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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塑造中国历史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然而，历史不忍细看，在光鲜的表面背后，换个角度，却是不堪的一面。秦始皇和汉武帝，无论在当世还是后世，都有为人诟病的地方：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残暴无道、薄情寡恩，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然而，两人的身后事却大相径庭，秦始皇死后很快亡国，汉武帝死后却迎来了汉代的又一个辉煌：昭宣中兴。
这种强烈的反差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其实原因，归纳了几条汉武帝的“成功经验”：“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司马光这里说到的“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这几条，好象秦始皇做得也不比汉武帝差。差异较大的，是前后两条。
秦始皇是开国之君，中国第一位皇帝，自然是前无来者，治理一个大国，没有前代留下的经验教训，只能为后人做嫁衣了。司马光说汉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多少有些为汉武帝美言的成分，其实，汉武帝无论是治国方略还是对外政策，都与先王都极大的差别，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遵先王之道”。但另一方面，汉武帝确实沾了祖上的光，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离不开前代帝王打下的良好基础。经过数代帝王努力，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已经在百姓心中扎了根，根基是稳固的，而秦始皇从六国手里夺得天下，还没有完全收服人心，矛盾不但没有消化，反而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覆亡。
要说汉武帝“晚而改过”，确实在最后的三年里，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专门颁发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诚心改过，但为时已晚。
“顾托得人”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一点秦始皇和汉武帝别很大。
汉武帝对身后事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安排年仅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看似一个很冒险的举动，其实很有深意。
在经历太子刘据造反事件后，汉武帝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继承人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他把几个儿子一个个检视一遍，都不理想。年长的燕王倒是有野心，但是沉不住气，一看到机会，就着急调回京城，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所治理的燕国一塌糊涂，还违犯规定，纵容犯罪分子，打击犯罪不力，汉武帝看得清楚，不是当皇帝的料儿。另一个儿子广陵王是个吃货，整天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昌邑王，后来当了几天皇帝的小昌邑王的父亲，这个老昌邑王估计身体很差，在汉武帝死后一年就去世了。
汉武帝的目光自然落了到了小儿子汉昭帝的身上，汉昭帝虽然小，但天资聪明，底子不错。不在没有合适人先的情况下，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了。但是，要想让他继承王位，首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小皇帝必然出现母后、外戚干政。汉武帝可是下了狠心了，在汉昭帝才五岁的时候，就找个借口，将他的母亲赵婕妤杀了。
还要解决谁来辅政的问题。权臣当政风险也很大，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把目光锁定到了身边人霍光身上。霍光也算是汉武帝的亲戚，在内廷给汉武帝当秘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汉武帝对他知根知底，一直很满意。信得过他，又知道他的能力。他把一副周公辅成王的画赐给了霍光，霍光不解其意。
汉武帝临死前，将霍光叫到跟前，霍光问他谁能继承大统，汉武帝说，朕早把画儿赐给你了，还不明白吗？你要行周公故事。意思要霍光效仿周公辅助周成王的故事，辅助年幼的汉昭帝。
霍光毕竟是皇宫内廷的官员，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官位并不高，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实权在外朝宰相手里。为此，汉武帝又做了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凌驾在宰相之上，既是皇宫内朝的负责人，又是外朝行政事务的负责人。这一下把先王的基本制度都给改了。
之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汉武帝选择霍光，选对对了人。霍光跟汉昭帝配合得很好，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在汉昭帝不幸早逝后，他立小昌邑王为帝，一看实在不行，又果断废掉，立了汉宣帝，还是汉武帝的嫡曾孙，保证了法统的合法地位。
尽管同样雄才大略的汉宣帝最终将权臣霍光搬倒了，但总体看，汉武帝死后，出现“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霍光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汉武帝眼光看得远，顾托得人，实现了平稳过渡。
本来是一手烂牌，经过汉武帝的精心安排，打成了一手好牌。
反观秦始皇，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却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问题，导致了意想不到的亡国悲剧。
秦始皇晚年醉心于长生不老，不能听谁说“死”，听到了就要杀头，所以也没人敢给他提继承人的问题。在他临死时，虽然写下诏书，命公子扶苏尽快回到京城咸阳，却并没有明确由扶苏继承皇位。试想即使赵高、李斯等人不篡改诏书，也必然展开一场激烈的兵皇位争夺战，内乱已经是难免的。
秦始皇对继承人问题不做安排，是导致混乱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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