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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集 两汉经学（3）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确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用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所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致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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