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诗教：读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不以专门的学问家自期，视现代学术体制因循而来的分门别类若无物，而把自己放置在“文人”或“读书人”这样的古老位置上，大概是江弱水教授最令我心折之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自视，又具备魏晋人般的妙赏和深情，沉浸在谈诗论艺的氛围里，而我们来听/看他谈诗论艺，不啻为一件赏心乐事。

诸多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懂诗而在学科内部“术业有专攻”，但传统的读书人有不去谈诗的吗？

不死守研究领域这一亩三分地，也不管学科设置的种种边界与条条框框，江弱水便能够剔除现今“专门家”那种迂腐的学究气，无视中西学说的畛域（譬如他曾以西人瓦雷里与艾略特的创作论来讨论杜甫，谓之曰“苦功通神”），突破新旧古今的壁垒，从容有余裕地进行“中西同步与位移”，甚至伸手去沾“古典诗的现代性”这样充满悖谬与挑战的命题。而这些年来，他不仅使自己的诗学专著与批评文章频见刊布，还出版了《诗的八堂课》。

单看书名，这本书疑似“教材”。它最主要的属性，却是上乘的谈艺之作。事实上，教材给人以刻板而无趣的可憎印象，多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而第一流的教材，都应该是活泼而不拘泥的，如柏拉图对话录或《论语》般启人以思。

话说回来，江弱水近年主要的“研究领域”大概是“比较诗学”吧，那么融通古今中西，其实也是此领域的学者本该具备的素质。

这样来说，谈诗似又是在尽他的本分——虽然如今新诗研究者对古典诗词的精通程度非常有限，而治传统诗学的学者又多对新诗抱有偏见而缺乏深入了解，能于古今中西多体的诗文中游刃有余的人，更屈指可数。

而《诗的八堂课》中，尤其是在每堂课的细读部分（书内将之题为“有诗为证”），拈出供讨论的作者及作品，从楚辞、陶渊明、杜甫到袁克文，从鲁迅到戴望舒、卞之琳，从郑愁予、张枣、欧阳江河、黄灿然到朱朱，从莎士比亚、里尔克到特朗斯特罗默，纵及古典、现代与当代诗，横及本土、东方与西洋诗，文学研究内部的块面、畛域或范畴根本拘限他不住。大概也只有“比较诗学”的标签勉强能用来界定他的研究了，虽然这仍然显得胶柱鼓瑟。

不过，对于诗这种东西，“好的研究”或许从来不缺。就算是才满百岁的汉语新诗，在领域内也不乏好的研究者和好的创作者。可能缺几个第一流的批评家，但在我的视野里，已有不少人处于赶来这个位置的路上。

在这个更强调“诗才由天授”的国度，最缺的不是前面两类人，而是诗歌的教育家。第一流的诗歌教育家，不止能教会人鉴赏、批评与研究，还能刺激人兴发感动，甚至触手生春，培养出一批批好的诗人来。

在旧体诗词界，叶嘉莹先生是一个——据我了解，她的不少弟子不仅能做优秀的研究，也多能写一手好诗词。而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似乎也是江弱水近年来援引最多的前辈学人之一。

《诗的八堂课》是作者在其研究生专题课上的讲课记录整理稿，却经由事后的删削而显得谨严绵密。讨论的对象并不侧重于某个时间段的诗作，无意于架设完善周密的理论体系，而代之以具有系列性质的专题讨论，或者说，更近于“谈艺录”的体例，不那么板着面孔，似近漫谈，却有着极为清晰的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性很强。

以“八堂课”为名，书自然就分为了八章，目录的排布，确是循着《论语》和《文心雕龙》等传统著作的旧例——前者是课堂记录，后者是论艺之作，而《诗的八堂课》兼有这两种角色。作者在书的开篇，即让源自这两部著作的引文纷纷现身，这种“循例”或曰“致敬”，实在令人赞叹。自“博弈第一”至“死亡第八”，其间论及滋味、声文、肌理、玄思和情色等方方面面，真可谓生面别开。

以私心而论，《诗的八堂课》中，我最喜欢头尾两章，以及《声文第三》。对它们的阅读也体验地最为酣畅，会心处常有高喊一声“妙！”的冲动。第一章以博、弈两道分论，形容天才型作者和锤炼型作者，又充分阐述了博、弈二道之间的关联之幽微，极有灼见。

叶芝在《亚当的诅咒》一诗中写诗人的微妙心理：“一行诗也许花上几个小时；/如果它看上去不像是瞬间的感应，/好一番弥缝拆补也等于零。”可见大家对极具表演性色彩的豪赌型写作，总是更为青睐，哪怕是历经锤炼写就的作品，也要使它显得不费人工，有着不假思索的迅捷天成。而第三章讨论“声文”时，江弱水对诗中声音的敏锐与细致令人惊讶。

这种敏锐与细致，体现于讲究“声情”的古典诗歌中倒也罢了（治古典诗学的普通学者也都知道要重视音韵的问题），偏还鲜明地呈现于他对汉语新诗（主要是张枣的诗）的讨论。要知道，汉语新诗这一百年内，最被诗歌保守主义者诟病的，就是缺乏自洽的音韵系统和形式自觉，而江弱水通过他精微的观察之眼和解人的会心，在张枣这样优秀的当代诗人那里，找到了最好的反击的证据。

最后一章谈诗中的“死亡”主题，牵扯到张枣的一个文学史观点，即认为鲁迅凭借散文诗集《野草》中流露的深刻的现代性，足以取代胡适而问鼎汉语新诗之父的位置。对于这个观点，我是有所保留的（此处不展开）。但《野草》确实具有胡适等早期新诗倡导者的诗歌里所不具备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又充分体现于它所涉及的死亡主题——不是说死亡才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吗？

新诗早期过于沉浸于创生新世界的激情与狂飙突进，是“新青年”的形象；而纯正的现代诗，就其特质而言，更像是沉思的、内省的和“中年”的产物。若是拿冯至悼念梁遇春的两句诗来发挥一下——“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颇可借此隐喻汉语新诗的普遍状况：若是没有“青年”的大规模夭亡（从朱湘到海子的漫长谱系，再到近二十年来的各种“青年诗人死亡事件”）制造出的悲壮与刺激，若是幸存者们在慵冗乏味的时世中进入漫长“中年”后无法在死亡的威胁下反思青春之热病，那么新诗永远也不能脱离青春感伤与咏叹情调而进入真正的深刻。

这“死亡”与“死的预感”，如冷水沃面般，促使汉语诗人开始真正的深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典诗通常是不深刻的（除开汉魏古诗、部分的陶渊明和杜甫，以及某些作者的偶然表现），作者们选择了对人生进行审美，从而分担直面死亡的恐惧。江弱水在第八章里谈到中国文人对待死亡的方式，即“用相对弱的、分散的形式”来处理这个“太强的主题”，正唤醒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直觉：死亡是氤氲在中国文人心灵中的一个模糊背景，他们绕着弯儿谈论它又避不开它，在它的注视下消受人生，用审美来克服恐惧。哪怕在“悼亡”这种极为聚焦的主题内，死亡依然是无法捕捉的影子。

而《野草》尤其是《墓碣文》中的鲁迅，那个“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死尸”形象，贡献出了关于此主题最深刻的发问：“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由此而论，“死亡”主题算得上是人类所有精神劳作中，贴在最里头的“本味”，无论是创作、批评或研究，如《诗的八堂课》那样在曲终奏雅时触及根本，敢于“抄底”，才是第一流的作手。

《诗的八堂课》介于专著、批评与讲义三种角色之间，并不以也不屑以高头讲章的面目出现，也许不是谦虚，反而可能“所谋者大”。这本书的确惠我良多，可是每章的“有诗为证”部分，我读来总觉不能尽兴，大概是觉得作品的举例还不够丰富？想来它最初的面目就是课堂讲稿，受限于时间与场合，总归让人在过瘾之余怅然若失罢。

于是我想，江弱水的诗歌课堂也应该是活色生香的吧，否则的话，如何配得上作者这样的博学巧思，又如何长得出《诗的八堂课》这样的琪花瑶草？这位诗歌课的教师，虽然没有手把手地来教他的弟子们如何来写作，却如卞之琳所谓“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那样，带来了超绝的视野和严肃纯正的品位，带来了“榜样的力量”和对这种力量精彩绝伦的拆解。诗的教育就在这样的谈诗论艺中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推进。

猜你喜欢：

选购您心仪的图书

办公室装修办公室设计上海办公室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