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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独特个性及主要成因 丁兴宇 提要：刘禹锡的独特个性：信念坚定，永不言败；嫉恶如仇，锋芒毕露；自我超越，昂扬豪迈。主要成因：永贞革新壮志未酬心有不甘；屈原上下求索的风骨激发他正道直行的刚强；哲学思考强化自己人生的主观能动性；民情风物的多姿多彩调节出生活热情；礼佛问禅得到精神升华。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大历七年（772）生于苏州嘉兴，童年诗从皎然、灵澈，贞元六年（790）19岁游学长安，九年（793）登进士第，同年登宏辞科，一年后中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从此入仕。贞元十九年（803）入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奉诏回京，不到三个月，因“桃花诗案”再贬连州，长庆二年（822）除夔州刺史，四年（824）秋改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罢和州，次年春归洛阳，时年56岁。太和五年（831）60岁时出任苏州刺史，八年（834）移汝州，次年迁同州，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秋病卒，71岁，赠兵部尚书。从朗州司马到同州刺史，刘禹锡被贬谪和外放共七州31年。 在中唐诗人中，刘禹锡独树一帜，不仅因为他独特的文学贡献，还因为他不同寻常的贬谪经历，他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性格，也是独一无二的。 独特个性一：信念坚定，永不言败。 刘禹锡诗文中从来就没有流露过失败感和负罪感，从不乞求哀怜，他始终认为自己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利国利民利朝廷的。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自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永贞革新是取得了很多成绩，只是“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刘禹锡丝毫没有忏悔屈从的表示，有的只是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有的只是励志作为，对自己认定的目标孜孜以求，有的只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何卜赋》）。 始终表明自己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壮志行》通过塑造一个不畏艰险、射虎斩蛟、为民除害的壮士形象，再一次表达了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不悔恨、不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斗争不息的顽强精神。“壮士走马去，镫前弯玉弰”，“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诗中借周处的故事，表明自己弯弓除害的决心和随时准备迎接新战斗的高昂斗志。元和五年（810）正月，监察御史元稹承召回京，宿华州敷水驿，宦官刘士元后至驿站，与元稹争厅房，竟蛮横用马鞭打伤元稹。朝廷不仅不加责宦官，反而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旧唐书·元稹传》）。刘禹锡闻之，感到非常气愤，为鼓励元稹不屈淫威，特意赠他一只文石枕并诗《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后又写《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诗中写道：“多节本忆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的行为与诗作，直接表达了对宦官的不满，以竹节互勉互励，表达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勇气。 始终寄托自己的理想人格和高洁品行。《赏牡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有“花王”之誉，唐代赏牡丹曾盛极一时，晚春时节，京都车马若狂，到处都是看花的人群。刘禹锡以否定芍药和芙蕖来肯定牡丹，即以比较手法写出牡丹的多情风姿与高尚富贵，以花开而使京城震动来烘托“牡丹真国色”，象征自己追求的尽善尽美的人格。另一首《庭竹》，写庭竹虽在风露之中，仍不改其劲节青翠之姿，表达自己不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保持“君子”的本色。《白鹭儿》亦是如此，性情高洁，羽翼丰满时，遭其他禽鸟的嫉妒和排挤，一旦没有阴云，就振翅高飞冲入云霄。《咏史二首》则批判了中唐时期某些背弃理想、追求富贵的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表现出刘禹锡始终保持节操，不随波逐流的刚强正直品格。 始终怀着待势而起的雄心和建功立业的渴望。《秋声赋》末尾写道：“嗟呼，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簌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赋在晚年，但诗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奋发不已的信心跃然纸上。虽然年老，虽有足疾，只要朝廷需要，仍奋不顾身。与此赋相应的《始闻秋风》，把诗人精神振作，热血沸腾的报国之情，作了深刻的表达：“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战马长嘶雄鹰穿云，时刻准备着。刘禹锡的这种立志报国的渴望不是晚年才有的。早在朗州期间，就有“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汉寿城春望》）的梦想，有“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元和甲年岁诏书》）的惊喜，只要长安就在身边，朝廷就是眼前，即使耗去十年的等待又算得什么。到夔州后，建功立业的雄心亦表露无遗，《寄朗州温右史曹长》写道：“云台功业家声在，征昭何时出建章。”温造的先人温大雅、温大有、温彦波等，均为唐朝开国功臣，刘禹锡借汉光武帝刻功臣于兰台的典故，劝勉温造总有一天会建功立业，有功于朝廷，并青史留名。 独特个性二：嫉恶如仇，锋芒毕露。 刘禹锡的一生没有放弃过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奸佞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揭露，其中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渺小、丑恶的形象，如用飞蚊、昏镜、白鹰、百舌鸟等，揭露宦官、权臣的狰狞面貌和丑恶灵魂，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正因为如此，白居易称他：“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是对社会时弊的深刻揭露。《武夫词》中刻画武夫为：“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袖刀妒名娼”，这正是当时藩镇割据带来的将骄卒惰、横行霸道的恶果。《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则是针对宦官昏庸专权、赏罚不明、颠倒是非的政治背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官场改名换姓、冒功领赏的卑劣伎俩：“贵臣上战场，名姓随意移。终岁饥骨苦，他人印累累。” 刘禹锡的咏物寓言诗，是对顽固守旧者的无情抨击。他一向痛恨那些反对改革、镇压革新的权臣、宦官。《聚蚊谣》运用冷嘲热讽的笔法，把权臣比作喜欢黑暗、利嘴伤人的夜蚊：“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一群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夜蚊形象跃然纸上，这群暗箭伤人、造谣惑众的蚊子，就是刘禹锡心中卑鄙的政敌。《飞鸢操》利用惠子相梁的寓言故事，塑造了一个飞扬跋扈的飞鸢形象，揭露了其凶残、贪婪、自私的本质：“忽闻饥鸟一噪聚， 瞥下云中争腐鼠。腾音砺吻相喧呼，仰天大赫疑鹓雏。畏人避犬投高处，俯啄无声犹屡顾。”飞鸢外形威武而内心卑微，游童一弹，胸碎毛落，这是对当时身居高位而无恶不作的宦官专权现象的尖锐讽刺。还有“语涉讥讽”引发“桃花诗案”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不藏不掖，直接将鄙弃的对象指向那些如桃花一样明艳趋时的奸佞小人。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是对当政弄权者的有力劝喻。刘禹锡著名的咏史怀古诗有《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蜀先主庙》《金陵五题》《咏史二首》等。《咏史二首》之二：“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贾谊二十岁做博士，提出政治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之内破格提升为大中大夫，后因守旧派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卫绾凭借玩车戏的小技艺侍奉汉文帝，被提升为中郎将。刘禹锡以贾谊自比，表达对锐意改革人士遭谗被贬的愤慨心情，对不学无术得高位者的不屑唾弃。《金陵五题》借六朝古都金陵遗迹，总结历史教训，其中第二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野草开花，朱雀桥边更荒芜；夕阳西下，乌衣巷里更寂寥。即使昔日显贵的王导、谢安家族又如何？不见车马，门庭冷落，光辉暗淡，燕子他徒。第三首《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在奢华与荒凉的对比中，得出一个教训，即一味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必然逃不脱陈后主那样的可悲命运，正如陈后主所言“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 独特个性之三：自我超越，昂扬豪迈。 刘禹锡坚信自己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里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总是激荡着一颗斗士的灵魂。 不甘沉沦、热爱生活是刘禹锡自我救赎的主动力。为调节心理不适，他尽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感受异乡村居生活。《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心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他在朗州写的《武陵观火诗》《观博》《观市》《畲田行》《阳山庙观赛神》《采菱行》《竞渡曲》等，在连州写的《插田歌》《蛮子歌》《莫徭歌》《海洋十咏》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善于、乐于同当地人进行情感交流。这些诗文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只是“观者”、记录者，但思想情感已完全融入其中了，悲百姓之悲，乐百姓之乐，终于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成功走出人生的阴影，使自己的精神挺拔起来。 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是刘禹锡自我升华的主旋律。刘禹锡一直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心中敞亮，能在思索中自我奋起。他赞美过经过磨砺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他也珍爱质地优良的壁州鞭：“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借鞭抒怀，表达自己正直耿介的特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象这样执着追求，积极向上的进取思想一直占据刘禹锡思想感情的主导方向，如《秋词》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扫悲秋、惆怅的情调，尽力抒写秋天的美丽，即使时过中秋，依然会有光芒四射，晴空万里的壮美。直到晚年，他依然保持这种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识》）等，无不给人一种向上奋发的力量。 百折不挠、穷且益坚是刘禹锡自我励志的主菜单。刘禹锡一生坎坷不断，自永贞革新失败，贬为朗州司马废锢十年，后被召还，又因桃花诗案，再贬连州、夔州、和州，直到晚年，还被第三次排挤出朝，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长期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屈从于命运的压力，而是始终保持着激扬奋发的战斗精神。在朗州期间写的《学阮公体三首》，正是这种人生心态的真实写照。诗中有云：“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前人说这是刘禹锡“以气使命诗”，诗句让人明白：百战百胜就难以对敌人提高警惕，只有经过几次折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尽管道路有险阻，还是要像骏马一样出没绝塞，像苍鹰一样冲破阴霾；有德有才的人，忧虑的是国家大事，而不是个人安危，不可学弯曲的玉磬向权贵折腰，宁使自己无米可炊，也要保持高洁品行。《浪淘沙九着》则表明，只要信念坚定，奔波跋涉算什么，曲折起伏怕什么，一定会有达到胜利终点的那一天。 刘禹锡的个性可以说是坚贞而不狂燥，悲愤而不沉沦，执着而不拘泥，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表现开朗豁达的心态。他的这种独特个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一，永贞革新壮志未酬心有不甘。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顺宗永贞年间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主张加强中央政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改革持续时间146天，最后因为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改革以失败告终。 贞元二十一年（805）一月二十三日，德宗死，顺宗立，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协助管理财政，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礼仪、享祭、贡举。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旧唐书·刘禹锡传》）。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 在顺宗的支持下，革新派对德宗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宣布蠲免百姓所欠课利、租赋、钱帛。二是取消宫市、罢五坊使（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当时的宫市，实际已成为宦官借为皇宫采办之名，行公开抢掠之所，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对宫市的控诉。三是取消进俸。各级官吏通过进俸钱财，讨好皇帝，有的月进，有的日进，德宗每年收到的进俸多则50万緍，少则30万緍，贪官以进俸为名，大肆搜刮民财。四是打击宦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正员俸，裁减宫中冗食者42人。五是罢贬污吏。浙江观察史李琦，史称“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罢除他盐铁转运使职务，转运权收回中央；京兆尹李实，专横残暴，贞元年关中大旱，他虚报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屋卖粮，对他恨之入骨，革新派罢他京兆尹，贬为通州长史。六是召泗州刺史张伾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掌兵权，未果，派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军行营兵马使，韩泰为行军司马。 这些改革措施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有的还未能施行，就已经触动了宦官、藩镇、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韩愈记载这段史实说：“百姓相聚欢呼大喜”、“人情大悦”。 刘禹锡把这场革新运动，看作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作为革新集团的核心成员，表现出了特殊才干。“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宣武盛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刘禹锡积极参与谋议，王叔文称他有“宰相器”（《新唐书·刘禹锡传》）。刘禹锡后来自己说在其中做到了“尽诚”“徇公”，无奈“刍狗已陈，刻舟徒识”（《上杜司徒书》）。 永贞革新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遭到宦官集团、藩镇势力的联合反扑。贞元二十一年（805）七月，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先朝旧臣“立嫡为长”，立李纯为太子，顺宗被迫让太子监国，八月顺宗“内禅”，太子继位，是为宪宗。第三天，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王伾为开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 对革新失败、自己遭贬，刘禹锡一直耿耿于怀，并不断辩解，上书请求振淹，一直希望回长安，一展辅佐之材。“九重结恋，遥倾捧日之心；万里获安，皆荷自天之佑”《谢中使送上表》，“六翮方铩，思重托于扶摇；孤桐半焦，冀见收于灰烬”《上杜司徒启》。在《上门下武相公启》中说得言辞恳切：“伏以圣上注意理本，锐求国桢，念外台报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诏，再升黄枢”。报国之志，溢于言表。 第二，屈原上下求索的风骨激发他正道直行的刚强。 刘禹锡初贬朗州，卜居招屈亭旁，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结为近邻。同样的流贬遭遇，同样的地理风物，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与屈原产生情感共鸣，并以屈原为仰慕、步伍的偶像。他在《刘氏集略说》里自叙：“及谪居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取自屈原诗句“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在这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脊地，很自然想起曾经在此披发仗剑、濯足行吟的屈大夫。在《竹枝词九首并引》里，他说得更明白：“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我师刘梦初教授认为他从四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骚怨精神（见《刘禹锡与屈原》屈原研究第六期）。 关心政治，忧国思归。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禹锡继承了这种政治品质，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么艰难，始终不忘君国。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并未因自己受挫心灰意懒，相反仍心系朝廷，一直关心着君国大事。顺宗“驾崩”，哀痛非常，但戴罪之身，不便公开悼念，于是借《武陵书怀五十韵》发出“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的质问，德宗、穆宗、敬宗、文宗去世后，他都写有挽歌或慰国哀表。元和年间，几次全国性的平藩胜利，他都有诗记之，如《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城西行》，热情歌颂朝廷平叛削藩的功绩。 坚贞执着，不改初志。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信仰坚定、永持操守的典范，他有着“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坚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刘禹锡继承了屈原坚毅刚强的品格，始终坚守素操，不改初志，表现了崇高的气节。虽累遭打击，多次被排挤，但始终不认为自己参与政治革新是错误的。他出任苏州刺史时，已年届六旬，仍然不忘向皇帝诉说当年的冤情：“永贞之初，权臣领务，遂奏录用，盖闻虚名。唯守职业，实无党朋。竟坐飞话，贬在遐藩。”正因为如此，他心怀坦荡，并自比真金：“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屈原和刘禹锡都能执着自己的信念，但前者的执着少了一份洒脱，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情绪压抑凄苦，终于不能自拔，投水自沉；后者则不同，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往往有一种向上向前的力量作支撑，洞悉苦难，直面人生。 嫉恶刺邪，坚持抗战。屈原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黑暗与不平进行了大量揭露与抨击：“不抚壮而弃秽会，何不改乎度也？”“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谄謏而日得。”“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迫曲兮，意周容以为度”。刘禹锡继承了屈原的战斗精神，在与邪恶群体斗争中度过了他的一生。除了写作大量的政治寓言诗、咏物讽刺诗外，最能体现他的战斗性格，也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两首玄都观诗，又叫“桃花诗”。《戏赠看花诸君子》使他等一干人再度遭贬，时隔十四年，旧事重提，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如果说十四年前的那首诗是即兴而为，那么这首诗就是特意而作，鲜明地将矛头指向“种桃道士”——权臣佞幸。这似乎是口无遮拦，不思悔改，而根本是傲骨越来越硬，气节越来越强。这一点，刘禹锡比之屈原有所发展。 志端行正，人格高洁。屈原以其内外修美、志行高洁的人格典范流芳后世。他崇尚理想，追求完美；热爱祖国，忠于事业；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刘禹锡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这些优秀品质，始终保持自己的操守。遭到无辜打击后，坚持正言直行，不屈服，不逢迎。他多次向朝中权臣或朋友写信，请求援手，希望能早日复职回朝，重返长安。提出这些要求，也是光明正大，摆在桌面上，通过正常途径，从不溜须拍马走后门，决不干暗中勾搭的龌龊事。直到临终前反躬自扪：“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一辈子虽有抱憾，但足慰平生的是自己坦荡纯洁，没有任何品行瑕疵可自责。 第三，哲学思考强化自己人生的主观能动性。 刘禹锡以革新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科学性方面看，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理论建树占有独特地位。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天论》，《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因论》等，也富有哲学思想。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这是刘禹锡在其哲学著作《天论》上篇开宗明义的话。他认为天并不是一定要胜过人的，因为只有当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就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但人确是力图胜过天的，因为天没有意志，人通过努力可以胜天。在《天论》中，刘禹锡还提出了“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和“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是由“气”生成的，“空”“无”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所谓“数”“势”，是指物质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规律，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趋势存在于物质运动中。在《何卜赋》中，刘禹锡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物必反焉”和“主张其时”，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事物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问大钧赋》中，提出宇宙万物“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是事物的常态，而且这种变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儆舟》提出了辩证法的矛盾概念，即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鉴药》提出了“过当则伤和”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则。《因论》七篇，着重从事物的两个方面探讨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地阐发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的形成，思想根源在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唐代文学家中，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能二者兼得，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还特别推崇《天论》。其《天论》三篇，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火花，超越了柳宗元《天说》的认识水平，也超越了韩愈的思想高度，正如他在文中交待：“余之友人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析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指导下，刘禹锡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激励自己，从此淡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文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因而也就有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秋扇词》）、“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安能慕知己”（《学阮公体三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浪淘沙词》）等等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句。 第四、民情风物的多姿多彩调节生活热情。 中国古代被贬谪之臣，都面临生活环境的变化，初到穷僻荒远之地，不免苦闷哀怨，不少人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的调节方法是寄情山水、流连诗酒、访僧问道、倚红偎翠，这些方法，刘禹锡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不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与众不同的方法是，尽可能把自己融入当地百姓中去，努力感受人民的生活，体验当地人民的情感。 学民歌。刘禹锡怀着尊重历史、欣赏民俗的态度，在贬任之地认真汲取民歌的营养，收集“民谣俚音”，并再度创作，形成了一批流传不朽的诗歌。《刘禹锡集》现存两卷乐府诗，是他努力学习民歌的成就。“竹枝词”原是巴楚一带音乐舞蹈结合的民歌，普遍用于祭祀、庆典，虽是民间的俚歌野唱，但生命力非常强盛。刘禹锡意识到，他所听到的竹枝词，与当年屈原的祭祀歌一样，有教化引导功能，于是便产生一种强烈愿望，要像屈原当年作《九歌》那样，致力于竹枝词的创新，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风。因此，他特别用工收集和学习，并频频见诸笔端。有了这笔文学业务，他哪里还有多余时间生闷气、消极沉沦？由于刘禹锡善于向民歌学习，才有了《竹枝词二首》《竹枝词九首》传唱千古的经典作品。 记民俗。用诗歌记录地方风情与民俗，是唐代其他诗人笔墨罕至的，而刘禹锡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竞渡曲》是反映朗州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端午赛龙舟风俗的，诗题下注：“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揖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沅江竞渡风俗传承千年，至今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刘禹锡的《竞渡曲》是一幅生动传神的龙舟赛风俗图，更可成为研究龙舟形态和竞赛规程的借鉴。《踏歌词四首》也是刘禹锡创作的一组反映沅湘风土民情的诗歌。踏歌是古代长江流域流行的一种歌调，一边走，一边唱，唱歌时以脚踏地为节拍，有歌有答，此起彼伏，尤其适合青年男女歌舞集会。唐代以后，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盛行，从初春到秋末，青年男女常常月下踏歌，聚会择偶，狂欢达旦。《宣和书谱》云：“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踏歌词四首》每首都是一幅画，每首都有精彩的故事。风俗入诗、诗画结合，此诗不仅是诗中精品，更成为研究民俗学的珍贵资料。 感劳作。用诗歌描写劳动场景，记录农耕习俗，以及概叹人与自然的关系，刘禹锡可谓独步诗坛。他放下身段，以劳作者的视角体验劳动，并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把感情融入其中，感受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显得比同辈人韩愈、柳宗元开朗、豁达，没有后辈杜牧的放纵、游戏人生。在连州写的《插田歌》、朗州写的《采菱行》《畲田行》是这类诗作的代表。《插田歌》是一篇描写连州当地农民田间劳作的诗歌，前半部分用赞美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南方稻农春天插秧劳动的图景，后半部分用讽刺的笔调叙写农民与计吏的对答，极其自然地对社会现实不平等进行了揭露。《畲田行》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朗州农民烧畲的热烈场面，是畲景、畲事、畲情的近距离存照，即使今天读来，那种“火光蚀天，红焰成霞，兽奔禽惊”的景象，仿佛历历在目。由于专注生活、专注民情，与百姓同乐同忧，从而认同了异乡环境，强化了从众心理，所以刘禹锡能达到昂扬豪迈的境界。 第五、礼佛问禅得到精神升华。 《刘禹锡集》有专门的“送僧诗”一卷，诗24首，加上别卷中其他涉及僧佛的诗，共近40首。 少年时代的刘禹锡，同诗僧皎然、灵澈有过一段师生关系，刘禹锡对两位老师十分敬仰，每当皎然和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年纪虽轻，但诗写得较好，得到老师的称赞，夸“孺子可教”。刘禹锡入仕后，仍与灵澈保持着联系，曾为其诗集写过前言，这就是著名的《澈上人文集纪》。贬为朗州司马后，他交游赠诗的僧人就更多了，如鸿举、元暠、仲剬、会禅师、广宣、君素、彻公、印度婆罗门僧等十多人，所以他当时有“事佛而佞”的“雅闻”，事佛读经已成为他日常功课之一。 刘禹锡礼佛问禅的目的是为了解脱被贬的心理苦闷。《谒枉山会禅师》是初贬朗州后的作品，诗中写道：“哀我坠名网，有如翾飞辈。曈曈揭智炬，照使出昏昧。静见玄关启，歆然初心会。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觉路明证入，便门通忏悔。悟理言自忘，处屯道犹泰。 色身岂吾宝，慧性非形碍。”与人生真谛相比，功名利禄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想通这一点，不就处之泰然了，还有什么烦恼呢？在《送僧元暠南游》里说，自己思考二十年，才懂得只有超脱尘世，才能让人获得心理自由。 刘禹锡问佛亲禅的方式主要是读经、访僧、听禅、赠诗等。他与君素上人的交往很能说明刘禹锡对佛理的深刻领悟：君素从别人那里得知刘禹锡在朗州，于是千里来访，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对佛法的领悟，甚至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刘禹锡在《赠别君素上人》中说：“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相欢如旧识，问法别无言。水为风生浪，珠非尘可昏。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黄彻《跫溪诗语》评论此诗说：“梦得云：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此等语皆通彻无碍，释氏所谓具眼也。”达到圆通无碍，正是刘禹锡所追求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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