲话、学者的奉和、诗人的表态，书法家书写的是唐宋诗词，电视上不断播出的是开闭幕式的文艺晚会，就是看不见一首诗歌节上诞生的诗歌佳作，也见不到有个伟大的诗人诞生于诗歌节。

奥斯卡金像奖、诺贝尔文学奖也算是电影与文学的“节日”了，一年一“过节”，年年有内容。而我们的不少节日，从起初创意就在“节”的形本身了，图的就是节日这种形式能制造出的宏大场面、火热的氛围、广泛的影响，至于节的内容好像并不重要了。如果重要，那么“诗歌节”的主角应该是诗人，不该是不写诗的领导、不写诗的评论家、不写诗的文化名流、不写诗的商界精英、不写诗只朗诵诗的“嘴力工作者”。

凡是用庆典的方式举办的“节日”，最后只有喧哗了，顶多凝固成个纪念日的符号，而不会是那个节日母本的再生或复苏。就像如今的过年，不再是驱赶“年”这个怪兽，清明节不再是郊游，端午节也不是“避恶”，中秋也与嫦娥无关了。几乎没有一个节日的内容与节的当初意义是相符的。

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但哪个时代的诗歌繁荣都没有诗歌节的助推。诗歌历来是教化启蒙、文化传承、感知审美的重要手段。更是诗人自己实现生命超越、抵达灵魂彼岸的宗教，外在节日的“大帮轰”永远无助于伟大诗人、伟大作品的诞生。时代可以喧哗，但诗永远尊贵。只有归还诗的自由与高贵，才会有诗的繁荣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