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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与 安乐哲的 “中西会通”观 近代以来 中西方文化关系 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 乃至普通中国人 都不得不直面的 话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 不断发展和中国的崛起 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 引起西方人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现代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 和西方汉学家安乐哲 分别 从东西方 不同文化 背景出发 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 “中西会通”的文化目标 针对这一目标如何达成的问题 牟宗三和安乐哲从不同侧面 展现出了一种面向全人类、 不拘一格的跨文化视域 牟宗三的会通： 共同哲学 架构下的 中西契合 作为现代新儒家 的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一直地将 中西方文化关系 当作研究的 核心话题之一 他认为哲学是一个 文化体系中的 “中心领导观念” 与近代很多人 从中西两方的特殊性出发 作出长短、优劣的评判不同 牟宗三通过深入研究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尤其是康德哲学） 从二者的 特殊性中揭示出 共同的问题架构 —— “一心开二门” 并且在此基础上阐释中西方哲学 乃至文化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首先 牟宗三讨论 中西方文化 会通问题的 一个基本前提 是两者因为有共同的哲学架构 而具备了交会点、相通处 使会通成为可能 牟宗三 以佛家的“一心开二门” 定义这一基本哲学架构 在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中 “二门”分别体现为佛家的 “生灭门”“真如门” 道家的为道、为学和 儒家的德性之知、见闻之知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 “二门”的划分则体现为 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二分 虽然在 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学者和哲学流派的 看法和偏重有所不同 但是牟宗三认为 这种划分 贯穿始终 其次 中西方哲学这种 “一心开二门” 的共同架构 是在双方特殊 的偏向当中 呈现出来的 由于这种偏向的存在 中西双方之间就有了 “商量的余地” 和沟通的必要性 用牟宗三的说法就是 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 自然或者说外在的对象 中国哲学则更关心生命 他认为西方哲学 对现象界的经验实在问题 的积极关注由来已久 就连被称为经验论与 唯理论调和者的康德 也强调 主观形式只有应用于 感性所予现象之中 才有实在性 而关于 物自身、上帝之类 对象的本体界知识 则不具有实在性 英美经验 主义哲学 更是 对本体界 缺乏兴趣 中国哲学 与之相反 更加关注生命、 本体界的问题 对现象界 相对消极 牟宗三提出： 中西方哲学 对于 现象界与 本体界的 不同“偏好” 来源于对 “智的直观” 的不同认识 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 把针对本体界的智的直观 给了上帝 人类只有感性直观 所以只能把“偏好” 圈定于现象界之中 中国哲学则认为 人类能通过 自身的努力 拥有智的直观 达到对本体界的觉识 因而对之孜孜以求 抛开对 中西方文化界定 准确与否的问题 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中 挖掘出本体界与现象界、 感性直观与智的直观二分的 普遍性架构，并强调这种 普遍性框架是在双方 对于智的直观的 特殊性解说中 呈现出来的 这种把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呈现方式 消解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解说方法 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 安乐哲的会通： 尊重特殊性 前提下的 中西互补 无独有偶 美籍的汉学家安乐哲 论及中西方哲学问题 也提出了会通的观念 与牟宗三不同的是： 安乐哲作为 一个西方学者 从对西方社会 误读中国经典 将中国文化 排除在哲学之外的 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 反思出发 强调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 “一多对立”而展现出的 “一多不分”的特性 强调 其对改造和丰富 西方价值的作用 这样一来 就将中西方哲学作为 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 予以并列 从解决 人类共同的 时代课题的 功用角度 实现双方的 互补与会通 作为一个谙熟 中国文化的 西方学者 安乐哲 一直积极致力于 翻译中国的经典 向西方介绍和传播 中国哲学与文化 在他看来 这种传播工作 的第一大障碍 就是一直 以来西方 对中国哲学 乃至文化的 误读和忽视： 一方面 体现为西方在翻译 中国经典的过程中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 对主要概念 的错误翻译 另一方面 体现为从文化上的 自我中心主义立场出发 以西方哲学体系为评判标准 将中国哲学排斥在哲学范围之外 针对翻译上的误读 安乐哲强调翻译 中国经典文献时 应该秉持一种 克制、宽容的 基本原则与态度 他认为 西方学者在翻译 中国经典文献时 应时刻警醒其所面对的是 另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 并且自觉到以西方语言翻译 中国哲学术语带来的局限性 从而 明白这一种 诠释和解读 只能是一种 建设性的 尝试理解 针对基于 西方文化 中心论倾向 的“傲慢” 安乐哲 肯定了中国哲学 区别于西方哲学 “一多二元”结构的 “一多不分”特质 通过历史性的溯源考察 安乐哲认为西方哲学传统 具有一以贯之的结构特征 ——一多二元 它体现为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 而主宰之的、超越性的“一” 与由此“一”单向派生出的 一切个体之“多”间的 二元对峙关系 从而造成了西方科学 所崇尚的注重规则、逻辑 追问理性秩序的线性因果思维方式 而中国哲学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自身一多不分的结构特征 它表现为 关联性的 思维模式 注重事物的 特殊性、关联性和 发展变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与 “一多二元” 相对的结构 它导致了从关系中理解 个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 具体体现为 角色伦理和 无神论的 宗教性 安乐哲强调修正 翻译中国经典的 原则、方法 挖掘中国哲学的特质 这种态度的背后是 一种富有建设性的 中西方会通观念 他作为一名西方学者 深刻认识到了一种 强势文化中具有的 自我文化中心论的弊端 因此，相对于顽固持 守西方哲学概念体系 对中国哲学进行 批判性“格义”的做法 安乐哲超越了 单纯的中西对比 积极探索中国 哲学、文化 的特殊价值 使中西方哲学作为 不同的文化资源 实现平等的 相会、相通 两种会通观展现： 跨文化视域 的不同侧面 牟宗三和安乐哲 从各自文化背景出发 在对待中西方 哲学、文化关系的问题上 都提出了实现会通的目标 与单纯立足于 各自文化本位 对另一方进行 批判、估价相比 二人的会通观 体现出了一种 积极的、 具有建设性的 跨文化视域 一方面 所谓跨文化视域 是指跨越中西方 各自的文化本位 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视角 承认人类文化具有作为 会通基础的普遍共通性 在这方面，牟宗三强调的 是由人类所共有的理性思维带来的、 通过概念表现的哲学真理的普遍性 通过对 中西方哲学史 的分别梳理 他揭示出了一个中西方 共有的哲学架构—— “一心开二门” 促使双方在统一概念架构下对话 进而评价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得失 实现互通与互补 安乐哲关注的则是 中西方传统对推动 现有世界发展的作用 他从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 ——是否能推动人类世界 向更好方向发展——出发 将东西方文化传统视为 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 从而 肯定了两者 在价值上的 平等地位和 在作用上 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 跨文化视域 是对非本位文化传统的 特殊性、完整性的尊重 在超越本位文化 普适性偏见 的基础上 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都是一种不容随意抹杀的客观存在 安乐哲 基于对西方翻译 中国经典过程中 存在问题的反省 提示西方人 在接触中国文化 应时刻警醒自己 所面对的是一种 不同于西方文化、 独立发展起来的 文化传统 牟宗三则 从普遍性 与特殊性 关系角度 强调 哲学真理 的普遍性 要通过个体生命 的特殊性来呈现 不能 为强调普遍性 而抹杀特殊性 特殊性意味着 中西方文化都是 有偏、有缺的 不可能实现 “唯我独尊”式的完满 因此，所有具有 特殊性的文化形态 都有相互会通交流、 取长补短的必要性 正视和尊重 不同文化 客观存在 的特殊性 是实现会通的前提 综上所述，牟宗三和安乐哲 分别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 提出了“中西会通”的目标 虽然二人的 具体说法不尽相同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都体现出了一种超越 自身文化本位 的跨文化视域： 一方面 跨越种族、地域局限 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 承认人类在理性思维 等方面具有的普遍性 使跨文化的会通 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则是 对自身文化传统 的长处和弱点 有清醒的认知 尊重和发挥各个 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以谦虚、包容的 态度取长补短 充分认识各种文化 相互会通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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