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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钱锺书是挚友。我写这本书，不可以不提钱叔叔的。然而，爸爸和他往来较多的三四十年代，我还年纪小，上学住校，从没有机会见到钱叔叔，也说不出他们之间交往的细节。只知道爸爸提起他时，跟提起全增嘏叔叔一样，口气带有亲切和尊敬。我知道他们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哥哥祖丞长我五岁，为了帮助我写《我的爸爸邵洵美》，他精心地写满一个笔记本，提供资料给我；又因为我们不在一地，他回答我疑问的信件近百。许多重要的资料我都经过核实，没想到，关于钱叔叔的一段竟然出错！ 收集邵洵美的文章五百多篇，唯有他的幽默杂志《论语》第一五二期的编辑随笔里提到钱锺书和他的夫人。他说杨绛的《听话的艺术》“真是一篇不易多觏的优秀散文。杨女士和钱锺书先生，这一对夫妇，有修养，有才情，而最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幽默感。他们会写引经据典的论文，会写俏皮活泼的喜剧，会写曲折缠绵的小说，又写短小精致的散文。而杨女士的笔调风格却比她丈夫，更自然，更天真。正像是戴着一滴水般透明的玻璃翠戒指洗手，你要依旧能不受拘束，不慌张；你要依旧能随随便便地动作。这篇小文章里到处是警句，可是作者像在无意间透露了真理，而读者却在无意间长进了智慧”。 2005年拙作出版的时候，我来北京居住。杨苡指点我找爸爸的旧友。知道杨绛阿姨年岁大了，未敢登门打搅老人家的清静，倒是她收到我的信就亲自来电话。听她那清脆而亲切的低语难以相信她是位高龄的老人。她说现在九十五岁了，血压高，闭门谢客了，耳朵也背了。于是我只有洗耳恭听，听杨阿姨沉浸在回忆中的趣谈。 她先解释我信里的误会。 ——《听话的艺术》不是一本书，是一篇文章，收入《杂忆与杂写》，现在人文出的《杨绛文集》第二卷有，你可以去翻翻，不用去买。 ——你爸爸的字好。他为我写的字不是摘录我的文章，而是给我写的一封信，称赞我那篇文章。我一直保留，作为墨宝。一是因为，是邵先生的信；二是因为他的书法很美，大大的字，写在方格纸上，我一直珍藏。可惜，来北京时一只箱子丢了，里面有这些东西和我的诗稿，全都丢失了！现在没法找了。 ——锺书和洵美是因《天下》结识的。他是全增嘏的好朋友。1935年我和锺书去英国，朋友们在岸边送别，惟独你爸爸和温源宁跟我们一起乘小船，一直送上邮轮。我现在还记得你爸爸坐在小船上的样子: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胜利后，我们在上海，藏书无多，我想看书，你爸爸书多，一壁大书架，到顶，全是书。我们俩常常晚饭后散步到你家，来借书，还书…… ——记得项美丽，我见到过两次。一次是1982年左右，一天，她和Boxer来我家。Boxer是牛津大学的professor of history，那时项美丽已经老了。Boxer来找锺书，他跟锺书谈话，项美丽跟我谈话。我们很谈得来，她拿出一张名片给我。我递给锺书，锺书一看是Emily Hahn，说:“哼，我认识你！”Boxer在旁说:“She's quite honorable now.”后来，我去英国，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她，好像是为专写中国的英国人李约瑟授奖。客人好多，我坐着，她没看见我。那时她上年纪了。她年轻漂亮时我没见过。项美丽，大家喊她Micky，你爸爸翻译成“蜜姬”，呵，呵…… 电话那头传来她的笑声。 ——第一次到你家，锺书和我是随一位容太太去的。锺书的《围城》里的范小姐有她的影子。她的丈夫是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离了婚，当时每月给她一百美金，她很阔气。她是全增嘏的朋友，很有天才，中英文都很好，留英的。她两个女儿都是怡和洋行老板的秘书。容太太跟你妈妈很熟，在楼下喊“茶……茶……”她正要上楼，你妈妈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妈妈的名字——茶。见你妈妈从楼上下来，很美！……你爸爸妈妈很美，你也一定很美。你声音好听－－－－－祝你新年万事如意！ 那是2005年1月。 我曾把自己写的那本书寄给她，又写信请她写些回忆邵洵美的文字。3月，她又来了电话。她说自己老了，不动笔了。她又像上次那样回忆往事。她轻声述说的那些，我深深感觉得到，她和钱叔叔跟我爸爸之间并非泛泛之交。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时代变迁，物换星移，他们和爸爸有几十年没有联系，但是，往年深切的了解和挚情在他们的心里一如既往。 老天爷真是眷顾，我这古稀之年的老妪居然学会了电脑。去年我上网，去看看读者对刚刚出版的《邵洵美作品系列》五卷书的评价。不意，读到陆灏先生看了《我的爸爸邵洵美》产生了疑问，写信去求证于杨绛。杨阿姨否定了我写的那些关于钱叔叔的内容。——这使我惶恐之极！我细细寻思，哥哥说的有错误有夸张，但最为重要的是:钱叔叔和《自由西报》的关系，这是不可以无中生有的！必须找到知情人搞清楚。 知情人应当就是当年《自由西报》的编辑:许国璋、宋衍礼、陈少云和张培基。前三位我见过，但是如今我最熟悉的许国璋已离世，陈少云回他东南亚的故国。至于宋衍礼，他去香港任《虎报》编辑前来向爸爸辞行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那么张培基先生呢？记得我在整理先夫夏照滨的藏书时翻到过张先生著的《英汉翻译教程》。然而，何处去寻张先生呢？……灵机一动，上网！——“张培基现任《英语世界》顾问”。 《英语世界》转达了我的心意。张培基先生欣然打电话给我，他证实了当年和许国璋等三人共编英文的《自由西报》那段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否定了钱锺书曾任该报主编的说法，于是破解了那个压在我心头的疑题。不过，钱锺书先生的确和《自由西报》有一层关系:钱锺书曾为《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写过一篇文章。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张培基先生回忆说:他1945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任《自由西报》(Shanghai Herald)顾问的邵洵美。我爸爸识才惜才，将他和许国璋、陈少云、宋衍礼四位年轻人推荐给《自由西报》的主编桂中枢。编辑主任是李才，广东人，华侨，是位老报人。桂中枢是位名律师，是我爸爸的老友，同时也是英文杂志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的主编。当时张培基也受邀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特约编辑，为该报写过十多篇散文。他说我爸爸不常来《自由西报》编辑部。(爸爸当时在编辑《见闻》时事周报。) 谈到钱叔叔，他讲起《中国年鉴》:“编辑《中国年鉴1944－1945》，好像是外交部交给《自由西报》的任务。总编辑是外交部派来的，姓张。我和陈少云任副总编，许国璋任编辑。我仅做一些修改和翻译工作。《中国年鉴》的办公地点在《自由西报》办公室的旁边一个厅里。那本年鉴需要一篇论中国诗歌的文章，我去找邵先生。邵先生认为请钱锺书先生写更为得当。我就去辣斐德路钱府约稿(在中学时我就认识钱先生的，他的堂弟钱锺鹏是我的同学)，钱先生一口答应。不几日他就寄来一篇长长的英文文章。此文先后发表在《自由西报》和《中国年鉴》。 张培基又谈起1946年他去日本不久，《自由西报》改为《自由论坛报》(Shanghai herald Tribune)。他去日本是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在日本期间，我爸爸和他时常通信，他曾为我爸爸购买《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一套有十多本，觅得后寄回上海。解放后他回国，曾到上海看望我爸爸。他说，“‘文革’前我再次去看邵先生，那时他住在老家隔壁，家里空空荡荡。见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呼吸困难，阵阵喘咳。有两个出版界的人在座，在跟他联系工作。我没多谈就告辞了，这是最后一面。邵先生离世太早，仅仅六十二岁！是极‘左’，把他糟蹋了！……很高兴现在能联系上你，邵先生的后人。现在获赠《邵洵美作品系列》五卷，打算翻译一篇邵先生的散文，以怀念先生当年对我的扶掖。” 幸而找到了张培基先生，否则拙作《我的爸爸邵洵美》里那段述及钱锺书的情节，误导读者将延续世世代代，永远也说不清了。得悉事情真相，我马上写信给杨绛阿姨致歉。 怀着不安，我等待告罪函发出后的反应，没料到她老人家宽容大度。杨阿姨居然第三次亲自打来电话。她高兴地读到了我摘抄下的那段文字，说:“你爸爸给我的墨宝就是《论语》这一段！他这样称赞我，我当不起。……他写的就是这些，全对！”她连连说:“你真好！我真为你爸爸开心，有你这样的好女儿。……真好，我为你爸爸庆幸。”她这么夸我，令我越发自责。她含笑轻声说来的寥寥数言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像是母亲的关照，母亲的期望。 三年来，我发现这本回忆爸爸的书里错漏累累，我正在为争取出版增订本努力。在此，我郑重地向翻过《我的爸爸邵洵美》的读者说声“对不起！” 《邵洵美作品系列》去岁出版了五卷:《诗歌卷》、《随笔卷》、《小说卷》、《回忆录卷》和《艺文闲话卷》。今年年底前再争取出版三卷，包括:新诗理论、书画评论、编辑随笔、时代讲话、翻译作品、邮票讲话和属于前五卷的补充内容。如此，我就把目前收集到的作品都集合在一起，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翻阅。对于近八十的老人来说，这些工作是繁重的，我得格外仔细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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