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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6 03:47  提起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仅限于其诺奖得主身份和随后的自杀。1974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马丁松和他的瑞典同胞雍松（Eyvind Johnson），此举曾引发轩然大波：不仅因为他俩本来就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而且也由于当年有格林、纳博科夫等所谓“更为出色”的人选。 马丁松四年后自杀，多数传记资料对此的注脚仅仅是“敏感的马丁松因为巨大的舆论压力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敏感”一词背后藏着的那个孤独的声音，那颗在光暗轨道间游弋的心灵，以及这颗心明澈而渊深的宇宙学，却少有人问津。毕希纳《沃伊采克》（Woyzeck）中那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是深渊”，用在童年的马丁松身上再适合不过了；作者最负盛名的小说作品《荨麻开花》则为我们提供了凝视此一深渊底部星体运动的机会。 童年时光的黑色结晶 疼痛史与死神巡游 “卑贱如荨麻，风摧雨残，仍顽强开花”，《荨麻开花》的内容简介相信会让不少读者兴味索然，误以为此书是一本描写童年苦难、激人上进的鸡汤传记。只有读完全书，才能领悟到它闪烁着奇异辉芒的黑暗内核：无论是离经叛道的故事还是松散跳跃的叙事形式，都把《荨麻开花》标志为一本孤独而危险的作品。小说主人公马丁（明显是作者马丁松的另一自我），幼年丧父，母亲弃家出走越洋到了美国加州，扔下六个孩子在瑞典农村自生自灭。最小的孩子马丁由社区里不同的农庄家庭轮流收养，从质朴的维尔奈斯农庄转到秩序森严的图勒尼农庄，再转到流放地般残忍的北庄，最后住进了村边上的一所石造的收容所，在等待新的寄养家庭的时候，马丁敬慕的收容所所长图拉阿姨因为感染伤寒而撒手人寰，小说在此戛然而止，留下一个刺目而悠远的空白。 故事本身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自社会化进程之初就一直生活在“异处”、“他者”之间的主人公的自我成型；其性觉醒与俄狄浦斯情结（书中有多处对体型“巨大”的女性的恐惧与迷恋描写）；当然还有明显的话语规训与身体政治——北庄里的暴力与虐待，收容所中福柯式的规训与惩戒秩序，甚至是在牲畜屠戮与自我伤害中体现的权力意志。 《荨麻开花》中苦涩孤独到极致的童年纪事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或许是一种折磨。小说开篇即是主人公的“疼痛史”：“他最早的记忆总是和各种疼痛联系在一起。”拇指上划破的伤口，头上撞起的大包，当然还有心灵的苦涩与痛楚。马丁正是在“痛”中开始了对世界的感知。此前，他还是“母亲的一个器官”，“一团模糊不清的物质”；而后来，通过一种对于世界的距离感的习得，马丁的心灵就像刚诞生的恒星一样，从混沌的星尘之中获得了原初的形状。 这种“距离”对于小马丁而言不啻是一种童年宇宙体系的根基：他学会了通过痛苦来界定自己， 同时在大姐伊娜斯的教导下知道了地球的形状与世界的域限。他把家门前花坛里的一朵花称为“船上的小男孩”，通过为事物命名而开始了与“他者”的对话。这种与距离的对话时而是书中读到的印第安冒险故事，时而是对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的渴慕，时而是听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鬼怪传说，而最令人痛心的是马丁与自己充满伤痕的身体的对话：“想方设法逃出鸣叫着的命运/想方设法对自己的伤口说话……在低语着的火焰中膨胀和爆裂/无人理解，无人翻转自己的心思。”迪特玛尔·坎珀尔所言极是：与“痛”的“交谈”正是身体史的原始之歌。 《荨麻开花》中对身体与灵魂之痛的描写已经超出了一般童年叙事所能忍受的极限：马丁松不遗余力地描写主人公因长期穿木鞋而在脚踝上长出的红疮，在极痛之中，“马丁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钉在自己的袜子上。”在孤独中，小马丁把嘴唇咬得鲜血淋漓，磨刀割自己的手腕，用掌心像小碗一样把血收集起来，献祭般把鲜血盛给农庄里的人看，心里想“一滴血也不能浪费”。自残与自虐的段落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对于身体体验的禁忌被无情打破。此外，马丁还亲自参与了牲畜的屠宰，甚至在暴怒中杀死过一头母牛。疼痛的仪式，血肉的祭典，让人想到某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神祇的狂暴，这与小说清晰的反天主教（甚至是“渎神”）气质不谋而合。 此外，和“痛”紧密相连的另一禁忌领域——“死”——在书中也有极其阴暗大胆的描写。开篇不久，马丁的父亲即猝死在窗前：“……他衣冠不整地坐在一把摇椅里，外衣和背心的扣子都荒唐地扣错了，赤脚，没穿袜子……向前倾着身子，两手撑在窗台上。”书里甚至专辟一章，讲述北庄里的人在深夜冥思死亡之渊深可怖：黑死病时代的阴魂不散。 马丁打破沉默的一呼宛如先知或神甫的箴言：“我们大概都已经死过了。我们在一条命里死过一回了，在另一条命里，我们也会死。我们会死一回又一回。”死神在每一条生命中的逡巡徘徊，死的游荡与继承，表现得简练、强烈、令人战栗。在痛与死的场域中，《荨麻开花》拥有浓厚的中世纪黑暗气质，同时又融合了现代派的冷静思辨，令人想起拉杜·裘德的电影《喝彩》或贝拉·塔尔某些幽深的长镜头。 恶童的献礼 “用鞭子抽所有人，放火焚烧一切” 《荨麻开花》的黑色宇宙不仅仅局限于对死亡与痛苦母题的关注，还在于其对“恶”，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逾矩”的强力表述。作为一部以十岁男孩为主人公的“童年小说”，此书在这方面走得很远，甚至已经接近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A nagy füzet）中的“恶童叙事”之边界。 马丁的成长环境几乎是蛮荒而血性的，陪伴他的少有爱和温暖，而是一群来自往昔、来自彼岸的无脸幽灵。马丁对《萨迦》中的一句话非常着迷：“用利剑的摇篮曲摇着他们入睡吧！”对这种远古的“仇恨文化”，他又是恐惧又是迷醉。在马丁生活的世界，爱只是若隐若现的日暮之光，占主导地位的是黑夜的形影：仇恨，冷漠，恶语，规训，责罚，鞭笞，屠戮。这是一个反童话的世界：“童话有时可以很危险：它会把人劈成两半。”马丁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不只有坚强与自立，还有仇恨与诅咒；在自怜与渴望逃离的间隙，他诅咒身边的人，迷恋摧毁与破坏：“为了没有父母的年轻人，没有父亲的孩子，等我长大了，个个都要用鞭子抽。” 这种黑色的心灵风景，在中国的鸡汤幼儿教育中当然是不允许存在的，正如在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中也不允许存在一样。书中凡是涉及天主教的人物举止，都套上了一副漫画式的丑角面具，显得滑稽而荒诞。服从戒律和孕育美好灵魂的背后，不见得就是属圣的世界，更多的是一种隐形的暴力规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丁松笔下的“异教徒主义”和“渎圣”，就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反抗图景——这点使得小说具有浓烈的现代意识。 通过刻画一个被鬼怪、浓雾、血腥童话和黑色民风民谣笼罩的反基督世界，通过罗列数不清的秽语和诅咒（通过拟声和排比得以震撼性的强化，几乎是对天主教祝圣连祷的戏仿），《荨麻开花》向读者展现了其危险而迷人的“负典”气质。一个例子：天主教卫道士约翰尼森小姐，出于好心给了马丁几本自己翻译的传教小册子，叮嘱马丁要牢记主的教诲。马丁谢过了约翰尼森小姐，立马就把册子丢弃在草场的几块石头下，任由它们像弃尸一样发霉腐烂，肿胀成一团团白色的纤维球，被雨水和暴风雪带入虚无。往回走的马丁，在接过这几件圣物的时候，心里只是想：约翰尼森小姐身上也有原子。 （下转B0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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