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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思古堂 王泰初 ……………………………………………………… 摘要:西汉小五铢的性质历来有行用钱和冥币两种观点，作者从西安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出土发现的小五铢陶范与五铢钱陶范共同出土情况，以及《长安汉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西安东汉墓》等书籍考古报告资料反映的小五铢与西汉五铢钱共同出土发现例证出发，分析论述了西汉小五铢的性质属于西汉时期的流通货币，始铸于汉武帝“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之时，在汉宣帝经济繁荣时期得到发展，终于王莽的第二次币制改革，被“小泉直（值）一”所接替。 关键词:小五铢 冥币 属性 汉武帝 汉宣帝 ………………………………………………………… 本文刋发于《中国钱币》期刊2019年4总第159期
小五铢铸造年代与属性历来说法不一，上世纪初丁福保先生编著的《历代古钱图说》将这种小五铢列入南北朝陈文帝“鸡目五铢”条目下[1]；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新近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将这种小五铢定性为冥钱，在西汉五铢小钱词条下称:“西汉冥钱。与三官钱同时铸造，青铜质。面文'五铢’。除钱体特小外，形制与三官钱相同。”[2]我对这种小五铢研究后认为，这种小五铢应该是西期的流通货币，其论如下。 一、小五铢陶母范出土情况 出土资料与调查反映，西安“相家巷”上林铸造钱币遗址、兆仑村西汉钟官铸造钱币遗址、窝头寨西汉上林铸造钱币遗址以及建章宫西汉上林铸造钱币遗址均出土有小五铢陶范，而且多数西汉上林铸造钱币遗址有小五铢陶范与西汉五铢钱陶范共同出土的情况。2003年西安市西北郊修建公路，曾经出土汉武帝时期五铢陶母钱范，一并出土的还有不少“工”字铭文小五铢陶母范(图1)。
图1汉武帝”工“字铭文小五铢陶母钱范，王泰初藏
图2汉武帝五铢早期陶母钱范，王泰初藏 截止目前，西安上林铸造钱币遗址发现的西汉小五铢陶母面范，有五六种之多，从钱范形制与钱模文字形态分析，属于汉武帝与汉宣帝时期的小五铢陶母钱范，其形制与西汉上林“三官”五铢钱范雷同。图1“工”字铭文小五铢陶母范无论是范型还是钱模文字都与图2汉武帝五铢早期陶母钱范有相同之处，尤其是范头浇注口;图3小五铢陶母钱范与图4汉宣帝纪年五铢陶母钱范在范型及钱模文字上也十分雷同，范形设计都较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陶母钱范有很大改进，尤其是范头浇注口、通气口以及钱模在范体上的排序设计，汉宣帝纪年五铢陶母钱范与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陶母钱范截然不同，若将两时期钱范放在一起，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图3汉宜帝小五铢陶母钱范，上海市 博物馆藏
图4汉宣帝”本始五年十一月王申造“铭文五铢陶母钱范，王泰初藏 小五铢如果是皇家陪葬专造冥币,那么铸造所用的范模应该出土于西汉皇家冥器生产工场遗址，而不应该出土于西汉上林铸钱遗址，民间用陪葬冥币用范更不应该出土于西汉上林铸钱遗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东园匠十（六)官令丞......”[3]。颜师古注:“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4] 西汉“少府”设置有“东园匠”，即是为皇家陪葬器具生产而设置的专门机构与制作工场，其与铸造钱币工场分属不同机构，职能亦不相同。正常情况下，无论什么时代都不可能让铸造钱币钱工场制作冥币。退一步讲，即就是让上林铸造钱币工场为皇家代铸冥币，也没有必要铸造那么大的量，更没有必要让所有上林铸造钱币工场都代铸冥币。汉武帝实行上林“三官”专铸钱币供全国流通使用后，上林“三官”本职工作压力十分之大，哪有闲功夫代铸冥币。况且汉武帝是一个迷信观念很强的人。 二、西汉小五铢实物出土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大发展带动了基本建设，基建、修路过程中出土小五铢实物不少，而且有大小五铢共同出土的情况。“1983年(西安市)太白路基建工地一墓葬中出土铜钱12枚，西汉早期五铢1枚，宣帝五铢4枚，小五铢7枚，(小五铢直径) 10.5-12. 0毫米......最重的0.7克，最轻者0.6克。(小五铢)'五’字有宣帝风格......”[6]。《长安汉墓》一书载: “西北医疗设备厂位于西安市北郊范南村东南......1988年至199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厂区及福利区的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共发掘古墓210座......本报告收录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18座。”[7]其中，西北医疗设备厂100 号汉墓出土“铜钱143枚，均为五铢钱，分为五铢和小五铢两种。五铢8枚 ......小五铢135 枚.......”[8]。“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位于西安市北郊尤家庄西，1996年至199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配合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基建工程中清理秦汉墓197座 .......，本报告收录西汉晚期、新莽时期的墓葬7座。”[9]其中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工地14号汉墓出土“铜钱752枚，有五铢钱和小五铢钱两种。五铢钱212枚......，小五铢钱540枚......”[10]；28号汉墓出土“铜钱669枚，有五铢钱和小五.铢钱两种。五铢钱125枚 ......，小五铢钱544枚......”[11]；110号汉墓出土“铜钱533枚，有五铁钱和小五铢钱两种。五铢钱68枚......。小五铢钱465枚 ......”[12]。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工地14号汉墓、28号汉墓、110号汉墓与西北医疗设备厂100号汉墓出土的大小五铢钱，从报告刊发的钱币形制文字形态看，绝大多数属于汉宣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说明汉宣帝时期小五铢的使用率比较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一书载:“墓葬位于西安市东郊半坡村东西北印染厂，也称作东郊130厂。1956年由西北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清理发掘。墓葬发掘编号为56·130工地M1,原资料编号东1827号。......出土的遗物共60......其中'五铢’钱85枚，'小五铢’钱800枚......”[13]。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西安市西华门电报大楼外的古玩市场见到有人拿着锈结成条状的小五铁出售，每条小五铢百枚成串，两头打结的麻绳尚未腐烂。据出售小五铢者讲，该批小五铁出土于西安市北郊，数量大约有四五千枚之多。该批小五铢铸造精整，从小五铢文字形态看，属于汉宣帝时期形制的小五铢。上世纪90年代，我在西安市八仙庵古玩市场见到一农民手持一串小钱出售，内有小五铢12枚、“小泉直(值).一”31枚，据称盖房挖土时一并挖出。经仔细观察这两种钱币，其铜锈颜色相同，两钱表面硬锈堆积较厚，用小刀剔拨，绿锈成片脱落，绿锈脱落之处露出棕色水银古明亮光洁。《西安东汉墓》一书记载，西安文物考古所对西安市南郊曲江花园基建工地汉墓群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9号墓出土“铜钱404枚，有小五铢、大泉五十和小泉直(值)一三种。小五铢4枚......部分正面穿下有一星纹(文中展示的图应为半星纹，作者注)......大泉五十56枚......小泉直(值)一344枚......”[14]。西安市南郊曲江花园基建工地9号王莽墓出土的钱币，揭示了小五铢的使用下线。以上引用的关于西汉墓葬考古报告资料的几本书籍中，有关出土五铢钱与小五铢钱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出土的陪葬器物中没有钱币，二是大小五铢钱共同出土，三是仅有大五铢钱出土，唯独没有小五铢钱单独出土情况。若小五铢属于冥币，应该单独出土的比例要高些，但几本西汉墓葬考古报告资料汇集书籍中没有一例有小五铢单独出土情况。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以上几则考古报告，从墓葬规模与出土的其它陪葬器物分析均属平民墓葬。平民墓葬出土的小五铢假若属于冥币，这些冥币是不应该出自上林“三官”铸造钱币工场，但从以上几则考古报告中的钱币拓片看，与西汉上林铸造钱币遗址出土的钱范范模无异。西汉上林“三官”铸造钱币工场在自身工作量压力非常大情况下，代铸皇家陪葬用冥币尚勉强说得过去，代铸民间陪葬用冥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三、从形制看小五铢的属性 我收集到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出土的小五铢陶母范及其资料显示，小五铢陶母范有五种，从范模文字差异归纳有两种，一种如图1形制的陶母钱范，另一种如图3形制的陶母钱范。根据对小五铢陶母钱范形制、钱模文字与西汉上林铸造钱币钱遗址出土的五铢钱陶母钱范的对比分析，前者断代为汉武帝时期钱范，后者断代为汉宣帝时期钱范。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出土的小五铢陶母钱范制作皆精整，每种小五铢陶母钱范范体、钱模排序虽有差异，但同类型小五铢钱范的钱模形制、大小、文字形态厚薄均一致。形制统一，制作精整，这是流通货币的特征。冥币无需要求大小轻重形态统一，流通货币则不同，形制统一是基本要求。因为货币代表特定价值尺度与价值折算。因此，流通货币除在制作上要求精整外，还要求形制的一致性，尤其是实值货币时期铸造出的钱币要求质量的一致性。目前，各地出土的西汉小五铢形态都基于上述两种小五铢陶母钱范(实物中还发现一种没有“金”字偏旁的小五铢，其断代另行讨论)。这种各地出土形制一致小五铢情况，所反映的是流通货币特征。小五铢如果认定为货币就有一个与西汉五铢钱比值关系问题，这里必然要体现在形式与质量上。这也是从另一方面检验小五铢是否是流通货币的一种途径，是流通货币比率就自然，反之，关系就生硬或牵强。实物中，西汉小五铢的质量在0.65克左右，折算成西汉质量单位相当于西汉1铢，是五铢钱的五分之一。这种一五大小货币比值关系，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的“赤仄五铢”与“郡国五铢”钱比值制度上;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铸造以西汉五铢钱为基础的大泉五十、栔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几种货币，我认为是西汉一五比值关系的延展;王莽第二次币制改革中铸造的小泉直(值)一， 是小五铢形制的延续。西汉武帝后期至汉宣帝时期随着战事平息，经济好转，市场繁荣，货币升值，至汉宣帝神爵年间“比年丰，谷石五钱。”[15]根据《汉书·律历志》“三十为钧。四钧为石”[16]计算，24 斤谷子才一个钱，小额交易如何进行?小五铢钱的职能就显现出来了。
图5 西汉武帝小五铢，王泰初藏品
图6 西汉宣帝小五铢，王泰初藏品 西汉小五铢钱(图5、图6)与小五铢陶范实物出土发现比较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汉武帝时期的，另一一个是汉宣帝时期的，汉宜帝时期与经济繁荣有关，汉武帝时期与西汉小五铢的产生缘由有关。 四、西汉小五铢的产生 世间所有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存续到消亡的自然过程，其产生至消亡都由客观环境所决定，西汉小五铢的产生也不例外。《史记.平准书》载:“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即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17]《史记·平准书》这一记载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什么原因导致汉武帝出台“悉禁郡国无铸钱”如此严厉措辞的禁令，仅仅是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吗?其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回收“诸郡国前所铸钱”的问题。我对于这两点的解读:其一，汉武帝出台“悉禁郡国无铸钱”严厉措辞的禁令，明显具有针对性，“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原因可能存在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贯彻执行“赤侧”钱制不力，严重影响干扰了汉武帝通过铸造发行新货币解决财政困难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才导致汉武帝出台“悉禁郡国无铸钱”，“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的政令;其二，“诸郡国前所铸钱”废止流通后大量遗留于民间，回收过程中，“诸郡国前所铸钱”与新铸“三官”钱的兑付绝不会以一比一的比例进行，其中喻示了“三官”钱制。1998年夏，西安户县兆伦村西汉钟官铸造钱币遗址附近新河坝堤因一场暴雨冲刷暴露出一批西汉五铢钱， 我对当地文管员收缴的655枚五铢钱进行了清理，其中最重的5.30克，最轻的2.42克，平均重量3. 95克。这些西汉五铢钱从形制文字分析属于西汉武帝初铸五铢钱。我还对当地文管员收缴的另一批384枚五铢钱进行了清理，这些五铁钱从形态分析属于东汉五铢钱，总重量1229克，平均重量3.20克，重如其文。我清理的这两批五铁钱反映，西汉国家铸造的早期五铢钱多厚重，平均质量在4克左右。我收藏的西汉早期五铢钱中厚重有高达6克之多者。汉武帝在收兑郡国五铢钱中若以一枚郡国五铢钱兑换一枚新铸“三官”钱进行，且不说收兑中产生的人员工资、运输、加工等费用，不但不能通过上林“三官”专铸钱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而且还会因为新旧货币收兑出现更严重亏空。那么汉武帝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新旧货币收兑的呢?史籍没有记载。我的分析认为，汉武帝在发动抗击匈奴战争，以及国内出现严重灾荒所引发的财政极度困难情况下，为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所推行“一当五”的“赤侧”钱失败之后，在财政没有走出困境前绝不会罢休，“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就反映了汉武帝要将这一政策贯彻进行到底的决心，一定会在排除了地方干扰后，再次强制推行，并在“三官”钱制中重新体现出来。况且汉武帝采取铸行虚值货币筹措资金的措施，是历代政府筹措资金惯用行之有效的办法。作为对接“诸郡国前所铸钱”五当“赤侧”钱一钱制的小五铢钱，应运而生。小五铢在最初作为新旧货币收兑比值基础，低值回收“诸郡国前所铸钱”，然后将兑收的“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行“三官”钱，达到最终解决财政困难目的。 五、结语你综合上述我认为:汉武帝在“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17]，“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18]之后，小五铢作为收兑“诸郡国前所铸钱”的比值基础，“三官”五铁钱制的组成部分，始铸于汉武帝“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之时，在汉宣帝经济繁荣时期得到发展，终于王莽的第二次币制改革，被“小泉直(值)一”所接替。 注释:[1]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上海书店根据医学书局1940年版影印出版，1988年1版，六朝，P64页。[2]《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9月1版，P394 页。[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版，百官公卿表上，P731页。[4]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版，百官公卿表上，P732页。[5]吴顺利:《小五铢》，《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2》 1989增刊，P100页、103页。[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 月1版，第一编P5页。[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字:《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第二编墓葬资料P55-57页。[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第一编P6页。[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第二编墓葬资料P568-592页。[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第二编墓葬资料P597-603页。[1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第二编墓葬资料P608-615页。[12]姜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西安:陕西三秦出版社2015年12月1版，西南(郭上村)工地，56·130 工地汉代墓葬M1, 56P127-129 页。[1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王久刚:《西安东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2月1版，P520-526 页。[1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版，宣帝纪，P259页。[1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版，律历史志，P969页。[16] [17][18]司马迁:《史记》点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1版，平准书，P1434-1435页。………………………………………………………… 作者简介:王泰初 陕西省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钱币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钱市学会理事、西安市钱币学会理事。本人有近四十年的钱币收藏研究经历，擅长秦汉钱币的研究，发表相关文章一百多篇，出版相关专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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