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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提起杜甫，我们第一印象一定是骑驴愁脸的样子。杜甫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原来是黄庭坚这家伙跟杜甫开了一个玩笑，居然写了一首比画家还要传神的诗，传遍历朝历代，于是，杜甫就成了骑驴而行“中原未得平安报，酔里眉攒万国愁”大的诗人了，但是，这真的太冤杜甫的形象了。 我们还是一道来吧。 1从杜甫骑驴三十年的误会说起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中，唯独没有骑马的诗人就是杜甫了。我少年时代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他描写李白骑着骏马，带着美妻，遍游祖国名山大川的印象极深。而杜甫的形象，只见画家们画他骑驴愁目的样子，也总以为穷困潦倒的杜甫，大抵如此而已了。只是近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杜甫的马诗，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杜甫在人们的印象里，之所以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骑驴形象，除了黄庭坚的诗作和学者们的想象创造之外，大概也与他自己的诗作名篇《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在这首诗里面，这样形象鲜明地描写自己困顿长安数年的日子是： 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这首诗写于天宝七年（748），这一年杜甫三十七岁。他若骑驴真有三十年的时间，那就等于说，他七岁就已经过上骑驴旅食的京华生活了，这怎么可能呢？古代学者当然觉得肯定不妥，但是，有的学者偏要争这个辩。他们找出陶渊明《归田园居》一诗中有“一去三十年”的句子考证说，陶渊明自初士至辞官，经历只有十三年而不是三十年，所以陶渊明的“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十三年”。杜甫自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七年，也恰是十三年，故杜甫骑驴不是三十年而是十三年。这真是拿学术做儿戏看。 如果陶渊明的诗笔有误也就罢了，凭什么说熟读陶诗的杜甫，也会再次笔误呢？杜甫开元二十三年还在东都洛阳参加过科举，此前，他骑马的事实，杜甫诗中多见。例如他在《七月三日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这首诗中说：“歘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玄不虚发”。 杜甫在标题中说是论壮年骑马，那么他的壮年是什么时间呢？他在《壮游》这首诗中写道：“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诗中的“中岁”即杜甫参加开元二十三年贡举的年龄，当时杜甫二十四岁。那么，壮年，应该是天宝三年秋末冬初间，杜甫三十三岁与李白、高适等游粱宋的事。这时候他尚“胡马雕弓”，而且对此晚年都记忆犹新，天宝七年他怎么能把骑驴十三年误为骑驴三十年呢？何况他在《壮游》一诗中说“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如果从“独辞京尹堂”算起，然后“放荡齐赵间”，那也是最晚开元二十四年，杜甫就骑着马冬猎呼鹰的。说杜甫“骑驴十三年”不是上演了一出弄巧成拙的滑稽戏吗？为此，我很遗憾杜甫妙笔一生，却醉眼笔底，不能以“骑驴三百年”而一语惊人。 2黄庭坚给杜甫的画像以假乱真 最早的讹传，大概要算南宋的杜诗学者蔡梦弼。他作注的杜甫诗集里，居然说王维画过一幅《子美骑驴图》，实在笑死人了，看看王维的诗集里，有同杜甫交往的见证吗？再说，王维作画也不至于以杜甫为题吧？但是，后世浅薄的诗人、画家，辄以为杜甫真的是往往骑驴醉酒而行的。难怪钱谦益嘲笑他们，是竟做了一回“委巷小人流之语”的学者。 不过，说杜甫骑驴的始作俑者，还真不能说是蔡梦弼。钱谦益实在错怪蔡梦弼老先生了。真正创造了杜甫骑驴醉酒形象的人，正是北宋的大诗人黄庭坚。他在《题杜子美浣花酔图》一诗中，妙笔生花地写到： 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 愿闻脱冠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酔里眉攒万国愁。 我们不知道黄庭坚题写的《杜子美浣花溪酔图》究竟是真是假，正是黄庭坚的诗名，把杜甫骑驴醉酒的形象就基本固定下来了，他的诗笔所以画杜甫，好像比任何人的画笔给杜甫的画像还要真实。好像杜甫不是“落日蹇驴驮醉起”，没有“醉里眉攒万国愁”的样子，那就一定不是杜甫了似的。 黄庭坚的诗是好诗，或许杜甫也真有那样的骑驴和醉态过。不过，居蜀时期的杜甫，与黄庭坚的描写，实际上是有很大距离的。 可是，黄庭坚也不止一次说到杜甫的时候，总是离不开骑驴的形象。 例如《题韦偃马》这首诗中，他又一次写道： 韦候尝喜作群马，杜陵诗中如见画。忽开短卷六马图，想见诗老醉骑驴。 杜甫没有骑过驴子，那一定不是事实。但是，说杜甫出行必见于驴背，那同样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杜甫在城都骑驴，那就更不是事实了。 杜甫与韦偃相识于上元年间（760—761）。这一时期，杜甫早已不骑驴了。我们从杜甫现存的诗来看，开元年中肯定不是骑驴漫游吴越齐赵的。但从他作于天宝七八年的诗，《示从孙济》这首诗可见，杜甫真是骑驴而行的。 诗的开头就说：“平明跨驴去，未知适谁门”。看看杜甫所用的那个“跨”字，就感觉他对骑驴的感情色彩还是相当不齿的。所以，杜甫诗集中，描写自己骑驴的诗句，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少之又少的程度。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能见到杜甫诗中有“驴”字的诗句，不过三四句而已。而直接描写自己是在骑驴的诗，仅见《示从孙济》这一篇中的一句诗。这与他的诗集中，直接描写自己骑马的诗篇和诗句比较起来，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而且，杜甫诗集中的“驴”字，也只有区区四个左右，马则字多达一千余字。这就值得我们需要去澄清一个事实：杜甫是一个骑驴的诗人呢？还是一个骑马的诗人，不是已经明摆着了吗？些说法都还不能看做是对杜甫与马和杜甫与骑马的学术研究。 3郭沫若的疏忽与遗憾 古人对于杜甫的骑马视而不见，却对其骑驴不惜无中生有，真是开历史之玩笑，毕竟杜甫骑马要比骑驴的事实充分得多。 不过，真正运用学术观点，触及杜甫骑马的第一人却发生在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之中。此前，对于杜甫的骑马，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做过讨论。 例如，闻一多先生注意到杜甫的马诗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与李白的会合》也有所反映，他说：“在动物里，他特别喜爱鹰和马，他用它们比喻战斗的生活和崇高的品质”。 此外如萧涤非先生在他所编著的《杜甫诗选》中说：“杜甫本善骑马，也很爱马，对马有真感情，故所有咏马的诗都极深刻，往往就寄托了自己的精神”。这些说法都还不能看做是对杜甫与马和杜甫与骑马的学术研究。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地主生活》这一章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 深幸杜甫在诗中多所叙述。《潼关吏》：“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可见由洛阳至华州是乘马。《发秦州》：“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可见由秦州到同谷是有车和马。《白沙渡》：“我马向北嘶，揽辔复三叹”。可见由同谷到成都也都是一样。 “ 只有华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详。但由华州出发以后是带着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车，杜甫骑马，可毫无问题”。 以上是郭沫若对于诗人杜甫骑马的学术关注。可是不知为什么，杜甫直接描写自己骑马的诗《病马》，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他很大的一个疏忽。 因为这首诗直接说明，杜甫自乾元元年六月，出金光门移华州时，就已经在骑马。他所说的华州到秦州，已是乾元二年七月以后，杜甫骑自己的这匹马已经一年余。 不过，即便郭沫若从学术的角度关注过杜甫与马，那与杜甫和杜甫与马的广泛联系相比，简直算不上是对杜甫与马真正了解的开始。只能说一次学术上的疏忽与遗憾了。 4天宝前杜甫就有诗写骑马的证据 杜甫于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仍然有齐赵之游，都是骑马的，杜甫还自称那时“裘马颇轻狂”。即便是天宝三年，他也有与李白春歌泗水醉舞梁园之联轡，又于此年秋末初冬与李白、高适相聚，驰马于洛阳宋州之间。他们联辔齐驱，挽马扬尘，北渡黄河，访道士华盖。次年之夏，杜甫又有谒李邕于齐州，结李白于鲁郡之行，直至初秋与李白在鲁郡的石门，赠诗相别。此际，杜甫有诗为证，都是乘马而行的。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见： 掾曹乘逸兴，鞍马去相寻。 这是法曹请客，杜甫骑马赴宴集会。鞍马，就是骑着马。《对雨书怀走邀许十一簿公》也见诗中写了诗人是骑马的： 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 这是追忆因下雨，没有骑马去拜访许十一于门庭的诗。《暂如临邑，至鹊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一诗，也说明杜甫此时身不离马，看其诗句： 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 这是杜甫游齐州济南鹊山湖时，歇马林荫的情景。据陈贻焮《杜甫评传》考，题目中“鹊山”的“鹊”字（原为山字部右昔），乃是鹊山的鹊字。元代赵孟俯有名画《鹊华秋色图》。 天宝四年以后，杜甫骑马长安的形象，依然在他的诗中屡见。如天宝九年《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一首首句便说： 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这首诗大概作于天宝九年或九年以后。但诗中对于自己骑马远游的经历，依然颇能自负。此诗的第五章还说： 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 所谓“没马”，是山林中的“碾涡”淹过马蹄或马膝，并不是说因水深，把马整个给淹了。第九章云： 忆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 何将军管理的苑囿之美，令杜甫无限神往。所以，如有可能，他定会驱马，在杨柳渚上一醉方休的。看来，此时杜甫骑马并非不易。 从以上的例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了，杜甫一直到天宝九年前后，骑马是常有之事。实际上，杜甫的《奉赠韦丈人二十二韵》真是一首好诗，钱谦益引范元实《诗眼》评此诗的话说“此诗前贤录为压卷”。可谓是得到前贤一致公认的佳作。此诗一气而下，翻心清肚，陈痛诉怨，淋漓尽致地向这位尚能欣赏自己作品的长者高官，倾吐了奋斗的不易和碰壁的饱经。对于这样一位求职无门的青年遭遇，谁听了都会询堪同情的，至于他是骑驴三十年，还是骑马十三年，韦左相在意的，会在于此吗？ 杜甫骑马实早已有之，他开元十八年便游晋。十九年到二十二年的三年中，放浪于吴越江湖，如此长距离的远游，不骑马很难想象其如何成行。再说，据我们依可靠的数据推算，开元十六年以后，当时国家有马，少说也要六十万匹的规模。大约合每八十人就有一匹马。所以冯至先生说得好：“青年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使他有裘有马”。杜甫晚年的诗《壮游》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至于在长安天宝末，他是借马还是租马，则没有证据。居夔州时，他曾说自己是“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的。一个“仍”字，说明杜甫居蜀以来，都是“御史”们给他供马骑的。他第一次借马骑，是在至德二年八月，为了到鄜州探妻。而杜甫所乘之马，当然不会是国马良骥，但他确有可能一直有马乘。不过，可能天宝十年到至德二年的这段时间里，杜甫是不是有马骑，不太清楚，而这一段时间，也是杜甫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之后，杜甫于乾元元年六月我们明明确确看到杜甫又骑上马了。 5离开长安渡陇前已有马骑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地主生活》这一章里，对杜甫骑马确实也花费了一番功夫，因此，他也非常自信地说：“只有华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详”。 是这样吗？我们看看杜甫乾元元年六月初，作《从左拾遗移华州出金光门》中说：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千门，即皇宫。驻马，即勒马回望。可见杜甫从京师移华州，是骑马出城的。这一年冬天，作《受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一诗里，有杜甫骑马的身影： 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 杜甫是由华州去洛阳，留酒过量，所以“上马身无力”。诗中有“姜侯设鲙当严冬”之句，故知所乘之马，仍是出金光门之马。又于乾元二年春作《湖城东遇孟云卿》一诗写道： 湖城城南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诗中的“驻马”，即诗人据鞍勒马，与诗人孟云卿相见马上的情景。诗中因有“寒尽春生洛阳殿”之句故是乾元二年初春之作。杜甫乘马自洛阳归华州。 郭沫若先生提到的《新安吏》，作于乾元二年四至六月。七月，杜甫踏上渡陇之旅，他借凤翔，走陇县，经清水，入秦州街亭，有《遣兴三首》，中云：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 说明从华州到秦州这一段，杜甫一直骑马。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郭沫若，没有注意。而且，杜甫离开秦州时，在秦州到同州的路上，写了《病马》这首诗，杜甫开头就说： 乘尔亦久矣，天寒关塞深。 杜甫的这个诗句，比较确切地向我们透露了杜甫骑这匹马“亦久矣”的消息。从而可以证明，杜甫最晚乾元元年六月，出金光门时就已有马乘，算来已一年半时间。 很可能就是这匹马，载着杜甫出西京，移华州，往洛阳，过新安，复于华州出发，客秦州，奔同谷，直至到成都。 但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无马。我们说过，杜甫可能天宝十年到至德二年十月以前是没有马骑的。即便如此，也找不到，这一段时间里，杜甫骑驴的字样。 特别是天宝十五年，杜甫从白水出逃之际，幸亏他的表侄孙王砅，将自己的马借给杜甫，才得以脱险，“避胡”于鄜州羌村。 至德元年，杜甫告别妻子，孤身徒步去延州追随肃宗，四月，在凤翔见到肃宗，肃宗授他以左拾遗。八月之初，肃宗许他回家探视妻子。 当时，身在行在凤翔的杜甫，距鄜州羌村的妻子约六百余里路 。杜甫给特进李嗣业写诗说：“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也许将军富于同情心，也许是杜甫积德，曾经写过《高都护骢马行》，赞颂过李嗣业的老师高仙芝，他居然从军中借得一匹“追风骠”。 杜甫骑上这匹马，行至麟游九成宫，深情地西望凤翔行在，赋诗：“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他在鄜州羌村住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可能还去过羌村以外的地方，这都要骑马。 不久，杜甫回到长安，马送还了官府。他在《逼仄行赠毕曜》这首诗中说：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 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 这首诗的特别信息是，杜甫还了官马以后，很害怕走路，因为，他在羌村大病一场，估计尚未痊愈，加上营养不良，所以，行路困难。可是，当有朋友愿意借给他驴骑时，他却显得不想接受的样子。杜甫爱骑马，完全胜过骑驴以上。 不过，这首诗中有“晓来雨急春风颠”和“辛夷始花亦已落”，与杜甫探妻后归朝的时间不相吻合，恐是乾元元年春作。如果杜甫之有马，始见于乾元元年六月，那么他自有乘马的时间，就在乾元元年的春夏之交。 诗中提到所还官马，不论是李嗣业的军马，还是另借的官马，其实就杜甫骑驴骑马来说，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这一次，他想借马骑，可是东家只有蹇驴。所以才有“泥滑不敢骑朝天”的婉拒。 乾元二年十一月初，从秦州出发以后的杜甫，过铁堂峡前，马已折骨，但尚可乘骑，所以，杜甫为自己的乘马，深情写下《病马》这首诗。路途固有关塞之险，骑的也是凡马，但此马与人一心，马不停蹄，尘中尽力。虽老犹驯，是“真堪托死生”的宝贝之马，焉能不为之感动？ 不过，或云秦州铁堂峡一带，有一个传说，说杜甫过铁堂峡，水激冰长，不意渡河车翻，伤了马所以马病。这个传说，可能是一个附会之说，杜甫的《病马》一诗，没有涉及马有病的内容，说渡水车翻，纯属对《病马》一诗标题的误解。杜甫发秦州以后，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妻子坐车，杜甫骑马。若渡水车翻马伤，所伤的应该是驾车之马而不会是乘骑之马。 综上所述，杜甫开元之世即是骑马远行的，天宝初也有马骑。大概天宝五六年以后，杜甫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就没有自己的马骑了，但还是好骑马，所以也骑过一些并不是自己的马。那么，天宝十年前后，直至乾元元年春夏之交以前，杜甫一直没有马骑。但乾元元年六月之前他又有马骑了。 所以，我们说，杜甫《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中的“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是对自己的大好青春里，从来就没有富贵过一天困顿生活的牢骚话，当时杜甫已经37岁（按照旧注，此诗写于天宝六年。但是，现在发现了韦济墓志，韦济天宝六年不在朝中担任职务，天宝十载才在朝中任职。所以，诗写于天宝十年，那么，杜甫40 岁了。杜甫天宝三年都有自己的马，到天宝十年才七年）但是，不要认为真的是骑驴三十年，也不要辩解不是三十年而是十三年，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处境困顿的艺术描写而已。 但是，也让我们从此发现了杜甫为什么是一幅骑驴愁脸的样子，原来，都是黄庭坚给杜甫画像惹的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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