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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空谈误国的典型 作者|弓难张 设计|孟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至圣先师孔子主张人们言行一致、少说话多做事。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但我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夸夸其谈的人。他们跟别人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常常引经据典看似无懈可击，但一旦让他付诸行动，则啥也做不成，百无一用，更多的表现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1862年8月，饱受列强欺凌的清政府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下，设置了一个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该馆聘请饱学的西方人士担任教师，教导八旗子弟学习英语、法语等外语，后来汉人亦可进馆学习，范围并扩大到西方的算学、天文等科目。 此举在当时的大清国无疑如陨石落地，引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因为满清的多数大臣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而英法等国均属“夷狄之辈”，让八旗子弟去学习蛮夷的语言，真的是“斯文扫地、辱没门楣。”所以反对声浪一直很高。 同治六年（1867年），当时的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也亲自给朝廷上疏，要求废止同文馆。他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倘延夷人为师，祸患无穷，甚至亡国亡种。” 倭仁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国人讲求礼仪道德、教化人心，就可以建设一个富强自立的东方大国，他进一步叙述了学习西方“夷人”的坏处，甚至危险到了亡国亡种的地步。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推崇洋务革新的奕䜣一方面批评倭仁的议论虽然信誓旦旦振振有词，但只不过是“空谈道义、好为争辩” 而已；另一方面，奕䜣针锋相对地向朝廷建议，既然倭仁说“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必有精通天文算学者。”那就让倭仁立即“酌保数员，择地另设一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共收实效。” 慈禧太后难得开明地同意了奕䜣的主张，立即任命倭仁为“总理衙门行走”，参与洋务运动事宜。这一道命令让平日里只知道“袖手谈心性”的倭仁遇到了大麻烦，因为他只是信口雌黄，并没有深入调查和研究，也不知道国内哪位高人精通天文算学，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洋务是什么意思，如何去工作？ 但这些个理由对于爱面子的大学士来说怎好明讲，倭仁只好向朝廷上书“不必另行设馆”并请辞“总理衙门行走”这个职务。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不依不饶逼着倭仁上任，万般无奈的倭仁只好耍个小心眼，在上班途中故意坠马崴脚，然后因“足疾”请辞一切职务。因发生了“崴脚”的工伤事故走不成路，这一“硬伤”使倭仁没办法上班，请辞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倭仁贵为大清国的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整日浸淫四书五经，可谓是满腹经纶。然而他却忘记了孔夫子最基本的谆谆教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在晚清遭遇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列强铁蹄踏关虎视眈眈之时，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严峻形势下，依然不思进取只知信口雌黄， “敏于言而讷于行”， 说而不做夸夸其谈，甚至为了逃避责任而故意崴脚损伤身体，贻笑大方的同时让自己也成了空谈误国的典型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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