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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承法 2018-08-14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记录人生旅行、描摹人情世态、暗示人生困境、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围城”的小说, 其外文译本之多、图书馆收藏数量之众、传播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 是中外现当代出版史上浓重墨彩的篇章, 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961年，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 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序幕, 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 经历过多次域外旅行。 继夏志清之后, 珍妮·凯利1974年在香港《译丛》 (Renditions) 杂志上发表《围城》第一章的英译, 美国出现两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胡定邦 (Hu 1977) 的《钱钟书三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胡志德 (Huters 1977) 的《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 1979年,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译本Fortress Besieged, 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的《围城》版为底本, 凯利译出初稿, 美国华裔学者茅国权 (N.K.Mao) 完善, 收入美籍华人学者罗郁正、刘绍铭和李欧梵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的英译”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丛书。《译者序》指出:虽然钱钟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 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钟书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 (Chi'en 1979:xi) 。《译者导言》除简介作者生平和著作外, 着重将《围城》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品进行讨论, 认为这既是一部带有幽默风格的喜剧, 又是一部讽刺爱情婚姻、评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小说, 其最高艺术成就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成功塑造 (同上:xiii-xxix) 。 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杰出学术著作”, 3年内至少有8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纽约图书评论》《国家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今日世界文学》《亚洲研究杂志》和《中国文学:散文、论文和书评》等英美主流期刊杂志。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题为《永恒的玉石》的书评中指出, 《围城》“是一部才华横溢、技艺精湛、趣味横生的小说, 文笔高雅, 结局带有浓浓的悲观色彩”, “富有活力、结构严谨的英译本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看法” (Spence 1980:20) 。胡定邦认为, 文学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翻译钱钟书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更是如此, 《围城》英译本令人肃然起敬, 但在文化负载词、句法语义和原著风味等方面存在不足, 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胜任翻译 (Hu 1978:427-443) 。 1989年, 英译本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重印, 在中华大地开启“出口转内销”的历程: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被授权出版;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5年发行该版本的有声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英对照本, 增加杨绛撰写的中文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出版英译本, 收录杨绛作、凌原译的《记钱钟书与<围城>》汉英对照本。2004年, 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推出经杨绛授权、两位译者同意的修订本, 收入“新方向经典系列” (Qian 2004) 。该修订本除将钱钟书姓名的威妥玛拼音Ch'ien Chung-shu改为汉语拼音Qian Zhongshu外, 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和其他内容都未做变动。史景迁在《前言》中指出, 《围城》是一部构思非常奇巧的喜剧性传奇小说, 充满创造力、机智和正直, 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 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 (Spence 2004:vii-x) 。英国企鹅出版社2004年再度出版, 收入“企鹅现代经典”, 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年再版, 企鹅出版社2006年再次印刷。美国亚马逊官方网站评论《围城》是“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一部小说, 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是仿拟西方文学传统与哲学、描写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一部杰作”。至少7篇关于该修订本的英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对抗》《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纽约图书评论》和《独立报》等期刊上。 (1) 按收藏《围城》外译本的图书馆数量依次为:英译本 (873家) >日译本 (159家) >荷译本 (52家) >法译本 (49家) >德译本 (42家) >越译本 (22家) >西译本 (18家) >俄译本 (2家) >韩译本 (0家) 。 (2) 美国是《围城》外译本的馆藏大户 (636家) , 通常译本为出版社所在国的图书馆收藏最多, 其次是以译语作为 (半) 官方语言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但俄语、越南语、韩语译本例外, 因为World Cat和Ci Nii中没有这3个国家图书馆系统的收藏信息。 (3) 英译本先后在美国、中国、英国的5家出版社出版过6个版本, 被收藏的图书馆数量最多 (873家) , 传播范围最广 (包括全球6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 , 影响力最大, 再次印证英语图书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的英译本也同样在英国传播开来” (王洪涛2016:146-151) , 《围城》即是典型一例。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英对照本 (2003) 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译本 (2003) 早于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 (2004) 和企鹅出版集团 (2004) 的版本, 因而在欧美等地也有收藏, 属于出口转内销之后的再出口, 而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英译本 (1989) 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 在北美图书馆几乎没有收藏信息。 《围城》海外旅行70年的深刻启迪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热议话题是:谁是主译者, 是我国译出还是他国译入。结合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刘慈欣科幻小说获得第73届雨果奖的成功案例, 《围城》70年的海外旅行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5点深刻启迪。 (1) 前提: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 只有明确输入国的现实需要, 才能挑选适合外译的中国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 厘定相应的翻译原则, 培养翻译人才, 在输入国寻找合作伙伴, 即如梁启超百余年前的呼吁:“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梁启超1984:11) 。 (2) 出发点:必须以服务于翻译产品的需求方为出发点, 考虑译语受众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等因素, 并根据译语读者的特定需求决定采取全译还是变译。 (3) 保障: (主) 译者必须是以译语为母语者, 同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 或者是长期生活、工作在译语国家的双语双文化的华人华侨学者, 中外译者合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理想译介模式。 (4) 核心:译作必须既能传达原作风味, 又满足译语受众需求、符合译语的审美接受。“化境”是中国文学作品全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 变译是解决中国文学作品的语际文化供求矛盾的有效策略。 (5) 关键:必须实现中外文学界、翻译界、编辑界、出版发行界、传播界、图书馆界等领域的通力合作, 确保作品的“评介———翻译———出版发行———市场策划———媒体宣传———读者反馈”的一条龙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唯有如此, 中国文学才能被积极“引进去”、主动“走出去”、成功“走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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