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如何打破“无奸不商”的刻板印象？

来源：中华书局1912（zhonghuashuju1912）

在中国古代，商人给人们的印象以负面居多。唐朝元稹的《估客乐》对商人那种“求利无不营”的唯利是图，“卖假莫卖诚”的利欲熏心，“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的假货坑人，“所费百钱本，己得十倍赢”的高额利润等描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民众看来，“商”与“奸”密不可分，民间甚至有“无奸不商”之说。

因此，除却政府意识形态层面的“贱商”意识的宣传，中国古代商人在人们心目中这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负面形象，使得人们在道德上对商人不认同——这也是民间轻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书的出现，对明清商人而言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商道日趋成熟，商人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行业准则和指导原则，开始提升其自身素质，并构建了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商业文化。

在明清商书所展现的职业教育理念中，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这种教育，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深入到了商人的内心深处。

像商书中所宣示的重信义，守然诺，“取财以道，利己利人乃见本”，“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商业伦理，以及勤俭朴实、公平竞争、遵纪守法、施舍孤贫、洁身自好，戒贪赌财色、严于律己等职业素养与品德教育，让人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商人们对自身群体行为的约束与修养要求，有助于改善商人以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负面形象。

明清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和“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为杰士”的警示，以及“抱德怀才岂惮贫，广行方便方施仁。光明正大无荣辱，留此心田荫后人”“处世为人做一场，要留名节与纲常。古来倾险奸臣辈，国未亡兮身已伤”“强争田地强争山，岂在些微尺寸间。有志广营天下业，无能衣寝不曾完”等之类的劝诫，教导从商者应行事磊落，志向远大，要有救困扶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

这些教诲既是对从商者的期望与要求，也是明清时期众多商人在经商致富后，热心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实际写照。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私利，还应当追求公义，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很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业。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且输金千万而不惜，甚至赤贫之士，黾勉积蓄十数年而一旦倾橐为之”。

以徽商而言，在徽州，“贾以厚利，儒为名高”已成为民间崇尚的价值取向，民间将这些慈善公益行为称为“儒行”。明代，徽商创办义学已蔚然成风，入清以后，徽商创办的义学更是遍布城乡。由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输，宋元以来，徽州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李琳琦统计，明清时期徽州所建书院78所。徽商在外地所建书院也很多，如景德镇新安书院也是徽州会馆，饶州紫阳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汉口紫阳书院、扬州江甘学宫等均为徽商所建。

此外，徽商还在江南等各经商地设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参与各地的公益事业，“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以给窘乏。至于修道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仗义为之，不少吝”，并以此为荣。

商人们的各种“义行”，也成为时人对其社会价值评判的重要依据。明清徽州家谱、方志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为徽商立传，绝大部分不是记载他们的商业经营如何成功，而是记载他们经商过程中的各种义行，以及经商致富后如何报效家族、乡里和国家。

“在明清徽州的各类徽商传记中，大体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记述模式：因生计贫困弃儒业贾—经商时以义制利，以义取利—经商成功后以义化利、以义践利—显亲扬名和振大家声。不难看出，在这种徽商传记模式中，恪守和弘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一条主线和事功评价的标准。”在这里，各类“儒行”已成为徽州民间评判商人德行的一个重要指标。

与徽商齐名的晋商也同样注重以儒家之伦理教育后辈。像晚清著名的晋商各大家族，强调诚信经营、严守承诺、修身正己、勤俭致富、好德重义、造福百姓，并教育后辈遵循儒家之道。晋商群体继承并发扬了传统文化中诚贾廉商的精神，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精神的创造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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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郭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