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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艺评-头条号 2019/8/1915:32 和合共生—— 临漳邺城佛造像展 2019.8.6-10.6 中国国家博物馆 壹 邺城 另一个“六朝古都” “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展。“和合共生”是一个现代语词，强调融合与并存。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初传中国时期，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才得以生存并发展至今，这个融合的过程也被称作“汉化”。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朝大诗人杜牧在诗中提到的“铜雀”指“铜雀台”，是东汉末年曹操在邺城修建的高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曹操与邺城虽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过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邺城在哪里，因为这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古代地名，遥远到甚至有一千年之久。邺城现如今以遗址的形态分布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20多公里处的乡野之间。我们都知道江苏的省会南京向以“六朝古都”而闻名，而在差不多同时的北方其实也存在着另一个“六朝古都”，这就是“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邺城。 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后占据邺城，开始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北方。从三国魏开始，邺城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故都，居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70年之久。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邺城彻底毁废，人口悉数南迁。曾经是都城时期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漳河，在邺城废弃后逐渐失治，至清代乾隆年间将邺城遗址拦腰斩断，今天所能见到漳河即横亘在邺城遗址之上。由于漳河的扫荡和后世的不断破坏，邺城遗址在现地表除硕果仅存的金虎台（铜雀三台之一）以外几乎无迹可寻。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成立邺城考古队，开始在邺城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迄今通过近40年的工作，逐步揭示出邺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基本结构。 邺城遗址平面布局图 自曹魏至北齐的邺城，都城布局前承秦汉、后启隋唐，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都城规划思想和设计理念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都城的规划建设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次展览的序厅中关于邺城历史背景的介绍，通过对陶砖、瓦当等典型建筑材料的展示，结合城市复原图及视频，展示了邺城丰厚的历史底蕴，也揭示出佛教在邺城兴起的历史根源。公元3至6世纪是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的重要时期，邺城在这期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著名的高僧如佛图澄、道安、菩提流支、慧光、僧稠、法上等便先后在此弘法。 弥勒菩萨头像 供图/国家博物馆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陆，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佛教在邺城得以充分发展，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始兴，至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达到顶峰。唐朝大诗人杜牧在称赞南朝佛教之盛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须知彼时北朝邺城也是寺院众多，佛法大兴。 佛坐像 供图/国家博物馆 《续高僧传》记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严耕望怀疑“四千”为“四十”之误，确实纯以都城而言，容纳四千国家大寺似乎不大可能，但即便仅有四十座国家大寺，在100平方公里的都城之内也是极为可观的，更何况还有偌多中等和小型寺院。当时上自皇室重臣，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崇佛重法，造制穷极，以至“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 从2002年开始，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佛寺（大庄严寺）、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等，其中赵彭城北朝佛寺和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因学术价值重大先后入选了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本次国博展览的主题便是从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塔基出土石函开始的，重点展示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 类似北吴庄造像埋藏坑的发现在邺城虽然不是第一次，但却是规模最大最为集中的一次。2012年1月10日（腊月十七）是个特别的日子，前一天邺城考古队刚刚结束了在赵彭城北朝佛寺东南院长达3个多月的发掘工作，按照计划队员们都将转入室内工作，而家在异乡的队员也要踏上返乡过年的旅程。凌晨5点左右，邺城考古队副队长何利群意外接到临漳县文保所发来的报警通知，急忙赶往现场，经过一番勘察，确认这是一处大型造像埋藏坑，遂向各级主管部门紧急通报，并开始着手准备抢救性发掘工作。从1月10日直到1月23日（大年三十）下午，考古队员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冰天雪地里，直到最后一件造像被提取出来并妥善送回库房后，所有现场工作人员们才都长吁一口气，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 在习文乡北吴庄北地、漳河南堤北侧的河滩内发现的这处造像埋藏坑位于已知东魏北齐邺南城内城东城墙东侧约3公里，即邺城考古队研究推测的东魏北齐邺南城外郭城内。据发掘可知，埋藏坑位于近5米厚的沙层下，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深约1.5米。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发掘编号2895件（块），另有造像碎片78袋，数量也有近3000块（片）。从发掘情况来看，埋藏坑本身并不规则齐整，造像在埋藏时放置密集，其间未有明显分层或用土间隔，堆放较为散乱。 贰 邺城模式 汤用彤先生曾云：“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接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所谓“北方重在宗教行为”的具体体现便是开窟、造像、建寺、修塔等。 在今天的中原北方地区还可较多见到石窟、刻经、造像等遗留，虽然石雕造像并非当时崇佛的唯一体现，出于政治阶层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不同人群的造像也是不一样的。如我们现在熟知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这些著名石窟，因工程浩大，多由皇帝或皇室成员组织开凿，也正由于此，石窟内的一些超大佛像多被认为与皇帝有关。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 从造像种类而言，中国古代一般有金铜像、旃檀像、绣珠像以及石像等，其中除绣珠像具体指代哪一类目前还不清楚外，金铜像可熔、旃檀像易毁，只有石像相对容易保存至今。 本次国博展出的造像绝大多数是汉白玉质，少数为青石和陶质。汉白玉具有质地细腻，易于雕刻的特点，不过由于其材质偏软，在雕刻和使用时同样也存在容易损坏的隐患。大多数造像表面残存有贴金和彩绘痕迹，造像样式除河北地区常见的中小型白石背屏像外，还有部分中型或大型单体圆雕像。 北齐覆钵塔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唯一的一件北齐时期白石覆钵塔，该塔通体彩绘贴金，由基座、塔身、覆钵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为四面龛式建筑，各面雕造三身结跏坐佛和一身结跏坐菩萨。这样的造型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中心塔柱式石窟，不过如果结合顶部的覆钵又会让人想起山东历城神通寺隋大业七年（611年）的四门塔，可以说该塔反映的是中式木构建筑与印度覆钵式塔的巧妙结合。塔顶保存的形体较大的覆钵，是印度古风的遗留。隋唐以后，多层楼阁式佛塔逐渐盛行，覆钵大为缩小，只保留在塔顶位置，不再是塔的主体。 北齐弟子立像 此次展览的造像题材涉及释迦、定光、弥勒、药师、阿弥陀、卢舍那、观世音、思惟太子以及释迦多宝等，内容多为佛教故事，如树下思惟、白马吻别等，在表现形式上有镂孔透雕、浅浮雕、线刻，彩绘等。除了这些标准形态的造像以外，还有一件北齐时期白石弟子立像颇具异趣。该像从身着中衣搭肘式僧服和左手持净瓶来看，应为一佛装菩萨，然后在身躯上面用铆杆连接的却是一个弟子头像，而且弟子头型偏大，神态呆萌，明显与身躯颇不协调，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北魏谭副造释迦佛像 从目前整理情况来看，出土造像的时代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个别为北魏、北周和隋唐时期，有题记的造像约三百余件。此次展出的造像中，时代最早的是北魏谭副造释迦佛像，时代最晚的是唐上元二年张弘亮造阿弥陀像。 说到这里，大家很容易会产生疑问，这些造像原来在哪里？又因为什么原因集中到这里？无疑从时空背景而言，邺城造像是无法逃脱北周武帝灭佛的厄运的，武帝在攻占邺城后召集群僧辩论，随之而来的便是残酷的洗劫。由于造像时代跨度较大，但也未迟至唐武宗灭佛，所以这批造像埋藏的原因我们暂时还无从考证，不过不少造像存在多次修补的痕迹，如前述北齐佛装菩萨弟子像就比较典型。 北齐思惟五尊像 6世纪之前，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先后经历了“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两大发展阶段，邺城地区第一阶段造像具有明显的云冈造像风格。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影响深远。6世纪中期前后，邺城造像在总体特征上尚属于北魏后期造像风格的传承和嬗变。6世纪中叶以后，以“龙树背龛式”造型为典型特征的北齐邺城新式造像融合中西文化因素，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同时接收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即“邺城模式”。 北齐弥勒七尊像 所谓“龙树背龛式”造像背屏立面呈弧扇形，由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背屏的边缘，造像组合旁边还配有龙、塔、飞天、璎珞等装饰。在制作技法方面，从局部透雕发展为通体镂孔透雕，有的甚至多至三层透雕。 北齐天保元年法㥄造像 北齐天保元年法㥄造像即是目前所见最早成型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值得注意的是“龙树背龛式”造像主尊的造型还呈现出薄衣贴体的特点，这样的造型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造像发现后，被认为是“曹衣出水”的体现。“曹衣出水”又称“曹家样”，与画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由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曹仲达所创造。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曹之笔，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意指曹仲达的人物画衣服褶纹多用细笔紧束，似衣披薄纱，又如刚从水中走出之感。 青石立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邺城作为都城始自曹魏、终于北齐，北齐之后邺城虽亡，但北齐时期邺城孕育的文化艺术为隋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邺城的士人、高僧们陆续被移往关中，正是这些人才的移动，才有了后来的隋唐盛世。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出土造像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为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型艺术提供了可靠的标本。邺城造像艺术不仅包含了北魏时期受南朝士大夫风格影响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尽显飘逸潇洒之神姿，又在北齐时期接受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创造出“曹衣出水”式薄衣贴体的新样式，身体曲线玲珑毕现。独具特色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则是邺城工匠高超技艺的体现，充分利用了汉白玉石质细腻柔软的特点，开创性的镂孔透雕的呈现，是我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一大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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