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建镇年代，应该是上海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下关于上海历史研究的权威之作，都没明确上海建镇究竟在何年，关键是找不到史志界同仁所公认的权威史料，故无法定论，因此被列入《中国文化史500疑案》，成为历史悬案。浦东高行新发现的《平阳曹氏族谱》则明确记载“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为解决历史悬案提供了有力佐证。
关于上海建镇年代的学术史回顾
关于上海建镇年代，虽然明清上海方志都有记载，但其年代不同，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宋时说”。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主此说。该书卷二十四：上海县“宋时海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
二是“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主此说。谓“上海为松江县属……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乾隆续修上海县志》等同此说.
三是“熙宁七年说”。乾隆褚华《沪城备考》主此说。谓：“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嘉庆上海县志》、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青浦县志》等均持此说。
四是“绍兴中说”。清《大清一统志》主此说。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
以上诸说，只有“熙宁七年说”有确切年代，其余均属模糊年代。
20世纪60年代，关于上海建镇年代在上海史学界有过一次广泛的大讨论，诸多史学前辈参与其中。1962年，《文汇报》连续发表4篇文章，讨论此事。
一是黄苇的《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异》，主张“咸淳说”。他主要依据弘治《上海志》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祠”这两条记载，说是上海设镇
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年间以后，决不会在咸淳年间以前，“因为上海开始设镇时。其东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时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并从而得出了上海设镇于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
二是洪铭声的《关于上海建县年代问题熙宁七年建镇比较可靠》，主张“熙宁七年说”。他的主要依据是嘉庆《上海县志》，认为其对上海建镇有确切年代记载，此说比较可靠。
三是丘祖铭的《宋时上海并未正式建镇》，主张“宋代并未建镇说”。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状态之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为镇。
四是谭其骧的《上海得名与建镇的年代问题》，主张“宋末说”。首先，他否定了古代方志几种学说。认为“旧籍所载上海建镇年代，除极笼统宋时’说外，共有三说：即《嘉靖上海县志》等的宋末说，《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等的熙宁七年说和《大清一统志》的绍兴中说。熙宁、绍兴二说尽管明确指出了年号甚或某年，却决不可信。”证据是：“一、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二、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即华亭）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是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其次，他对60年代的三种学说也做了否定。他认为，黄苇的咸淳说，“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记略》在'东有文昌祠’下接着说，'镇既升县，遂改为学宫’，它的原义只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的时候，镇署的东面有一个文昌祠，等到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作县的学宫。这句话只说明了县学的前身就是上海镇时代的文昌祠，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据此便断定设镇时东面已有文昌祠，并由于文昌祠建立于咸淳中，便认为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以前。”关于洪铭声的“熙宁七年说”，他认为《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认为《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很有可能是把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了。对于丘祖铭的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他认为与史实不符。“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随后，他提出了“宋末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期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为'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又在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建镇。”
“咸淳三年说”系误读
如上所述，原本并无“咸淳三年说”，但实际近年有些官方出版物已经把上海建镇定于咸淳三年，故有此说。如《上海市地图集》“上海镇”下即标注“南宋咸淳三年（1267）。如赵震忠《上海历史发展六部曲》：“基于今盛世修志，已定咸淳三年（1267年）置上海镇。并定第一任监镇董楷。”
谭其骧在《上海得名与建镇的年代问题》一文中说：“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载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两篇文章，一篇叫《古修堂记》，篇中提到了'前分司缪君相之’，一篇叫《受福亭记》，篇首就说'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董楷到上海上任那一年即成淳三年”。经查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确有“宋咸淳三年，董凯提举松江市舶”的记载。
这是对南宋董楷《受福亭记》误读的源头，谭其骧也受其误导。由于古文无标点，因断句不同，《受福亭记》开篇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断句如上面谭其骧所述：“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可理解为“咸淳三年，董楷上任”。
但联系下文，亦可这样断句：“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自念钝愚，与市民无毫发补益……”这是其谦逊之词，意思为“咸淳五年，董楷上任”，已经超过“二载”（即咸淳七年撰写此文，不是咸淳五年），没有为市民做多少好事。
此句不仅被误解成“咸淳三年，董楷上任”，更糟糕现在被演绎成“咸淳三年，上海设镇”。因当时镇务由市舶提举官兼任，故不少当代著作受此误导，则以此为上海建镇年代。再说董楷是来接替前任缪相之的，何来的“第一任”？故“咸淳三年，上海设镇”之说根本不成立。它也不是弘治《上海志》和谭其骧的本义。
《平阳曹氏族谱》力证“熙宁七年说”
根据《平阳曹氏族谱》记载，曹家是有光荣历史的名门望族。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个开国功臣。始祖为西汉开国功臣曹参（？一公元前190年）；北宋有赵匡胤的开国功臣曹彬（931-999年）。
南宋初，礼部尚书曹辅宸随宋室南渡，曹大明等十八支后裔移居上海镇西，为上海曹氏始迁祖，上海曹家渡因此而得名。明永乐，曹孟庄从浦西曹家渡迁移到浦东，是浦东曹氏的始迁祖。他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举人，开始在老护塘经营盐业，创立集市，富甲一方，现曹路镇和曹家浜也因此得名。发迹后，在高行北镇陆续建了面积很大的家族建筑群。还有曹氏总祠堂、家庙和牌坊。曹氏后代还收藏有北宋皇帝颁赐曹彬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牌，为上海地区首见），北宋状元王十朋写给曹彬的像赞诗。
《平阳曹氏族谱》卷首有《范溪旧序》，落款为“咸淳八年岁次壬申秋七月既望郡人谢国光拜手书。”谢国光是南宋初上海谢姓的始迁祖。《云间志》也有：“咸淳乡贡进士……谢国光（字观夫）”
《范溪旧序》曰：“沪渎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跸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土著居民姓氏溯源》有“曹姓……南宋初，多支南渡入沪，分居锦溪、青龙镇等，其中宋初名将曹彬后人分迁广富林（今松江辰山）、嘉定、上海范家浜西等。”说明《范溪旧序》与《上海通志》记载略同，足见《范溪旧序》的历史真实性与价值性。
其所注的“熙宁七年置上海镇”，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料，为“熙宁七年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论证“熙宁七年说”的合理性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上海旧方志的流传情况。今存上海地区最早的方志是南宋绍熙四年（1194年）《云间志》。里面虽然没有上海建镇的记载，但我们不能凭此就认为上海在此以前没有建镇。因为在它之前，上海地区还有不少方志。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华亭知县唐珣所作《华亭十咏》小引，得华亭旧《图经》，所记土地、人物、神祠、坟垄，所言甚详。又据宋绍熙《云间志》载“景祐间，侍读唐公珣为邑，尝按旧经为十咏，今《祥符图经》反不及焉。”可知该《华亭图经》至迟编纂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以前，为今可考的上海地区最早志书。之后，又有宋祥符年间所纂的《华亭图经》，以及南宋淳熙元年（1774年）《嘉禾志》中所引《华亭旧志》《华亭新志》和《云间志》所引《华亭图牒》等志书。虽然它们年久早佚，难考其详，但这些方志中，一定有“熙宁七年置上海镇”的记载，故《范溪旧序》才有此说。造成上海建镇记载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上海古代方志的失传。除了《云间志》之前的五部方志失传之外，现在存世最早的弘治《上海志》也失传了约三百年，直到民国23年（1934年），上海通志馆在国内外公私图书馆各方征询，才在宁波“天一阁”找到这部存世“孤本”。嘉靖《上海县志》也是失传了几百年，直到晚清重现、民国影印方得传世。方志存世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修志，都未见到弘治、嘉靖两志。这就是历代方志对上海建镇年代不能“一脉相承”、说法不一的根本原因。
《范溪旧序》“熙宁七年说”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撰写年代相近，“咸淳八年”为1272年，属南宋末年。距离熙宁七年198年。
二是《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如前所述不会无中生有，应该来自已经失传的旧方志。
三是关于谭其骧所说《云间志》只记载青龙镇，而没载上海镇无独有偶，实际漏载的还有乌泥泾镇。樊树志《乌泥泾与黄道婆——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据《上海县竹枝词》作者、清末上海县贡生秦荣光说：'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所谓监官，即监镇官，据北宋的规定，在各镇设置监官，建隆三年（962年）的诏书宣布：'诸镇监官，掌警逻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酪’。北宋宣和初年（1119年）已在乌泥泾设置监官，可以推论，乌泥泾镇的建置当不迟于这一年。”可见《云间志》不仅没有记载上海镇，也没有记载早已设置的乌泥泾镇。至于原因，笔者分析有二：因为宋代的镇，不是县下面必配的一级政府机构，“通常设于人口稠密、交通重要、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职能是巡逻、防火、收税之类，职能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理中心，所以没必要全部写入志书；或者是抄袭上海建镇之前的某旧方志造成的。编纂新志时参考旧志，不仅成为惯例，也是修志的必由之路，故不能以《云间志》没有记载因此断定此前上海没有建镇。
四最关键的是《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不是孤证。经查，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镇隶华亭境图”的方框“宋上海镇市舶提举司”下面明确标注“宋熙宁七年立镇”。“沿革”有详细叙述：华亭县（在上海建县前，其辖境相当整个松江府）“於宋隶两浙路。熙宁七年，改秀州为平江军，缘通海，海艘辐辏，即於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原注：上海之名始此）。”此志不仅图文一致明确“熙宁七年”设置上海镇，而且说“上海之名始此”，斩钉截铁，毋容置疑。如果编纂者没有看到权威底本，哪敢如此大胆放言？可惜编纂者没有注明出处，留下谜团。明郑若曾《江南经略》也有：“上海县境考：……宋神宗时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魁货，为上海镇。”“宋神宗”年号有“熙宁”，可理解为“北宋神宗熙宁时上海建镇”。乾隆年间褚华撰《沪城备考》，也谓“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另，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青浦县志》均持此说。虽然它们观点一致、言之凿凿，但因年代太近，缺乏历史久远的史料作支撑，故没有被当代史学界（包括谭其骧）所采信。
《范溪旧序》这个宋代史料，与《江南经略》《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等明清史料记载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它们都是有所依据。从而形成几百年延续的完整的“证据链”，把上海建镇的“熙宁七年（1074年）说”坐实了。从而改写了上海历史：将上海建镇年代由原来含糊的“宋末”，往前推了约200年。
结 语
综上所述，过去的上海，处于两难境地。就像派出所没有户籍登记：既不能无视这个“活人”的存在，也不能“口说无凭”随便登记。随着宋代“出生证明”的发现，这个悬案终于解决了。
上海建镇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味着“上海”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诞生了。从而完善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履历表”：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为上海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为上海县；民国16年（1927年）上海被定为特别市。
作者简介：周敏法，浦东新区文史学会副会长。
文章原载于《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总期的9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