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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是怎么回事,它真能拯救世界吗?

 楚士祥丁 2019-08-21

老詹小注:2008年至2013年,老詹曾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阳春3月,全国召开两会,便要离职半月,一心一意开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组会给委员发来若干材料,其中最有内容因而我也最感兴趣的是“政协委员发言”。因政协委员大都是各界精英,思想比较解放,脑子满是智慧,其发言大都富有新意,颇具见解。惜乎普通民众在会外却看不到。那天老詹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可不可以挑选一些精彩发言,稍稍作些编辑删节,略加解读后,公之于众,让更多读者看到呢?说干就干,选出几篇,发于博客,孰料竟大受欢迎!此事虽已过去多年,现在回头看来,文章仍不过时,而且比较好看,故再选若干,刊发于此。

“东方文明”是怎么回事,它真能够拯救世界吗?

——全国政协委员发言解读

“东方文明”是怎么回事,它真能拯救世界吗?

近段时期,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西方文明”称雄世界已经好几百年,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和西方霸权主义的千疮百孔,西方文明也将随之江河日下,逐渐衰落,故,明日之天下,将是以中国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乘势而起,称雄世界的时代。

此言乍一闻听,觉得不无道理,内心深处,还颇有一点得意和沾沾自喜。说得对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嘿嘿,是该咱“东方文明”登上世界舞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真是这样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星亮委员有一发言《文化自觉与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说的正是此事,仔细读来,非常精彩,令人脑洞大开。发言不但让我们了解了中西方文明史,增长了见识,而且,对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关系的认识,较之过去也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了。

不妨这么说吧,何委员的发言,几乎就是在给我们作一番关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相互关系的知识普及。

作者首先回溯了一百多年来,有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多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化西论”。

“化西论”主张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或在儒家文化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晚清的陈季同和辜鸿铭。他们都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用西文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但他们站在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完美无瑕,是值得全人类的景仰和学习的文化,西方文明濒临破产,中国文化才是拯救西方世界的灵丹妙药

第二种理论:“西化论”。

“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和胡适等。陈序经认为,文化是不可分的整体,是一种系统,要学习西方,便要全盘照搬。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全盘西化论”。胡适最初也主张全盘西化,后来认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有一点语病,因而改用“充分世界化”。

第三种理论:“新化西论”。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部分海内外学者扯起儒家复兴的大旗。尤其是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与百年前几乎相同的“化西论”又出现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近些年来,“西化论”在知识界仍有部分支持者,但影响已经不大。而“新化西论”则成为近几年来的一种思潮,影响社会各界。“新化西论”的主要观点,有“西方文化末日”论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这些说法,均源于文化循环论或称文化轮回论,即循环的文化周期论

文化循环论是怎么回事呢?何委员在发言中介绍,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论”,即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这可能是最早的社会文化循环论

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文化哲学家丹尼拉维斯基及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一些日本学者,也曾先后提出了现代意义的文化循环论。他们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周期性的重复,文化或文明是有机体,如同人一样,有少、壮、老、死的轮回阶段。任何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盛一衰,交互出现,依次更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丹尼拉维斯基(1822—1885年)在1869年出版的《俄罗斯和欧洲》一书中,认为文明周期约400—600年。文明的没落,不在于外部的条件,而在于内部原因。

斯宾格勒(1880—1936年)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则认为每一种文化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生命。近代西方文化至20世纪初已经出现了900年左右,所以它也应该很快衰亡了。他的书名《西方的没落》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他预言,2000年到2200年期间,也许那时将出现更为优越的文化。

汤恩比在1934年至1954年陆续出版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一种文明经过一段成熟阶段后就会产生一些危机,文明崩溃的原因是自杀,而非他杀。文明创造出来的精神果实,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文明再生只有通过“转形”——精神价值的提升,才有成功的希望。

日本学者岸根卓郎于1990年出版《文化论——文化兴亡的法则》,认为东西文明的交替周期为每800年一次,每次交替的时间为100年,形成一个1600年为周期的双螺旋结构的文明波。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前半期的100年间,西方文明走向衰落,历经800年的西方文明进入下一个800年的休眠期,而处于800年休眠期的东方文明将迎来黎明,进入800年的长久的活跃期。21世纪以后世界文明的先锋将是日本,肩负着东方文明的重任。中国也将在21—29世纪的期间内创造出大文明。

日本历史学家村山节于1999年出版《东西方文明沉思录》,与岸根卓郎的“世界文明八百年周期说”类似,他也认为,2000年后的800年是东方的时代。21世纪,是东西文明冲突、融合与交替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美国仍然唱主角。21世纪以后,世界文明中心可能会从美国向西,转移到东方的日本或中国。22世纪之后,将是东方文明的时代。(詹注:这些学者,或认为600年一个周期、900年一个周期,或者800年一个周期,中间还要交替100年……俺就奇了怪了,如此精确的替代周期,学者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其依据是什么呢?是他们脑子里杜撰出来蒙外行的吧?显然是后者!我有时想,其实,当一个“学者”也不难,先认定一种“理论”,推导出一套逻辑关系,再找出一些历史故事和数据,从此咬紧不放,坚持数年,必成学者也。)

何委员认为,以上“文明循环论”,尽管信奉者甚众,但它没有科学根据,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二。

其一,文化或文明不是有机体,不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有生长、成熟和衰老的自然过程。

其二,文化或文明循环论与宗教信仰中的轮回观念相似,是一种信仰的、唯心的理论,是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容的。

何委员比较赞赏和推崇的是另一种理论——“文化自觉”理论

“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费先生把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理论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自觉,每一个民族或国家既要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也要善于欣赏他人的文化;彼此相互欣赏与尊重,和谐共处,最终会达到一致与融合。

费先生的这一理论,对于科学对待中西文化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何委员提出四点建议。

其一,要正确对待中西文化。

一切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异文化,要判断与解释他人的行为与信仰,就一定要按照他们文化自身的传统与经验去解释。我们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反对东方中心主义。我们既要欣赏东方文明之美及其伟大贡献,也要欣赏西方文明之美及其历史价值;既要继承东方的智慧,也要吸收西方的智慧。全盘肯定传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不愿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必将落后于世界;而全盘否定传统,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必将丧失自己的优秀传统,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其二,要树立中西文化共生共荣意识。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宋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悬殊。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从文化性格来看,中国文化属于内向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从文化的形式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人文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科学型文化;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文化属于形象思维型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逻辑思维型文化;从文化取向来看,中国是“家族”本位型文化,西方是“个人”本位型文化由于文化类型不同,差异性很大,互补性也很强。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共生共荣,并行发展。

其三,要创新传统再造中华文化。

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精华容易丢失,而糟粕往往能长期保存。我们家乡(广东兴宁)有句俗话:“学好三年,学坏三日”。这说明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和品德很难,而各种陋俗却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20世纪初来中国讲学时,十分欣赏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仁义礼智信”和孝道等,希望这些思想能在今天为世人接受并发扬光大。然而他在当时就提出疑问:“中国人的这些美德能留传下去吗?”(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不幸的是,当时罗素的担忧成为现实。近一百年来,人们在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时,也抛弃了它的精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协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许多人身上已经看不到踪影。尤其是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更为明显。善恶观、是非观、廉耻观在许多人身上十分模糊。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价值失落,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唯利是图;私欲膨胀,贪得无厌者大有人在。因此,必须科学认识现实中的文化,了解现状。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恢复我们的历史记忆。“复兴”不是“复旧”或“回归”,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精华,创新传统,再造中国人的人格、国格,重塑中国人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以和为贵、民为邦本、忧乐圆融、天人合一等人文精神,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其四,要修改中小学和大学教材。

要适当增加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人文精神内容,以及西方优秀文化中的有关内容。弘扬优秀传统,复兴中华文化,加强优秀传统的教育是重要途径之一。在传统社会,优秀传统的传承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教育逐步让位于学校教育,而优秀传统的又被视为“四旧”,因而大多数青少年没有受过优秀传统的教育。如果不在青少年中加强优秀传统的教育,复兴中华文化将是一句空话。

老詹以为,何委员的发言,资料详实,论述精当,是难得的一份学习了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及教材。确实让我们这些对中西文化比较知之甚少因而容易偏听偏信的人,开了眼界,受到教益。其中关于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中国文化是“内向型”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向型”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形象思维型”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逻辑思维型”文化;中国是“家族”本位型文化,西方是“个人”本位型文化等等论述,没有大量资料的掌握和提练筛选,是断断总结不出来的。

文化这个东西,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深根植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千千万万民众心底。它看似无形却有形,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正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对其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整理传承,都是一项事关子孙后代千秋万代大计的事业,切不可视同儿戏,更不可掉以轻心。

正基于此,笔者郑重推荐大家阅读何委员这个发言,对于中西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了解。这样做,将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弘扬中华文明、亦为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素质而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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