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年间的山西流民问题，看明朝赋税制度

前言：山西是明朝洪武年间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纵观有明一朝，山西的流民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明朝前期、中期、后期都存在严重的流民问题，特别是明末的流民问题，是爆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所谓流民，就是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四处流浪的农民。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安土重迁”，他们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受到家族的管束，不会轻易搬家。一旦农民失去土地而被迫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成为无所依靠的流民，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一般来说，流民一般出现在王朝中后期，在战乱时期最为严重。比如古代三大流民潮，分别发生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很少像明朝在前期就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的生活状态

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太原府发生重大旱灾。洪武七年，太原府、平阳府遭受旱灾。朱元璋下诏免收当地田赋。但是一时的免租根本于事无补，百姓颗粒无收，只能远走他乡。因此，洪武年间严重的旱灾造成了流民的出现。

《平阳府志》中形容流民是“小狭人满，每挟货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同年太原府代州五台县“民饥流徒者众，田土荒弃复霜灾。”

《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山西布政司奏“平阳、大同所属二府州县岁旱民饥，命验口发粟赈之。”在宣德三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均出现“民食草子自给，逃移户多，租税无从办纳”的情况。

山西流民的成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大约80％的地区都是土石山区和丘陵，耕地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全省人口达403万之多。而山西还十年九旱，旱灾频发，严重时百姓颗粒无收，造成大灾荒。

了解明朝历史的读者应该对“江南重赋”并不陌生，这主要是因为当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江南百姓都支持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所以朱元璋怀恨在心，特意加重江南百姓的赋税。事实上，除了江南地区的赋税过重外，山西的赋税徭役也并不轻松。大家不要以为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就对百姓多么优待，他用黄册制度固定人们的生活范围，用户籍制度限制人们的职责，就是把百姓当成生产机器牢牢锁死在土地上，让他的子孙后代像吸血虫一样躺在百姓的身上疯狂吸食。

山西作为京畿一带的近邻，自然而然的承担起藩府宗室的优厚俸禄，百姓则成为了宗室的供养者。仅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在山西分封了晋、代两位藩王。弘治八年，山西都御史史顾佐上奏朝廷说：

“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岁禄七十七万有奇，递年修建第宅工价亦至数万，况地临各地州县供亿刍粮动以百万计，频年被灾，军民疲敝已极。”

同样赋税徭役中的徭役也是山西流民出现的重要原因，山西代州繁峙县言：

县地在五台山之阴，霜雪先将岁时少丰。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居半。其现在者又有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场，二十五人修坛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

除此之外，“陪纳”也是山西赋税过重的另一个原因。明朝初年百废待兴，朝廷为了保证赋税的稳定性，采取了一种定额赋税制度。具体实施就成了官员口中的“陪纳”，把逃亡的流民应负的赋税转嫁到还没逃亡的百姓身上，这样一来，本来还能硬抗的百姓，赋税只会越来越重，最后也成为流民中的一员。

山西平阳府万泉县丞何福全言：

本县旧有军民匠凡四千八百七十七户，今存供赋者止一千七百三户，充军及死亡者三千一百七十四户，其所负粮草悉属存者代纳，又令运送军师及临边阳和等卫所，道路三千余里，民不胜弊。

幸存的一千多户人家要承担近五千户的粮草负担，这无异于把百姓逼上绝路。

明王朝采取的政策

朱元璋创立预备仓，在全国各地修建预备仓，水旱灾害时能有积谷赈灾饥民，让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这一制度是朱元璋在汉代常平仓、隋朝义仓、宋朝社仓的基础上改良来的。我们从杨士奇的《论荒政》中可看出预备仓一般设在州府县城的东南西北四面，由朝廷购买粮食储存在预备仓中。凭良心说，这一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却有很大问题。虽然明朝廷命令各地：“凡遇岁饥，先发仓癝赈贷，然后具奏。”地方官还是报灾不及时，造成赈灾也延误，等到赈灾之粮运到的时候，灾区早已经尸骨遍野或者远走他乡。更何况，一旦救灾环节中有人披上了贪污的外衣，对灾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就是为了把百姓牢牢的锁在原地。通过户籍的管理，统治者可以迫使百姓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除了黄册还有路引制度，只要出了百里外就要出示证明，而且出去时间久了，一个村子邻居都要打听一下他到了哪，为何这么就都不回来，如果知情不报，朝廷便会治罪。像明初大槐树人口大移民，如果没有黄册，朱元璋是绝对做不到发起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移民。洪武年间发生的山西流民问题，朱元璋前期采取的是组织移民，比如他的老家凤阳荒的没有几十口人，就从山西迁移了大量的百姓，达到平衡人口的作用。后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招抚回原籍种地，重新让百姓归入黄册中，成为缴纳赋税的良民。但是由于流民过多，遣返原籍也不现实，所以在后期，出台了流民留在当地入籍的政策，让他们在居住地继续缴纳赋税。

除此之外，朝廷也会对灾害地区减免赋税，比如宣德五年三月：

免山西平阳府一十九州县去岁旱雹所伤官民田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四顷五十四亩。其应纳税粮三十二万二百五十九石。

当然在很多时候朝廷也不是减免所有的赋税，而是根据不同灾情程度来决定减免比例。

治标不治本

但是这些措施收到的成效都十分有限，山西的流民问题还是愈演愈烈。到了万历后期，山西的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政治更加腐败，百姓的赋税负担更加沉重，所以山西的流民问题愈加严重，甚至到了有地也不种的地步。最后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军走向灭亡，不得不说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山西流民问题在洪武年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等到了号称有“仁宣之治”的宣德时期，山西的流民潮已经形成规模。据统计，在明宪宗时期，山西流民达到上百万。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见一斑。

事实上，历代统治者对流民问题都十分重视，明朝统治者也不例外。面对山西流民的问题，统治者确实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应对，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治标不治本，起缓解流民问题的作用。洪武年间的山西流民问题就已经显现，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反而存在很多弊端，将赋税徭役强加在百姓身上，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到最后百姓变成流民，再变成起义军的时候，明王朝只会走向覆灭。

参考文献：《中国救荒史》、《明史》、《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山西通志》、《明实录》、《平阳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