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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特点，我们可从他们在书法史的地位以及普遍认同的书论中去把握： “二王”书法，不仅是魏晋书法的代表，也是古今书法的分水岭；不仅是集古法的大成者，也是开今体书法的创始人；不仅表现了超游物外的意趣和笔墨情怀，也充分体现了魏晋士大夫超游物外、崇尚个性自由的思想。 孙过庭在《书谱》开卷说：“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云：“彼此二美而逸少兼之”。孙过庭对“二王”书法与锺张并提，以“妙”形容“二王”书法的特点。 孙过庭评论书法好用形容词，在他的《书谱》中妙语连珠、词藻华丽，而这里他称“二王”书法之“妙”，却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如何理解“二王”书法各有哪些特点，试作如下分析： 历来书论认为“二王”书法最显著的标志特点是“大王”用笔“内擫法”，“小王”用笔“外拓法”。这一理论最早见于书论中应是虞世南《笔髓论》：“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锋，内毫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搅吐纳，内转藏锋也。”这里没有提及王氏父子，只是阐述了“内擫”、“外拓”论。 元代袁裒的《总论书家》说：“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 这是较早对“二王”用笔“内擫”与“外拓”的论说。 我们翻开许多书法史书，也都延续并认同了袁裒的这一书论：王羲之传承了古人笔法，开创了“内擫法”，而王献之在内厭法的基础上，开创了“外拓法”。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内擫”与“外拓”的用笔方法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书论繁多，各有说辞。近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对王氏父子的用笔“内厭”和“外拓”有专门说明，大意为其父王羲之用笔“内厭、含蓄、沉着；其子王献之用笔“外拓、豪放、飘逸”。 沈老的解释，似乎还比较笼统。我们关键是对“厭”与“拓”的理解，按照字面意思，是用笔力的方向不同的两种。我们使用毛笔，通过运笔，使笔锋在点画中行，点画笔力的方向与笔锋的方向应该一致，只是在使转、折笔和起笔、收笔提按等过程中，笔力带着笔锋运转时，出现了笔力的方向改变。一些书论认为：“转笔、捻管”就是产生“内厭”与“外拓”的根本原因(关于转笔论本文不加论述)，“内厭”为笔力向背，即“右起而内”，形如“) (”状；而“外拓”为笔力向相，即“左起而外”，形如“( )”状。 这其实是在书写过程中变化多端的运笔姿态，多种方向的笔力变化频繁交替。即使”王羲之的同一件书法作品、甚至同一个字中都会频繁出现“内厭”和“外拓”。故很难认定一件书法作品属于哪一类用笔方法，而以这种运笔姿态来判断“二王”父子是属于“内厭”和“外拓”用笔书家，其实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之所以对“二王”父子用笔有这样的判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一是延续了历史对具有书法方向标人物“二王”的习惯认定，以便于我们对书法用笔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二是王羲之书法中的确是“内厭”多于“外拓”，而王献之的用笔是“外拓”法为多；三是方便我们在书学过程中对笔法、字法的理解。 “二王”父子的书法特点，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书风的开创性，表现在笔势和结体上的不同。王僧虔云：“变古制今，唯右军”。王羲之在钟繇等老一辈书家诸多书体基础上，去隶意而创正书(真书)，并继而汲取张芝等章草创今草(也有称之为“二王草”)，这是书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新运动，而在这个运动中，王羲之无疑是领军人物，而《兰亭序》便是奠定他书圣地位的杰作。 而王献之的书法，在其父亲的光环下，传承大王笔意，融入他豪迈的性情和笔墨情怀，字势更加肆意多变、跌宕起伏，姿态万千，气度不凡。 “二王”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自从有了“内厭”和“外拓论，我们习惯上把书法分为三大阵营：即王羲之之前的古文字、章草以及书家作品，大多归为内擫法，大多数北碑、欧阳询、柳公权书碑，亦属内擫范畴；而以王献之为“外拓”法代表，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以及颜真卿等书法，以及一些北碑等归为“外拓”阵营。其余大部分书家及书法作品归为“中间派”。 其实，前面以说过，这仅仅是一种习惯论定，在我们书法学习中，对书法的笔法和特点把握，尤其对“二王”书法特点的把握，不应受其书论束缚，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微头条@青云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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