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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得名于它最初形成为一个聚落时位于一条名叫上海浦的河流岸上。上海浦始见于北宋熙宁中（1068—1077年）郏亶所著《水利书》。当时松江（今吴淞江）自西东流，两旁入江的支流叫作浦，上海浦是松江南岸海口内第五条浦，在它的下游还有下海、江苎、烂泥、南及四条浦，各浦之间相距平均约五里，上海浦距海应为二十五里左右。 
上海地区在唐宋时期海岸伸展很快，平均每十年涨出一里。依此推算上海浦一带的成陆约当在9世纪中叶以前。经沿海人民疏凿成浦，估计约当在9世纪末。至于把这条浦叫作上海，更当在其下游形成下海浦之后，因为上海、下海是对应之称，没有下海浦，显然不会有上海浦之称。估计其时代可能已在10世纪初。上海浦在《弘治上海县志》（1504年修）里还存在于“县治东”。不久，县治东一段当由于黄浦的逐渐刷宽而为其所并，迤北一段则《嘉庆松江府志》（修于1817年）舆图里还画着，再后就不见记载了。（下海浦在晚清舆图里都还画着，相当今大连路一线。）有了以上海为名的浦之后，才可能有以上海为名的聚落形成于浦滨。上海的原始聚落是现今旧城区的东门内外一带，正位于古代的上海浦之滨。明清以来的《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和府县志都说，旧上海城区旧名“华亭海”，至建镇时才改名上海，以“地居海之上洋故也”，这是一种纯属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说这是无稽之谈？华亭海一说唐宋时当用以泛指华亭县的海面，不是一个聚落名。说古人会用华亭海三字做华亭县境内的滨海许多聚落中某一聚落的专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原始上海聚落在未成陆以前本为华亭海的一部分，不能说它旧名华亭海。此其一。上海最初兴起于上海浦岸上聚落，即以浦为名，那是很自然的事。说此时还不叫上海，要等到建镇时才得名上海，也是不合乎情理的。此其二。海如何划分“上洋”“下洋”，“海之上洋”这句话根本不可通解。此其三。吴淞江下游近海处居民自古以来捕鱼为业，最初的上海聚落应该也是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渔港。在现存史料中，上海作为一聚落名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麴杂录》。此项记载有全国各州设有“酒务”的集市名与征课岁额，秀州共十七务，上海居其一。而此项课额则为天圣元年（1023年）所定，“以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至乾兴元年（1022年）内取一年课高者为额”，可见上海设酒务极迟应在1022年以前。上海自最初形成聚落至此估计约百年，已成为当时秀州（辖境相当今浙江嘉兴等五县及本市吴淞江以南大部分既已成陆的地区）境内十七个较大聚落之一。《酒麴杂录》只载各州酒务所在集市名及该州岁额总数，不按务分载，因此无从知道上海在这十七个聚落中就酒课多少而言居第几。但《辑稿·食货》十六《商税》载有各州征收商税的场名，秀州共七场，中无上海，可见上海在此时在秀州集市中应位居第八以下。约自10世纪末起，吴淞江上的海上贸易港口是青龙镇（今旧青浦镇）。至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因吴淞江淤浅，阻塞海舶往来，青龙镇的海港地位渐为在其下游的上海所取代。到了13世纪60年代，上海才正式成为一个设有“市舶司”的海港和设有地方机构的镇。
市舶司“掌蕃海舶征榷贸易之事”，总辖一路的叫司，分驻各港的叫分司或务。南宋初期两浙路市舶司驻华亭县，领分司五，中有青龙而无上海。上海设分司在宋末咸淳年间前不久，见《弘治上海志》卷五董楷撰《古修堂记》《受福亭记》、唐时楷撰《县署记》。唐文撰于元初上海设县之初，去宋末不过二十余年。董楷本人于咸淳三年（1267年）到上海任市舶分司，文中还提到了前分司缪君。凡此皆可证明宋末咸淳以来上海是设有市舶机构的。《元史·食货志》云：世祖定江南，“市之法，大抵皆因宋旧制”。又载至元平宋之初就在上海建立市舶司，显系继承宋末以来之制。日本已故汉学家藤田丰八认为上海在宋代设有市舶官仅见于明曹学佺《舆地名胜志》，而不见于《宋会要》《宋史》，竟断言系传说，是一种很武断荒谬的说法。《弘治上海志》卷五《清节堂》条下称董楷“提举松江市舶”。按青龙与上海都是松江（吴淞江）南岸的港口，若其时青龙仍设有市舶，则分司上海的董楷自不得径称提举松江市舶。可见上海设市舶应该不是增设，而是将原在青龙的分司移驻于此。《元史·食货志》记元初所立市舶司也只有上海，无青龙。分司移驻上海的确年无考，就《弘治上海志》所载宋末许多堂宇皆系董楷在任时所创建这一点看来，估计当在董楷任分司即咸淳三年（1267年）以前不久。宋制凡州县治所以外人烟繁盛的集市，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为镇，是县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关于上海的建镇年代，旧籍共有三说。1、北宋熙宁七年说 按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此说不可信。2、南宋初绍兴中说 按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华亭别称）志》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是只有青龙一镇。又成书于绍熙之后嘉定间的《舆地纪胜》，嘉兴府下也还是只有青龙镇，没有上海镇。可见此说也不可信。3、宋末说 证以《弘治上海志》所载宋末咸淳年间的事迹中已有上海镇之称，已有监镇董楷其人，已称“诸生肄习之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可见此说确然可信。设置市舶司或分司和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州、县或镇本是两回事。一般都是先有州、县、镇，后设市舶，市舶官即由地方官兼任。但上海镇和上海市舶都不见于咸淳以前的记载，咸淳初年的董楷的正职是市舶分司，又被称为监镇。又《弘治上海志》云上海“当宋时蕃商辐凑，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舆地名胜志》云：“宋即其地（上海）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据此看来，上海的设置市舶与建镇应为同时之事，并且还是为了要设置市舶才建镇的。因此董楷以提举市舶分司为正职，以监镇为兼职，与他处以地方官为正职，兼任市舶之职者稍有不同。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割华亭县东北境立上海县于上海镇。后六年，大德二年（1298年），上海市舶归并于庆元路（治今宁波市）市舶司。关于上海建县年代，《元史·地理志》作至元二十七年，明、清《一统志》及府县志皆作二十九年，当以二十九年为是。或创议于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始正式建立。并上海市舶入庆元市舶司，见《元史·食货志》《弘治上海志》。上海的建镇是由于作为一个海港“蕃商辐凑”，日臻繁盛，需要在此设立市舶司，已见上述。但上海的由镇升县，却与其海上贸易的盛衰无关。按华亭一县在未分立上海之前，几全有松江南岸今市区及七县之地，这在东南地区是很突出的，有户约十余万（据《元史·地理志》，至顺时华亭、上海县共有户十六万四千。《弘治上海志》唐时措《县署记》，上海立县之初领户六万四千），这在元代也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至元时全国仅一千一百余万户），所以其建县是由于原华亭县户口繁多（《元史·地理志》），地大，民众，难理（《弘治上海志》唐时措《县署记》），完全是一种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措施。由于上海是原华亭县东北境的一个大镇，位置在东北境又比较适中，因即被选为新县的治所，并即以镇名为县名。至于上海作为一个海上贸易的港口，估计其时已不如宋末的繁盛，故立县后六年即有并庆元之命。从此上海作为江南地区一个普通的县城，历元、明及清初三百八十余年，一直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此设立江海关才又恢复了它作为一个法定的海港的地位。【摘自：《舆地勾稽六十年》 谭其骧/著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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