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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计划用30年平天下,可老天只给了5年半

原创
2019-08-23  最爱历史...

宋朝写历史的史官,很牛掰。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因为顶不住一名侍御史的“正面刚”,当场打掉了他两颗牙齿。这名侍御史忍痛趴在地上,把牙齿捡起来。

赵匡胤嘲讽说,什么情况,你还要拿牙齿当证据,告朕的状不成?

侍御史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告不了您,但自有史官把此事记下来。

赵匡胤一听,慌了,赶紧向侍御史赔礼道歉,赐金帛慰问。

这件事告诉我们,宋朝的史官确实牛掰,是一个小官员敢当面怼皇帝的靠山。这些史官对历任皇帝的要求都很高,即便是宋仁宗这样难得一遇的仁君,也经常被他们在史书里纠小辫子。

但是,有一位皇帝,宋朝的历任史官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简直是他们眼中的完美帝王:

薛居正《旧五代史》,说他“乃一代之英主”;

欧阳修《新五代史》,称赞他是“雄杰”“贤主”;

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他是仁君+明君。

这可不是政治压力下的歌功颂德,因为,这名完美帝王是前朝皇帝。

他叫柴荣。

后周世宗柴荣

1

历史上有派出所所长当上皇帝的,有做手工当上皇帝的,有和尚当皇帝的,柴荣(921—959)的皇帝生涯起点,则是一个商人。

柴荣出身家道中落的富家。他有个姑姑,曾被选入后唐庄宗的后宫,后被遣散回家途中,一眼相中了郭威(904—954),带着嫁妆跟着郭威跑了。当时,郭威只是一个落魄的军卒。

柴荣后来投奔姑父郭威,并成为郭威的养子。此时,郭威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柴荣帮助他做生意,累积资本,一度到江陵贩茶。

经商的同时,只要有空,柴荣就坚持习文练武,不仅通读史书,而且精通武艺。绝对是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

公元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郭威是刘知远的心腹,辅佐有功,一路晋升,成为统帅大军的将相。柴荣跟随养父,进入军界。

后汉继位的皇帝刘承祐(即后汉隐帝),十分忌惮拥兵在外的郭威,意欲诛杀他。事泄,郭威起兵“清君侧”。刘承祐将留在京城的郭威家人杀得一干二净,史书说“婴孺无免者”,连尚在襁褓中的郭威儿子,也杀了。

郭威于是在澶州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后周(951—960)。10年后,赵匡胤如法炮制,建立大宋,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这是后话。

后周太祖郭威

郭威做了3年皇帝,就因病去世,年仅51岁。因为他的家人已被后汉隐帝杀光,使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养子柴荣就是第一人选。

郭威称帝后,有意让柴荣掌管军队,以立军功,树威望,但在后周开国功勋、枢密使王峻等人的阻挠下,此事只能搁置下来。

后周立国的第二年,慕容彦超在兖州造反,柴荣请求带兵平叛,郭威也公开表示支持,说:“如朕不可行,当使澶州儿子(指柴荣)击贼,方办吾事。王峻不愿柴荣带兵,最终只得由郭威率军亲征。

在逝世前一年,郭威察觉到王峻的野心,将他软禁起来。当天退朝后,郭威向太师冯道等人哭诉,王峻欺人太甚,欲尽逐大臣,翦除朕的羽翼。朕只有一子(指养子柴荣),他也要从中离间我们。

通气工作做完,第二天直接贬王峻为商州司马。然后,升任柴荣为开封尹、晋王。这样,柴荣继承皇位的局势,已经很明朗。

不过,时任禁军系统高级将领的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有可能成为柴荣顺利继位的障碍。郭威对此了然于胸,故在后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召李重进进宫,交代后事,命李重进当着他的面跪拜柴荣,“以定君臣之分”

954年,郭威驾崩,34岁的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

2

柴荣继位,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才到来。

如果你略懂五代史,肯定会对那个时代流水线般生产皇帝的流程印象深刻。整个五代时期,共54年,换了8个姓,出了14个皇帝,平均不到4年就换一个皇帝。

皇帝上位的方式,也很多样化。其中,父子(包括养父子)传位的形式,仅有5个,约占三分之一。最关键的是,通过父亲(包括养父)传位的继承者,政权寿命大多不长。

在柴荣之前,后唐李从厚从父亲李嗣源那里继位,不到一年即被夺;后汉刘承祐继承父亲刘知远的皇位,两年即亡;后晋石重贵时间稍长一点,从养父石敬瑭那儿继位,但不到四年就被契丹人掳走了。

刚上位的柴荣,一想到这些离自己很近的历史,估计肝儿都颤了。

事实也是如此。柴荣继位不到10天,北汉开国君主刘崇听说郭威死了,立马联合契丹,发兵五万,进攻后周,想趁着新君立身未稳,灭掉后周。

柴荣决定御驾亲征。

但他的决定,却换来了朝廷上的群嘲。以太师冯道为首的群臣,一个个站出来竭力反对。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柴荣:刘崇趁我国丧,闻我新立,自以为是吞并天下的时机到了,用心险恶,我不可不亲征。想当年唐太宗创业,无不亲征,我又何惧?

冯道:陛下不能和唐太宗比。

柴荣:我兵强马壮,破刘崇必如泰山压卵。

冯道:陛下你不是泰山。

柴荣被怼得一脸黑线。这个冯道,是五代时期的不倒翁,历仕四朝十帝,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乱世中,没有什么忠君观念,只忠于实力派,谁赢了就听谁的。整个时代的风气,都是如此。

军队更是如此。五代时期,兵骄将悍,战胜则擅兵挟主,战败则倒戈投敌。

柴荣的困境,外有强敌临境,内有准投降派在观望站队。这逼迫他更加必须亲征,在前线应对任何突发事变。

两军战于高平(今属山西晋城市)。

刚开打,后周右路军就崩了。大将樊爱能何徽望贼而遁,千余人投降了北汉,南逃的数千人则沿途劫掠粮草。柴荣下令禁止劫掠,樊爱能、何徽均不听。

设想一下,如果柴荣没有御驾亲征,樊、何极有可能倒戈一击,打回开封,将毫无威望的新皇帝干掉。要知道,将领前线战败后,掉头灭掉故主,拥立新君,几乎是五代权力更替的一项“传统”。

关键时刻,柴荣亲率军队,冒着弓箭,督促诸将奋战,直到斩杀北汉骁将张元徽。

后周打赢了。柴荣的皇位,稳了。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说,经过高平之战,“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他还说,柴荣坐稳天下,不是依靠养父郭威,而是靠自己“以死生为生民请命”,拼了自己一条命,打赢高平之战的回报。

五代十国时期地图

3

高平之战后,终于树立了威信的柴荣,开始整肃军队,并拉开了被后世称为“周世宗改革”的序幕。

第一件事,是斩杀望敌而退的降将。当时,樊爱能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何徽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二人位高权重。但鉴于二人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柴荣毫不手软,果断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二人所部军将70余人。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杀伐立威,“骄将惰卒,始知所惧”。

柴荣经常对身边的人说,高平之战是检验我们军队战斗力的一战,可惜临敌不堪一战,差点丧败,“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由此,后周开始挑选精锐士兵留充禁军,裁汰老弱之兵。当时,全国的勇士猛人,基本都在地方节镇,柴荣于是公开招募武艺高强的人充当殿前军,设殿前都点检统一指挥禁军。

在柴荣的强力整顿下,初步扭转了兵力外强内弱的局面,中央禁军已经比地方节镇强大。后周的军队战斗力因此大大提高,史书说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柴荣死后,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为资本,演出了黄袍加身的戏码。上台后,担心历史重演,于是改变了柴荣强化禁军战斗力的做法,反其道而行,通过剥夺将帅兵权、推行更戍法等措施,严重削弱了宋代军队的战斗力。这是后话。

除了军事,在经济、人事、法律等诸多方面,柴荣都有相应的重磅改革措施。

中国出了几个以“毁佛”闻名的皇帝,柴荣是其中一个。清代摊丁入亩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段内,政府都按人头征税,这导致很多人以遁入空门的方式,不事生产,躲避赋税。当僧尼的人数超过正常的比例,一个国家(尤其是非大一统的朝代,比如南朝、五代)的正常运转就会因劳动力严重不足而被拖垮。

柴荣改革之前,后周境内平均每个县有20多家寺院。佛教兴盛到这种程度:寺院销铜钱造佛像,造成了流通钱币严重短缺。

柴荣继位第二年,下令大废国中佛寺,规定有国家许可的寺院才能保留,其他一律废除。因为佛教信仰关乎因果报应,很多官员对毁佛心有忌惮,柴荣亲自带头,砸毁了一尊别人不敢冒犯的观音铜像。他说: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

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

拜佛不一定是真心奉佛,行善才是真心奉佛。佛祖愿以真身救世人,如今牺牲铜像,造福天下,肯定更加在所不惜。柴荣的说辞,放在今天,仍然很有道理。

在他的推动下,最终废除寺院3万余所,6万多名僧尼还籍。佛像被销毁后,重新用于铸造钱币,恢复经济。

柴荣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恢复五代以来沦为形式的科举制度,注重人才选拔。有一年,礼部草率录取了16名进士,他知道后,亲自组织重考,最后仅录取4人。他还多次以“失于选士”为由,处分主考官。

难得的是,他不是一个机械的规则主义者,而是强调制度与破格相结合。

柴荣想任用小吏出身的魏仁浦为枢密使,有人反对,理由不是魏仁浦能力不行,是说他非由科举出身。柴荣当场反驳说:

自古以来,明君都是用有文才武略的人辅佐自己,这些人难道都是科举出身吗?

最终还是破格任用魏仁浦为相。

赵匡胤极为敬畏的后周名臣王朴,也是柴荣破格提拔出来的。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曾指着自己的黄袍对近臣感慨说:“王朴如果还活着,我穿不了这黄袍。

柴荣虚心纳谏,在历史上也很出名。他说过:“言之不入,罪实在予。意思是,你们尽管讲,讲错了算我的。

在位期间,他从未因言论问题杀害过一个大臣。

柴荣作为“五代第一明君”,最爱君最欣赏他的地方,其实是他的权力观。儒家虽然一直讲“民贵君轻”,但历史上的皇帝没几个真心认同,他们讲得最多的是两点:第一,百姓愚昧,要朝廷来开导;第二,百姓狡诈,要好好管理。

柴荣的认识,完全不同。以下是他与近臣的两次对话:

臣子:现在的老百姓,坏得很。

柴荣:这样看不对,这是因为当地的官员没选好,让百姓遭殃了,他们才会去做坏事。

臣子:淮南闹饥荒,您下诏要求贷米给饥民赈灾,但是百姓穷困,我怕他们偿还不了啊。

柴荣:百姓是朕的子民,天底下哪有儿子饿肚子,而父亲不管的?谁又要求他们一定要偿还呢?

这样的权力观,不要说在古代,就是放现在,也值得很多官员琢磨和学习。

柴荣曾问王朴,你看朕能当几年皇帝?

王朴懂玄学,答道,以我所学预测,可以当30年;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

柴荣听了很高兴,向王朴吐露了他的理想:

若如卿所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后周疆域(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4

从柴荣继位的第一天起,他就笃定地按照他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在推进工作。

他的改革,强国富民,最终目的是为了“开拓天下”。用历史教科书的话说,统一中国是当时的历史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后周位处中原,北有辽国和北汉,南有南唐、后蜀、南汉等政权。如何推进统一进程,这里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

枢密使王朴为柴荣献上《平边策》,按照王朴的设计,后周应该先灭南唐、南汉,次取巴蜀,再次而幽、云,最后攻取北汉。这是典型的“先南后北”而且“先东后西”战略。

后来北宋的统一进程,大体上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北宋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采取“先南后北”,但又“先西后东”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相对的大一统。但正因为北宋太过强调先易后难,以致在灭掉五代十国之后,国力消退,始终都无法从辽国手中夺回幽云十六州,成为宋人永远的痛。

柴荣的做法,其实跟王朴的策略,以及后来北宋的操作,都不一样。

他有自己一套谋略。

他先派大将西征,不到半年,攻取了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随后,开始南征。他三次御驾南征,最终拿下南唐的江北十四州

就在所有人认为柴荣要灭掉南唐,连南唐都自认国祚不保、遣使求和的时候,柴荣却对南唐使者说,划江而治就好了,我在位时,绝对不会灭你的国,至于后世我就不打包票了。

这个时候,柴荣已经将他的目标锁定在最强大的敌人——辽国。

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柴荣的整个计划:他先攻打并不强大的后蜀,取了4个州,但未灭人国,可见是出于练手和震慑的目的;接着攻打南方最强大的南唐,取了江北之地,仍未灭人国,目的仍然是震慑,让所有南方的政权都老老实实别动,奉我为正朔。

他应该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君,心目中真正的敌人,是干掉辽国,夺回幽云十六州。所以针对北方,他也没有先打北汉,而是直奔幽云而去。这一点,与王朴倒是意见相同,一定要先夺幽云,再打北汉。

为什么要先幽燕后北汉呢?王朴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幽燕既下,则北汉“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如果先北汉而后幽燕,虽北汉可灭,然已师老兵疲,幽燕难下。

后来的北宋则反过来,先打了北汉,再去夺幽云,结果真的错失窗口期,怎么都夺不回来。这是后话。

柴荣在震慑了南方政权之后,按计划出兵辽国,还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当时的契丹,国力虽强,但矛盾激烈。时任皇帝辽穆宗,晚上喝酒,白天睡觉,被国人称为“睡王”。以契丹的国力,来一个昏君,中原政权收复幽燕还有胜算,若是来一个明君,基本就没戏了。柴荣攻打辽国,正是想抓住契丹内乱的政治窗口期。

959年,柴荣在位的第六个年头。农历三月,他率军北上伐辽,势如破竹,接连收复瀛、莫、易三州,以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仅用了42天。这对契丹的震慑很大,史书说,契丹“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

五月,柴荣正要乘胜进取幽州,却突然患病。传说他行至一地,询问当地人地名,对之“病龙台”,他听完默然。病情加重。

回到开封,六月病逝。年仅39岁。

后来,宋真宗赵恒曾无限惋惜地说:“(柴荣)非遇疾班师,则克复幽蓟矣。

王夫之复盘并对比了柴荣、王朴和赵匡胤三人的统一战略,推柴荣为第一,王朴第二,赵匡胤第三。他深有感触地说:

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一天下,而绍汉唐者也。

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历史无法假设,而老天如果再给柴荣一些时间,历史会往哪里走?这成为古今无数读史者,心中无解的谜团,永远的遗憾。

5

柴荣希望用30年致太平,可惜老天只给了他5年半时间,这对于一个想要有大作为的统治者而言,实在太吝啬了。

考察历史上一些公认的治世,它们的创造者,在位时间通常在10年至25年之间:

文景之治的缔造者:汉文帝在位23年,汉景帝在位16年;

孝宣中兴的缔造者:汉宣帝在位26年;

开皇之治的缔造者:隋文帝在位24年;

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在位23年;

大中之治的缔造者:唐宣宗在位13年,人称“小太宗”;

仁宣之治的实际缔造者:明宣宗在位10年(他老爸明仁宗在位10个月,儿子拉他沾光)。

当然,一个统治者在位时间太长,往往也不是好事。一般来说,在位时间超过40年的皇帝,后期容易昏聩怠政,酿成政治恶果。比如,历史上“晚节不保”的著名皇帝:

汉武帝,在位54年;

梁武帝,在位48年;

唐玄宗,在位44年;

嘉靖、万历这两个皇帝,在位都超过40年;

乾隆帝,在位60年……

从两方面来看,柴荣30年的预期,确实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判断。在乱世末期,缔造一个治世,会比大一统朝代长一些。历史上的治世,与柴荣的情况最具可比性的,应该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杨坚在位24年,可见柴荣自我预期30年,很实在、合理。再长了,可能会堕入老人政治的陷阱,这也是柴荣极力想避免的。

可惜,如今这一切,只能是我们的事后推论而已。

而柴荣真正厉害的地方则在于,哪怕他只有5年半的时间,他仍然赢得了历史的至高评价。他在位5年半获得的口碑,不亚于治世明君的十年二十年。

欧阳修对柴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新五代史》里赞道:

世宗(柴荣)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

司马光写史,对历代皇帝持论颇为苛刻,但他同样对柴荣不吝赞誉:

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当代史学家,亦公认柴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太宗之后,又一个取得治国治军突出成就的统治者。史学界认为,柴荣在他的历史时代,做出了三个重要成就:

第一,五代时期数十年分崩离析的残局,到柴荣统治时期,才有了统一的端绪;

第二,唐末五代以来,军阀混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到柴荣统治时期,才有了复苏的转机;

第三,由于统一的端绪和经济复苏的转机的出现,以及对内的全面改革,对外的军事行动都卓有成效,使人们在分裂动乱的局势下,在存亡未卜的命运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我读历史,理性多于感性,但有时读到历史中的大小人物,读到扼腕痛惜处,仍不免感性盖过理性。不过,就算是感性代入历史,我也很少去做假设历史。

常读最爱君文章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我写过历史上不少悲情人物,要么壮志未酬,要么雄心未已,要么死于战场,要么死于站队……总之,牛逼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悲剧的人各有各的悲剧。

然而,我最常用的句式是“某某死了,怎样怎样”(比如“张苍水死了,大明才算完了”),用以陈述一个历史事实;我极少用“某某若不死,怎样怎样”的句式,因为这意味着历史可以假设,而我认为假设历史,意义并不大。

可是,就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却一直在想着,柴荣若不死,中国历史会怎样呢?

也许这就是柴荣的魅力,他可以穿透历史事实与虚拟历史的壁垒,让人在无限的惋惜中,去探索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终究只是一团无解的迷思。

天意难测,历史亦然。


参考文献:
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张其凡:《五代政权递嬗之考察——兼评周世宗的整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李晓:《王朴、周世宗、宋太祖统一战略比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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