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1995年发表的论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以下简称：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中的“元诗”概念，20多年来成为很多当代先锋诗人效仿的对象，也成为一些人对诗歌的评价依据。
彭英龙《暗喻·汉语性·元诗 ——张枣诗论溯源与剖析》（以下简称：溯源与剖析）这篇文章引用张枣多篇文章的论述，对张枣的“诗论”全面剖析，这篇文章也引起我对張枣的“诗论”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暗喻”
《溯源与剖析》一文中说：张枣主张新诗应向西方学习的最集中表达是“寻找暗喻”；传统的汉语诗学无疑走向了迷途，而西方诗学才是正道，白话诗就是要告别传统的迷途，而回归到正道上来。而这一点的最突出体现便是“寻找暗喻”
张枣认为，我们的母语是失去了暗喻的母语，我们的民族是没有暗喻的民族。
什么是暗喻呢？如果说暗喻就是指隐而不显的譬喻，在中国古诗词里还是大量存在的。
如：“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
“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文天祥《过零丁洋》)。
在中国古诗词里还大量存在借喻（限于篇幅仅举一首）
《竹石》（清）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作者用竹石的坚定顽强精神,喻指自己在磨难中不动摇、不屈服的坚定情怀。
张枣所指的暗喻是什么呢？
《溯源与剖析》一文中提到：奚密《暗喻与比：西方与中国的诗学》认为西方诗学中的“暗喻”具有一种从意象到观念、从感性领域到智性领域、从可见物到不可见物、从具体到抽象、从表征到真实的转换结构。
张枣认为：在古希腊，这个巨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倾听，倾听到了人神隔离的尾音，于是诗的模仿说诞生。诗歌依靠那不仅仅是修辞手法的象征和暗喻的超度而摇身变成超级虚构。
从这里看出，张枣所以认为“我们的民族是没有暗喻的民族。”是因为中国古诗词没有把“暗喻”抽象化到“人神隔离的尾音”。
笔者认为中西诗学“暗喻”的不同认知，来源于思维模式的不同；正像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偏重实践，偏重实际案例；西方重视'理性分析’喜欢从多方面比较分析，形成准确的命题和抽象的概念。”
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境遇、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习俗、文化特征以及思维模式；就像汉文中有字，而西方只有词没有字；德国人崇拜雄鹰，而中华民族的崇拜物是龙图腾。就是一个民族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浙江越剧、河北评剧、湖北安徽黄梅戏等。
西诗有虚拟化的“绝对暗喻”，汉诗有比和兴。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带有自己民族的基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应当看到中西诗学各有所长，应当相互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硬套；更不能用一个民族的文化去评说另一个民族。
笔者认为，“暗喻”就是要唤起读者内心的感受。不管中西方的“暗喻”有多大的差别，一个杰出的诗人就应当通过暗喻让读者眼前一亮、精神振奋、如梦初醒，且能够扩大读者更为宽广的想象力。
汉诗是在用汉文写诗，不是用西语写汉诗。当代有些先锋派诗人在向西诗学习走向世界追求超级虚构的“暗喻”中，迷失了方向，将诗的语言神秘化，使其作品玄而又玄，将读者绕进迷糊阵里去，百思不得其解。有些诗人对读者的“读不懂”不仅漠视，而且理直气壮：“诗是写给编辑和专家看的。”“诗就是不让人读懂的，能读懂的就不是好诗。”
诗人需要读者，没有读者的诗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诗人欧阳江河尽管有“鸟语论”之说（“我们不懂鸟语的意思，但仍然可以沉浸在那美好和莫名的感动里。”），但他也认为诗是需要读者的。
当下，对现代诗的“读不懂”为很多读者所诟病，造成了一些读者离诗而去，这也是当今诗歌被边缘化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既有读者需要提高欣赏能力的问题；也有作者心中没有读者，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匮乏有关。
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一首优美的爱情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追捧，是因为她用贴近生活的木棉和橡树，表达对爱情诚挚、忠贞不渝的感情。正如孙晓娅在《诗歌的三个维度》中所说;“诗歌源自广义的生活，担当着特殊的社会使命，是心灵酣畅的舞蹈，是肉体与精神的隐秘汇合体。”
用暗示和象征来暗喻内心世界，也是西方曾经流行一时的象征主义诗派惯用的表现手法。象征主义在二三十年代也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象征主义诗作，终因作者只是沉浸于自己内心，脱离社会、脱离现实、晦涩难懂而走向衰落。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是它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抗战时期全民投入，诗人也概莫能外。象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戴望舒也从象征主义写作（雨巷）， 转向现实主义写作（元日祝福）（我用残疾的手掌）。
（二）关于“诗言志”
张枣在《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原文中说：“（中国诗歌现代化）它最终未能转化成一种现代主义的写者姿态……可以说这是源于儒家诗教“诗言志”即不愿将语言当作惟一终极现实的写者姿态在某一特定境况中的失败。”
“诗言志”是中国古诗的基点，主要是表达诗人的志向和抱负。
诗的教化作用始于舜帝，舜帝提出“德为先，重教化”，并说：“诗言志，歌咏言”诗的教化作用是从舜帝开始的，是舜帝开创了当政者以诗歌教育民众的先河，这也正是张枣所说诗的“政教化”。
有学者指出：舜帝提出“'德为先，重教化’推动了中华民族由野蛮走向文明。”
“诗三百”，后人尊称为“诗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从他之前3000多首诗中删为305篇，用来教育学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
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说”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至于诗的政教化，除了当政者以诗歌教育民众外，也指政治倾向，任何一个诗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政治指向，就像李章斌指出的“看似'非政治性’'非社会性’的诗学方案本身也潜含一种'政治性’和'社会性’”“只是替换了崇拜的对象”。
《溯源与剖析》一文中指出：张枣在多段文字里谈到了重视“暗喻”的西方诗学的缺陷（指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主张向“汉语”或者说古典诗学乃至古典文化回归。西方诗学的最终指向是“只有纯唯美之美”的纯诗写作，而本国言志的诗学正好可以治疗其弊端。“中国诗歌有言志之美……”
“诗言志”的本质就是诗歌教化的体现，这一点正被张枣说成是汉诗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那么张枣所指的“中国诗歌有言志之美”又是指什么呢？
（三）关于“诗经”
《溯源与剖析》一文中说：在张枣的叙述里，新诗它与传统的政教诗学纠缠不清。儒家对远古诗歌的阐释就已将文学的存在基础抽离。
《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端，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国维说：“诗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诗经”既有人民性也有政治性。“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多涉及现实百姓喜怨哀乐的民歌民谣；《雅》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这里面有政治颂诗（对当权的赞美），也有政治讽刺诗和厌战、忧国忧民等诗篇；颂是宗庙祭祀的歌辞。
诗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诗经”也受到诗家的推崇；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陇"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因此张枣：“'诗三百’已将文学的存在基础抽离”的说法值得商榷。
《暗喻·汉语性·元诗》一文也指出，（张枣在提出“寻找暗喻”）包含对传统的政教诗学的弃绝，而“把握汉语性”却意味着，新诗必须在某种维度上对接伟大的传统。
文中继而发问，我们该如何理解张枣诗论中这与“寻找暗喻”相反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