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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hua 关于史前与早期文明中 一个特殊符号的认识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有一个重要发现，出土一件绿松石与金片组合镶嵌的“龙形器”，时代属于商代早期，发现的时间是2014年1月1日。
由于这件镶嵌器在埋葬和发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扰动，已经失去了原貌，复原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发现过去了五年的时间，有若干研究者参与复原研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复原方案。 最近南方科技大学的唐际根教授公布了他的一个复原设计方案，这是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科技攻关得到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通过对原件１厘米范围的“微发掘”取得关键资料，发掘得到了一片方菱形金饰。 复原研究过程中 重新发掘出的方菱形金片 这件方菱形金饰，是“龙形器”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商代多数龙虎类图形的构成元素。它是频频出现在龙虎额间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我相信这个发现给了唐际根教授莫大的信心，他因此最终完成了这个不易得来的复原研究。 黄陂盘龙城兽形饰复原研究结果 在冠帽前面缀上一个标识，我们将它定义为头徽。头徽的源起，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一次又涉及到一个相关问题，与头徽相关但并非是它，定义为额花。额花有种种色色，这里专门讨论的是方菱额花。 陕西神木出土 石峁文化石雕所见头徽 在额头位置装饰的方菱形，我们称之为方菱额花。额花出现在额头位置，在双眉之间的上方，是一种很单纯的菱形图案“◇”，而且多呈竖立状。 方菱额花与头徽的不同，首先是主体的区别，头徽与人及人神图像装饰有关，而方菱额花主要与动物神像有关，是出现在动物神像额头的装饰，而且是流行如一的装饰，是中国古代文明史前期动物神的固定神性标识。 方菱额花最为流行的时间段，是商代至周代前期。方菱额花所见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上的动物形雕刻。估计装饰有方菱纹的艺术品，大体应当占到半数左右或以上。 方菱额花较早的发现，是在二里头文化中。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片上的双体蛇纹，额角上出现了方菱形。二里头文化发现铜器不多，铜器纹饰也少见，所以相关证据还没有见到。 河南偃师出土二里头文化陶片 商代早期，青铜纹饰中的兽面纹已经不少，但很多并不装饰方菱额花，兽面纹鼻梁位置立着一条扉棱，左右并无方菱形。 江西清江出土商代早期 青铜鼎纹饰拓本 商代前早青铜斝纹饰拓本 （未注来源者为传世青铜器。下同） 到二里岗期，铜器上兽面纹装饰方菱额花的例证逐渐多起来，兽面纹中间无论是否有扉棱，都可以加饰方菱额花，如湖北黄陂和河南郑州铜器上的虎面纹都见有加饰方菱额花的例子，其中还包括一件牛头纹也装饰有方菱额花。 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商代早期二里岗期青铜罍纹饰拓本 商代早期二里岗期青铜罍纹饰拓本
河南郑州出土商代早期 二里岗期青铜牛首尊纹饰拓本 商代后期到晚期，方菱额花成为兽面纹常见的风格，这样的例子可举出不少，盘龙纹和虎面纹都有加饰方菱额花的。
商代蟠龙铜盘线图
商代蟠龙铜盘线图
陕西渭南出土 商代青铜器纹饰拓本
商代晚期青铜鼎纹饰拓本 商代晚期殷墟的发现更值得关注，兽面纹加饰方菱额花已经非常流行。除了容器，头盔、兵器、工具、车饰和乐器上都出现有方菱额花兽面纹，而且并不限于铜器装饰，还有木器、陶器、玉石器。
河南安阳大司空出土 商代晚期青铜方彝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铜铲线图
河南安阳侯家庄M1217出土 商代木鼓线图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 商代骨埙线图
河南安阳大司空出土 商代青铜钺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 商代石虎面饰线图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4出土 商代青铜头盔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 商代双兽石枕线图
河南安阳郭家庄出土 商代青铜兽面饰线图 类似的例子在妇好墓中也有很多，兽面纹加饰方菱额花的有不同质料的不同器具，有青铜容器，也有玉器等。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青铜司母辛觥线图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玉斧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玉斧线图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青铜偶方彝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青铜小圆鼎纹饰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青铜蟠龙纹盘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蟠体玉龙线图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玉虎线图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玉梳线图 由殷墟妇好墓的发现观察，商代晚期兽面方菱额花有分有合的不同，有时中间的扉棱将菱花分作左右两半，更多的时候是合为一体。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青铜器纹饰拓本 不仅常见龙虎类兽面纹，还有如牛首纹、龟纹、蛙纹和蝉纹也有加饰方菱额花的，可见方菱额花非为龙虎类兽面纹所专用。
商代晚期青铜鼎纹饰拓本
商代青铜器上龟纹线图
商代青铜器上蛙纹拓本
商代晚期青铜鼎上蝉纹拓本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兽面纹上，也出现了方菱额花，与中原风格无异。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商代青铜四牛尊纹饰拓本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商代青铜尊纹饰拓本 在一些地点出土的商代铜胄上，饰有兽面纹的额部位置，也有的出现了方菱纹，它只是兽面纹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是独立的装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胄
山东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青铜胄 方菱额花兽面纹的艺术传统延续到西周，西周早期铜器上的兽面纹也多见方菱额花，风格与商代相近。
西周龙纹青铜盘拓本
陕西宝鸡出土 西周早期青铜辕饰纹饰拓本
四川彭州出土 西周早期青铜罍纹饰拓本
河南信阳出土 西周早期青铜觥线图
陕西扶风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提梁卣纹饰拓本 也见到少量以类似扉棱的隔断将菱花分为左右两半的例子，即有时即便没有隔断菱花也明显分列左右。
陕西扶风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鼎纹饰拓本
河南信阳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父丁簋纹饰拓本 方菱额花多见于虎类兽面纹。
陕西宝鸡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簋纹饰拓本
陕西宝鸡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饰件纹饰拓本
陕西长武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鼎纹饰拓本
西周早期青铜甗纹饰拓本
西周成王时期青铜利簋纹饰拓片
西周恭王时期青铜师眉簋纹饰拓本 也有牛类兽面纹和鸟首类纹。
四川彭州出土西周早期 青铜钺纹饰拓本
西周早中期 青铜圉方鼎纹饰拓本
西周早中期青铜卣纹饰拓本 西周时期也有一些不明归属的兽面纹加饰有方菱额花，纹饰小而规整。
河南浚县出土西周晚期 青铜车饰纹饰拓本
西周晚期青铜 四马方座簋纹饰拓本 也有蝉纹加饰方菱额花的，成都金沙的昆虫类纹也加饰有方菱额花。
西周成王时期 青铜保卣底部纹饰拓本
四川成都金沙出土 西周玉饰线图 这样看来，青铜器与玉器艺术中出现的许多动物图像，如龙虎牛鸟蛙蝉等，都有加饰方菱额花的，说明方菱额花不是某一类动物纹的专享，它应当具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 三代之初方菱额花已经成为兽面纹上的固定表现程式，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出现了完整构图的兽面纹，但加饰方菱额花还并不普遍。到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兽面纹多见有方菱额花。西周晚期青铜器随着兽面纹的退出，少有方菱额花出现了。 我们还注意到，商周时期人面形基本不见方菱额花，可以确定它是动物图像的一种专用标识。 我曾经试图解构青铜兽面纹，也注意到了方菱额花的存在。当初的认识是，商周青铜器制作有模有范，纹饰也有专范。起初兽面的左右两范常常并没有完全对正，所以出现的那个兽面左右并不完全对称。后来出现的整范动物头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方菱形额标，当时有考虑它是很特殊的一个象征标志。但又作出推测说它是早先两侧面动物头面额角的轮廓线，两额角对顶合体会自然形成一个菱形线框。 现在看来，这个推测有所欠缺，需要重新认识。由于这样的方菱额花是出现在较早的年代，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还没有范模铸造的兽面纹，但在陶器的刻画中却见到了方菱额花，所以说它的出现与铸造技术无关。 其实，方菱额花并不始于二里头文化。方菱额花的出现，有相当长时间的酝酿。我们知道菱形纹本来就很不平常，在彩陶纹饰上就已经见到不少，但并没有见到出现在人或动物额头的方菱形。 但是在彩陶之后，当成熟的玉器艺术开始表现信仰观念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方菱额花。 我们知道商周时期人面形基本不见方菱额花，但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却有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神面像的额部镂刻出一个空心“十”字，它接近方菱额花的形状，也应当就是方菱额花。
湖北天门出土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品中的一件石家河文化玉神面，则镂刻着标准的方菱额花。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瓮棺出土石家河文化玉神面，在额部位置突起一个方菱形，只是不能确认是方菱额花。
湖南澧县孙家岗瓮棺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有意思的是，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同时出土的一件玉蟾，它的背部出现了一个方菱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表明那个时代方菱形一定是一个广为认同的特别符号。
湖南澧县孙家岗瓮棺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蟾 这种方菱形还出现在了龙山文化玉鸟的背部，这也让我们可以判断出石家河遗址玉鸟形佩的鸟背纹也应当是方菱形。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龙山文化玉鸟饰
湖北天门出土石家河文化玉鸟饰 显然，早期的方菱形出现的位置并不固定，在动物形象上如鸟和蟾是在背部，在神面则是明确的方菱额花。 其实追索到石家河文化，似乎还不是方菱额花最早的源头。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中有一种龙首纹，在余杭反山、瑶山玉器中发现不少。方向明先生论及于此，注意到了龙首纹鼻梁部位的菱形刻符，这个非常重要。这是非常标准的方菱形纹，但刻画的位置是在鼻梁上而非额部，作为标识的意义与后来的方菱额花应当没有什么不同。
浙江余杭瑶山出土良渚文化玉管
浙江余杭瑶山出土良渚文化玉管 
浙江余杭瑶山出土良渚文化玉镯 方菱额花的出现，其实还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以前。最近承顾万发先生告知，他反复观察了江苏常州新岗遗址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猪，它的表面刻画有装饰意味浓厚的条带纹，而且在额头刻画了两个典型的方菱形，也是将这种特别纹饰与猪联系在一起的例证，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江苏常州新岗出土崧泽文化陶猪线图 江苏泗洪出土顺山集文化陶猴面 古代艺术如此流行方菱额花，它定型于石家河文化，源头可追溯到崧泽甚至更早的顺山集文化，它的意义何在？ 此前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萧兵先生比较了各家之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萧兵《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解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最早发表意见的是林巳奈夫，他认为方菱形原出于排列在扬子鳄头下方的鳞板，“◇”象征雷和雨。邵望平1997年在上海一次龙文化研讨会据此以为龙的起源是鳄。 尤仁德认为“◇”形是鳄或鳄神所特有的，这种纹饰也是“蚩尤：饕餮“的特别标记。他甚至断定，只有额上具备此纹的才是饕餮纹（《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07 －108页）。 又据钱志强分析、商代二里岗期它已出现（见《商周青铜器纹饰》，收录有商二里岗期青铜罍腹有带菱形饕餮纹）。这本书中收录青铜器1006件，其中商周兽面纹额部有菱形纹者45件，占兽面纹总数262件之六分之一。据钱志强统计以商周之际这种菱形纹最为流行，认为“这种菱形符号的含义之是表示人们赖以生存的谷物。”（钱志强：《西周青铜器兽面纹上菱形符号新探》，《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3页）他说，西周中期以后转移到凤鸟的头上。它可能“还有表示天地四方的意义”。 萧兵指出，南方良渚文化所谓“龙首纹”或“蛙形纹”已有“十字纹”，即类似菱形开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17节高体琮也有菱形符号，张弛注意到，良渚画有心形的“龙首”(或“蛙形”)的璜与环，多系女性墓，此种物品多为妇女佩带，“可能暗示着瑶山与反山墓地中部分女性出自另一族系”（《良渚文化大墓试析》，《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 64页）。 萧兵认为，这种“开口”，当初也可能主要与女性相关。他援引靳之林的话说，它是生殖孔的变形，民俗艺术学家如范明三、赵国华等，都注意到古今许多蛙蟾图形背都有一个巨大“◇”形开口，它是“破裂坼碎”的生殖孔（范明三《中国的自然崇拜》，中华书局，1994年香港，第131页），被移植到显眼的背部(“负子蛙”更在背部负卵育儿)。这有时被称为“蛤蟆嘴'或“蛙口'，是北方农村“女阴”的隐语。它也发现于新石器时期器饰之上，靳之林指诸如“辛店文化羊头鼻梁正中的◆，正是商周双角饕餮，兽面鼻梁正中的生命符号◆'（《生命之树与民间民俗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如果这个假说得以成立，则菱形纹与饕餮纹“蚌贝化”的鼻梁或额饰，就是相补且互动的“生命符号”，是“繁育记号”。这无异于是说，菱形纹表现的是生死崇拜观念。 以上诸说，值得多方面推敲。由方菱额花探寻龙之源起，认识显然并不完备，何况许多的兽面还有人神都用它作标识，并非龙形所特有。谷物之说更属臆断，很难服人。就中以“生殖孔”之论，似有可取，但却于理不通，在额头上开个这样的孔道，堂而皇之，很难理解。 方菱形由鼻花、脊花，再到额花，从游移不定的位置到固定在额头，这是一种信仰认同，可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方式的趋同而已。不过对于方菱额花性质的判定，我们还有很多研究要做。 当然首先是方菱形图案意义的判定，前些时我在探讨龙虎性征时，总结出圆弧形为阳、方菱形为阴的艺术表现规律，如果与上面所言“生殖孔”之论对照，真是暗合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主要是诸多例证中，不能排除体表饰圆弧纹被判定为阳性的龙虎，却也有加饰方菱额花的，这两者的混搭抵消了等同的可能性。 我们最有可能认可的结论为：方菱额花是中国古代文明史前期动物神的固定神性标识，在史前末期它还曾是人神的神性标识。当然这里也还是留下了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为何还有许多相同的神兽面纹，却并不见方菱额花？方菱额花有选择地出现，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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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绿松石龙形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