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格物致知”? 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大学》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提出“致知在格物”之说。《大学》 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提出的“致知格物”有着较深的理论意义。后代的诸多儒学家对于“致知格物”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汉代的郑玄解释“格物”为来物，他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个解释比较肤浅，与(《大学) 上下文的意蕴不相符合。  程颢、程颐认为“致知在格物”是《大学》的重要思想。程颐说:“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是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程氏训“格”为“至”，解“格物”为“穷理”。  朱熹发挥程颐的观点，以为《大学》有缺文，于是撰写“补格物传”。朱熹《大学章旬》云:“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右传之五章，蓝释格物效知之义，面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推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面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 是否有缺文，实难考定。但是朱熹借补文提出了'即物而穷其理”，却提出了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王阳明不同意《大学》有缺文之说，也反对朱熹对于“格物”的解释。王阳明认为“格”为“正”。他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传习录》上)“格物”就是正心之意。 王阳明认为所谓物只是“意之所在“，他说:“心之所发便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同上)王阳明不承认心外有物，格物只是内心修养的工夫。他批评朱熹所谓“即物穷理”说：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殁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与？……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这是王阳明的格物说。自今观之，王阳明将“求理于事物物”与”求孝之理于其亲”混为一谈，实质上混淆了物理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很难把“格物”的道理讲清楚。  王夫之分格物与致知为二事。他认为二者虽有联系也有区别。他说：“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非致知，则物无所栽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人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尚书引义》卷三)格物是考察事物现象以求得其理;致知是虚心深思以穷尽道理的隐微。这里所说的格物包含着观察与归纳，所谓致知包含概念的解析。王夫之又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王夫之看来，格物以学间为主，致知则以思辨为主。王夫之主张“即事求理”(《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但又承认有“思以穷其隐”、其功夫“唯在心官”的致知，这是值得注意的。  颜元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时，提出“亲下手一番”的新见解。他说:“今之言致知者，不过读书讲问思势已年，不知致否知者，皆不在此也。辟如欲知礼，任读儿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儿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知礼者斯至矣。……是谓物格而后知至。” ( 《四书正误·大学》)颜元更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 总观儒学的“格物致知”的观念，其本意主要是通过认识活动，以达到个人修养和道德境界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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