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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锋 来源:2019年8月26日《文汇报.读书周刊》1.2版 陈彦的《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 【名作赏析】关于陈彦长篇小说《主角》的一个个人解读：新世情小说的典范之作（原刊2019年第7期《延河》杂志 ） 最初，他以创作戏剧受到公众关注。在陈彦的数十部戏剧作品中，最被称道的是“西京三部曲”，即秦腔《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作品直面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展现了宏大的时代变迁，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作者对城市平民、普通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三个中国当代最重要群体的关注，在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上都达到了现代戏剧创作的新高度。“真实”“深刻”“感人”“接地气”“正价值”“正能量”等词汇，几乎成了这些作品观后感中的通用语。几部戏久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等中国戏剧界顶级奖项，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陈彦还是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这位戏剧界的“老将”，近年来在“戏台”外也屡有斩获：出版了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还有长篇小说三部曲——《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根据《西京故事》改编的同名都市温情励志剧，作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剧目于2018年11月16日首次登陆上海电视剧频道，随后陕西、山东等数家卫视献映，好评如潮；《装台》则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今年3月，根据《装台》改编，由张嘉译、闫妮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开拍。 “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觉得好玩儿、有意思。《主角》写到最大的场面，十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就在小说里设置了十万人看戏的情节。我的一部戏《迟开的玫瑰》在宝鸡演出时，有五六万观众，有的站拖拉机上，有的爬到树上，人山人海。现在演出，一万观众的场面还经常见，可见戏曲的巨大吸引力。” 陈彦边聊小说情节边说，自幼受秦腔影响，以至半生与舞台艺术打交道，在戏曲院团工作30年，其中任专业编剧25年，耳濡目染、“烟熏火燎”，从而确认：戏曲离了“草根性”必将寸步难行！“凡能长久存活者，一定带着民间视角，带着浓浓泥土与灶火气——戏曲是草根艺术，得为草根代言。” 借秦腔艺术，阐发对整个社会的感知与认识 作家王蒙认为，《主角》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写戏曲人物的作品虽多，但无一如《主角》这般深入、丰富、细致、可信。 除了忆秦娥，传统戏曲也是《主角》中的主角
《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访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主角>作者陈彦》（文/魏锋）来源《文汇报.读书周刊》1.2版 在剧团，大伙“也看不出她有太大前途”，只是舅舅的相好胡彩香觉得这娃嗓子好而教她唱戏，“因为她在家放羊时，常在山上野喊”。 舅舅在单位属于怪人，但痴迷专业有正义感。 由于舅舅犯事，忆秦娥也当不成演员，到伙房帮灶，闲着没事时就练功。 再后来，经济大潮起来，剧团不行了，大家要么做生意，要么做模特，她却没什么可弄，没事只能练功，也没明确目的，只是因为不活动就不舒服。这样坚持好多年，戏曲又慢慢得到重视。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清醒，逐渐走向自觉。 忆秦娥本名易招弟，给她取艺名的作家秦八娃说：“有时候这么蠢笨的人，身上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面。”忆秦娥不断寻访老艺人，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最后成为秦腔金皇后。在大家抛弃传统迎合西方时，她反而回到山里找寻老艺人学艺。当不断接受外来文化把自家改得面目全非的人逐渐醒悟要从中国文化的根子里学习时，忆秦娥已经很了不起了。 “由忆秦娥的经历看，中国戏曲的萎缩、衰退，有时代挤压的原因，更与从业者已无大匠生命形态有关，都跟了社会的风气，虚头巴脑、投机钻营、制造轰动、讨巧卖乖，一颦一蹙、一嗔一笑，都想利益最大化。”陈彦说，小说里每一个人物，一定是鲜活的生命，配角也不能写成道具人物。小说、舞台剧不是写概念，第一任务是塑造人物，人物鲜活了，才能承载你要表达的内容。“主角”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每个人都希望做主角，谁愿意给人做配角？甘当配角，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无奈。“比如小说里的廖耀辉和宋光祖，剧团的两个炊事员，天天争大厨，还有人使坏。他们也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这种关系，生活中无处不有。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全部命运，这就是文学、戏剧要探索的那个吊诡、无常吧。”“台上台下，红火塌火，兴旺寂灭，既要有当主角的神闲气定，也要有沦为配角甚至装台、拉幕、捡场子时的处变不惊。” “《主角》中有两个‘主角’，其一为忆秦娥，其二为中国传统戏曲。对这两个‘主角’，陈彦都有极为丰富精彩的描述。”《文艺报》总编梁鸿鹰如是说。 陈彦说，创作时感到较难处理的，是写戏曲知识，这对不了解的读者是一种普及，但这种普及一定不能写得生硬。如果作者要跳出来说话，那一定是多余的，必须拿掉——“我是努力在读者特别想了解时，插几句戏曲的内容，一定要和人物此时的心境、故事的推进相关联，甚至和人物命运关联着来写。比如忆秦娥遇到苦难时，我写到《游西湖》的某一段唱，一定要勾连她的心境。包括其中写到秦腔‘吹火’技巧。所以，戏曲知识不是闲笔。” “中国戏曲应当深切呼唤秦八娃式的紧紧匍匐在大地上的思想者。”陈彦说，无论社会怎么变，都得向好、向善。不管西方宗教还是东方宗教，本质上有一致性，都在“善”字上做足文章。任何历史时代，忠诚、孝敬、仁爱、道义、诚信这些基本的东西，缺失了就会乱象横生。戏曲就始终守持着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秩序，有一种杜鹃啼血般的悲怆。书中，“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带着民间性质，他们是“传道者”，秦八娃则是“布道者”，是民间思想家。中国戏曲数百年历史，正是这样一批思想家与守望者紧密结合，才构建与修补起人之为人、人之为群的诸多心理秩序。
陈彦手札欣赏 “秦腔的苍凉与悲壮是与这块土地有关联的声响，但我更觉得，因为秦腔的生命长度，使我更懂得了人性、人情与世事的艰辛沧桑。听秦腔会使你生命变得沉厚、凝重起来。长期面对那种声音，你会不自觉地去追求一种生命的悲壮感。”作为秦腔剧种近40年来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亲历者，陈彦认为，秦腔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什么“纯艺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裹挟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大量秦腔剧作中，能看到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 “我在努力完成分内工作后，就会一头钻进书房。怕跟人过多交流，只喜欢跟书对话，然后就是在作品中建构、完善自己的世界。写完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和《装台》后，即使不写《主角》，我也会写其它东西，闲不下来。”陈彦坦言，自己没有写作任务，年终不需要考核创作完成情况。“过去专职创作，后来干了管理，就不专业了。不专业并非坏事，它打开了你认识世界的更多窗户，让你不完全为写作而写作，有时甚至是培养了你更想通过写作来对社会发言的渴望与兴致。” “写作有千条道理，之于我只有一条，那就是写熟悉的生活，写反复浸泡过的生活，写已然发酵了的生活。”陈彦坦言，长篇小说《装台》写搭建舞台的一帮农民工，和《主角》是连贯的，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活中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搭舞台供人表演的。舞台剧创作的经验也为自己提供了帮助。戏剧把生活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删繁就简，要做很多工作，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要向戏剧借鉴。更关键的一点，这三部小说都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最大的积淀是生活。凡写长篇，七八十万字的篇幅，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都要调动起来使用。 创作《主角》时，陈彦几乎不需要做任何采访，只需要一些印证，一切都了熟于心。亲身经历过的，或把别人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全书一两百号人物，全都似曾相识，但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的。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都不具备艺术化的典型形象需要，必须虚构。“现实中没有忆秦娥，也没有秦八娃，更没有叫‘省秦’的剧团。老艺人我一生倒是遇见不少，但他们都不是直接就有了小说中的那种风貌，有时需要集合起好几个人来才能完成一个形象塑造。” 写作时，陈彦常有一种“沦陷”感，就是写得停不下来的感觉。有人说写作不需要生活，他却是必须在生活里亲自浸泡过的东西才敢写，只有觉得不需要补充生活就能“一泻千里”时，才是最好的写作状态。 陈彦说：“忆秦娥与剧作家秦八娃、还有先后五任团长，包括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等，都寄托了我对秦腔这一行当的理想与信念。我想通过这些，来承载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那股流动血脉、血象，尽管这可能是那股血脉的根须部分，但根须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秦腔是一种博大深沉的文化现象，它从历史深处走来，就跟文物一样，是裹挟着很多历史基因与密码的。无论从何处解剖，都能得到不同的社会信息。这种信息甚至包括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它是活性的，所以在历史滚动中，就更能把诸多社会进程中的细节滚动进来。研究历史与社会进程，尤其不能忽视了秦腔这种注重历史与社会细节的‘活物’的存在。” 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每个人又都是他人的配角，无需戴着面具在这个世界上手舞足蹈。对于集作家、编剧和行政管理于一身的陈彦来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主角，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别人的配角，但他清楚地明白，在他的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痴迷癫狂的艺术世界里，他从来就是自己和别人的主宰，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畅笑和恸哭，他和他的忆秦娥、顺子、罗天福、乔雪梅一起畅游在属于他的那片辽远的天空。
本文作者魏锋与著名剧作家、作家陈彦
陈彦为全国读者签名。（摄影：魏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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