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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 2019-08-23 汤哲声 张恨水在《换巢鸾凤》中是这样写苏州的：“苏州杭州是人间的福地，那是自古已为社会上所公认的。不过杭州与苏州的情形，多少有些分别。杭州有个西湖，游历的人，到了杭城，一见三竺六桥，就可以证实。苏州就不然，他之所以为天堂，完全在于内质方面。这种内质不是游历家一到了苏州的阊门就可以看到的，要住上两三个月后，尝过了饮食起居的另一种滋味，然后才知道苏州之所以为天堂。这种天堂风味，自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得尽，倒不如用两个字包括来说，就是闲适。闲字是别个城市里也可以得到着的，所难得的，便是这个适字，而住在苏州的人，花了少数的钱，尽可以让起居饮食全适意的。”此种评价可谓深谙苏州文化之韵。苏州之所以被称作为天堂，并不在于景美，而在于特有的适意的生活形态，这样的生活形态在苏州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流淌，是从苏州城市骨头里散发出的一种气韵。适意的苏州文化之韵浸透在生活在苏州的作家人生态度中，成为他们生活状态的追求和描摹生活情态的内在思维。雅者，如周瘦鹃的“紫兰小筑”，那是一种名士作风，展示的是作家追求适意生活的精神境界；俗者，如范小青在《裤裆巷风流记》等小说中描述的苏州的世情社会，那是一种民间表情，展示的是作家对适意生活的自我诠释。 苏州作家对社会变革相当敏锐，常常开风气之先。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苏人以为雅者，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随着大运河经济的繁盛，苏州是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苏州作家冯梦龙敏锐地捕捉住这样的商业现象，商民、店员、小贩、作坊主和工匠等形象，在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冯梦龙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描述了苏州阊门外一个书生怎样地历经艰险成为了一个大富商,而不是描述书生怎样历经艰险中了状元。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冯梦龙歌颂的是商人同样具有真诚相助的优良品质,而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商人不是什么四民之末，不是什么狡诈的下贱之人，而是有着优良品质的谋生之人。颂商，而不是贬商，感知商业气氛的苏州作家冯梦龙算是领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头。上世纪初，中国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苏州作家成立了南社。柳亚子、陈去病等人以文会友、声应气全,“操南音而不忘本”“欲凭文字播风潮”,成为时代变革的鼓动者和风云变幻的记录者，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文部队”。1900年包天笑在苏州的葑门成立了励学会。这是中国较早的一个读新书的读书会。同时，他办了一个“东来书店”和一份杂志《励学译编》，主要是翻译和引进日本的很多鼓吹社会变革的书籍。同时他还办了一份《苏州白话报》，该报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他写的《国家同百姓直接的关系》，专门论述了国家和民众的问题。随着上海的发展，包天笑等作家进入上海，成为当时上海很多重要报刊杂志的主编或主笔，是当时中国时政的观察者、批评者和社会舆情的引领者。1936年1月，在抗战爆发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签署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以显示中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在其上签名的就有两位苏州作家：包天笑和周瘦鹃。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苏州作家同样是弄潮儿。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小说的经典之作，就在于他的小说从苏州视角写出了新时代人的精神状态，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大潮即将到来。 吴中大地浸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苏州人坚守着传统的家庭观念，耕读持家过着适意的生活，然而，苏州人每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必然张扬着爱国保种的人格气节。此时，拍案而起的引领者均是作家们。几社、复社的主要人物陈子龙在明朝灭亡之后,松江举兵,以期匡复明朝。顾炎武、陈忱、夏完淳、吕留良等均以民族风范彰显于世。明末复社领袖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记颂苏州市民反抗奸臣的运动。上世纪抗战爆发，苏州作家范烟桥正主编苏州大型杂志《珊瑚》。1932年7月1日范烟桥收到了胡奇尘寄来的一份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传单，传单名为《爱国连索》：一、永远不买日本货。二、永远不要卖东西给日本。三、对日本要存报仇雪耻的决心。四、永远要团结精神，一致与日本断交。范烟桥看后极为感奋。他认为与其让其在民间流传，不如利用杂志的发行公开呼吁。于是，他就根据这份传单的主要内容写了一则同名爱国广告，不间断地刊登在《珊瑚》杂志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团结抗日群情鼎沸。《珊瑚》杂志主编范烟桥要求杂志承担起“文化救国”的责任。杂志专门出了“九一八”专号和“一二八”专号。在苏州编辑出版的《珊瑚》杂志成为当时中国写“爱国文学”和表达爱国情绪的代表性刊物之一。 适意，是说苏州作家具有婉约内敛的处事作风，追求的是沉浸生活的内在品质；敏锐，是说苏州作家具有审时度势的聪慧思维，表现的是对新鲜事物接纳的人生态度；气节，是说苏州作家具有坚守不变的做人原则，呈现的是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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