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唐文明为中华后世留下了无比荣耀的物质宝藏和无比丰采的“心的耕种”，汉唐已然成为内聚性中华文化势能渊薮的“文化丛结”和“文化母体”，用今天现代的眼光对之进行一番理性抚摸和审视别择，我们可以获致以下良性文化思想“内传统”供现实参鉴： 一、开放进取精神面貌。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使汉、唐两代泱泱大国能以无比开放的思想政策对待外来文明与文化，借此史无前例地实现了多民族积极的大融合，海纳百川，兼蓄并包，为盛世的开辟营造了十分有利的“软环境”，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统一与开放的政治格局有助于造就滋培奋发踔厉、自由进取的精神面貌，社会文化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境界。不必说汉赋、唐诗的大放异彩，也不必说蔡伦的造纸术，张衡的浑天仪，张仲景、华佗的医术，单是唐朝出神入化的书法、绘画和乐舞就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心醉倾倒，而所有这些伟大的成就都是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昂扬进取精神物化的伟大智慧结晶，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广阔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斯言确矣。 二、天人合一、茶道思境。在汉代思想史上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奥义所在便是将“天”定义为一种具有超验宗教意义的人格神，董子关于天欲、天心、天仁、天意、天德等概念的炮制出炉即是其所谓人格神意志的别种说法。除了“君权天授”的政治化图解以外，“天”作为一种“至善的道德化身”，包含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伸天屈君”的伦理内蕴。“正如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指出的，在古代中国，‘保护着一种永恒的秩序’的，是伦理理性化了的‘天’”。“天”融摄伦理与政治，并且调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与张力，以取得圆满的秩序“大同”。君主对“天”的道德承负着应然的义务，否则便有“灾异”来“谴告”示警，这也就是所谓“省天谴，畏天威”的效果。这种效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破坏不啻为一种理性的劝示与启迪，“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天人合一，同质同构，人只有与“天”（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才能找到终极意义上理想的精神家园，才能“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否则迟早要遭到“天谴”的报复。唐代“茶道”精神与汉朝“天人合一”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而茶文化的繁荣时期无疑在我国古代唐朝。著有《茶经》的一代茶学鼻祖陆羽便诞生在唐朝，陆羽因有功于“茶”而荣享“茶圣”之尊誉。饮茶行为始于南方，后因“唐朝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饥饿感，所以佛家就首选茶作为其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佛“茶”提供了一个“物人两忘、心灵澄空”的顿悟境界，从此茶文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传播。而文人嗜茶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于是就转向好茶。因为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也是引发思维以助文兴的手段”。白居易有“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的吟唱，僧皎然有“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的奇想，卢仝有“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的豪兴，茶对于唐朝文人的文化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茶文化（亦即茶道）的精魂乃“清净”二字，清绝如水，澡雪如冰，灵魂在冥想开悟中融入山水、自然之中，茶便成为“山水自然”的一个精神象喻，而“天人合一”的境界自是“茶道”思境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而言，“天人合一”侧重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茶道”侧重的是人心内在的和谐，两个和谐相生相成，互为基础，只有共同促成两个和谐的“和谐”，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完满的实现。 三、 史、诗文学忧患传统。忧患意识是古代士人涵养的一种深厚而高贵的精神品格，“忧”国家，“患”民瘼，“忧”殇史，“患”病心，从《诗经》《离骚》开始便树立了一种悲天悯人、兼济天下的让人肃然起敬的情操传统，到了汉朝的司马迁、唐朝的杜甫，更是将这种忧患品格发扬传承得沉髓入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是史马迁的血泪“发愤”之作，寄寓了作者的身世遭际之悲。司马迁一身浩然正气，为李陵作公正的辩护而罹宫刑之耻，受耻后忍辱负重，以如椽大笔结撰《史记》，为自己高洁的忧患之魂作了最生动的传照。其中既有对封建统治者恶行的无情批判，即使是当朝皇帝也毫不避讳，义正词严；也有对人民苦痛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民反抗精神的拥心礼赞；既有对无私爱国者热情洋溢的歌颂；也有对最底层人民的理解式称扬甚至为之树碑立传，其忧患之心可与日月争光。只有历经厄难的人才有真切的忧患心魂，唐朝爱国诗人杜甫曾有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人生惨难，长安十载之行，“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杜甫的诗素有“诗史”之称，沉郁顿挫，情调悲慨，满纸浸渍愁悴忧怀，字字饱韫仁懿深爱，表达了作者一心系念国家人民命运的高尚道德情怀。“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可见，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诗”，还是杜子美的“诗史”，都有一种沉烈的民族精神力量与人本忧爱品格洋溢其间，而正是这种力量和品格让忧患灵魄“暖灯之光”生生不息地烛照历代天下苍生，永无凋逝。“人格是主体内在化了的外部文化世界”，忧患意识无疑属于汉、唐深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因而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采借继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