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健：地理学落“地”才有声

导  读

地理学拥有世界上所有学科所没有的非常独特的思想方法。

文/朱鹤健  

本文转自《中国自然资源报》（2019年8月22日，3版）朱鹤健“从长汀水土保持看地理学应用”一文。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转载自赛杰奥公号（2019年8月31日）

地理学拥有非常独特的思想方法

地理学拥有世界上所有学科所没有的非常独特的思想方法。其独特之处在于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观点，跨越多个因素综合起来考虑问题。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主导思想，地理学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想到人地关系，所谓“见地及人”。“人”与“地”的关系表现于对人口生产、物质生产、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生产的协调，使其形成正向相互作用。这个理念成为地理学的灵魂，体现学科个性化特征。现代地理学把人地关系上升到人地系统的层次上来研究，用生态系统的若干思维研究人地关系，由分析性向系统性思维转换。将传统地理学的类比、归纳思维提升到逻辑思维上，孕育着地理学的现代化特征。还须指出人地系统是复杂系统中的复杂系统，除了具有生态系统的若干特征外，又大大异于生态系统，而且高于生态系统。因此必运用复杂系统研究的思维与方法研究人地系统，才有助于人们了解人地系统发展规律及动因，有利于更好地进行适应和调控管理，进而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地理学有了系统思维的支撑，才发展与完善了现代地理学。因此系统思维成为现代地理学的支柱。地理学的一切对象都毫无例外地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中，空间思维是地理学分析研究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发生、影响的基础。空间思维是地理学的本色。人地关系思维作为灵魂居上，系统思维作为支柱居中，空间思维作为本色居底，三个思维有序排列并构成为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思维脉络。

现代地理学思维脉络体系示意图

现代地理学不仅有它的核心思维脉络，而且还有其特有的方法论。方法论提供给人们的是一般性的方法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本身，但方法论也是理论。这种一般性方法原则能起重要的提示、启发或指导的作用。现代地理学常用五个方法论：区域论、生态论、景观生态论、区位论和数量论。这五个方法论中除区域方法论以空间差异性为指导，算是地理学的原生理论外，生态、景观生态、区位、数量等方法论都是把各自独立学科的原生理论与人地关系的思维有机融合，从而产生次生理论。生态方法论借助于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稳定性理论，构建人地系统的和谐演进论；景观生态方法论借助于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异质性理论，构建地理格局理论；区位方法论借助于经济学的区位理论，构建地域分工理论、经济地域运动理论；数量方法论借助于数量学的定量化理论，构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这五个方法论各自从不同视角审视地理景象，其优点在于从原则性高度来分析问题，然而它又不停留在哲学的探讨上，表现一定的具体性和实践性，这就造就地理学者言之有物的特色。由这些方法论所衍生的系统分析、空间分析和数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成为地理学的研究又一特色。

地理学研究地理现象采用多样化的实验手段揭示地理现象变化的性质、过程、程度与机理，表现出以机理探讨为主要目的，数学模型表达为主要特色的现代科学特征，例如，借鉴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先进方法的测试、分析与模拟技术，微观识别和甄别地理过程；利用遥感对地观测系统和典型地理单元长期定位、半定位观测网络，研究典型地区地理要素、地理格局和过程的变化；利用室内外模拟实验，剖析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并由此导出宏观决策。所谓“微入宏出”。因此地理学者提出的宏观决策一般是坐落在微观研究基础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由上看出：地理学拥有独特的核心思想、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其间相互依存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图1), 笔者所著的《地理学思维与实践》有对此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图2），本文试以长汀水土保持研究为例来展示。

▲《地理学思维与实践》

地理学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利器

当前我国面临着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国土资源利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需求。其中涉及人关系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任何单一学科解决这些问题都显得单薄无力，而地理学胜任有余，落“地”有声。因为地理学对问题既有自然规律的研究，又有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研究视野开阔，具有多因素的综合性与跨学科的交叉性。尽管地理学把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作为任务之一，但不脱离“人”，在任何场合都落实到地理现象与人的关系上，而且要引导向人有利方面发展。尤以人地系统为主轴，剖析问题更深、更透，触及问题的本质，所提宏观决策符合国情与决策者的紧迫需求，其影响力和应用价值尤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在相当长时期内，地理学走的是紧密结合国家需求“以任务带学科”的路子，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铿锵有声，余音犹在，可作为地理学落“地”有声之佐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宣传地大物博，无偿使用土地和水资源的背景下，地理学者做了大量的区域考察，分析我国自然资源的态势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率先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这一战略思想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地理学者形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中国区域发展报告》等成果也成为制定国策的依据。地理学在产业上应用，首先从农业入手，黄秉维在国内率先倡导和开展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结合中国国情与农业生产实践，致力于将地理学理论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在农业实践中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地理学者提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镶嵌农林复合系统等农业最佳生产模式都在农业生产上产生重要效益。在城市建设上，地理学者对城市群、城市带的形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城市化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的宏观决策，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在社会与环境建设方面，地理学者运用地理学思维，设计生态省建设方案，制定改造环境和建立地域生产综合体的计划，研究区域开发与改造山河的最优方案，研究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土壤流失以及用地比例失调的原因，并提出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各种措施，为区域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基础性的贡献。由此看出地理学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恰似一把利器，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福祉和社会发展。这一利器在长汀水土保持实践中也得到验证。福建长汀县严重土壤侵蚀发生于20世纪初，至今近百年历史，成为福建省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亚热带花岗岩丘陵地区水蚀荒漠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20世纪40年代长汀县就与陕西长安、甘肃天水建立了全国仅有的三个土壤侵蚀试验站，土壤侵蚀治理研究经历半个多世纪。历史上，长汀水土保持研究一直在生物、工程和农业三个措施上绕圈子。尽管治理研究历程长，但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几度反复，直至1980年仍光山依旧。我们应用地理学思维介入研究认为，人地关系失调是水土流失的主因，水土保持必须在观念、策略和技术上转变，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宏观策略，以及技术瓶颈、空间局限、体制障碍的三个突破，这个意见在水利部于2012年召开的“总结推广长汀水土保持经验座谈会”上交流，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在众多水土保持专家群中，地理学思维备受赞誉，会场气氛反响热烈，看出地理学作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利器的功能。会后，福建省水利厅发文称：“朱鹤健教授的发言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有着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陈雷部长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水保系统的参会代表对其发言给予高度评价”，“所提的要尽快实现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观念、策略、技术措施上的三个转变和今后具体工作的建议在今年我省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已被采纳”。从中体会到：农业战场需要地理学者，地理学者参与经济建设主战场有其独特优势。地理学必须落“地”才有声。 

地理学只有突出学科本身“特色”方显魅力

 如上所述，地理学拥有非常独特的思想方法，这是地理学的特色。英国逻辑学家摩根说过：“每一门科学的繁荣无不是将其繁荣建立在其自身的符号意义之上”。他所说的符号意味着“特色”。地理学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必要与相关的其他学科相结合，但不可丢掉“特色”，而混同于其他学科之中，失去学科的独立地位。地理学只有突出学科本身“特色”，指向国家需求，做到落“地”有声，方显魅力。在长汀水土保持实践中，地理学落“地”在三个“落点”，展现魅力。 

第一,剖析问题落在人地关系点上

如上所述，在所有自然学科中，地理学是最接“人气”的，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上，既注重生态观点，又强化社会化和人文化。这在长汀水土保持实践中得到明证。当今，水土流失治理的误区是把水土保持只视为一门自然科学技术，局限于自然要素层面与单项技术的研究与治理，少有社会科学技术的介入，忽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没有把人地关系失衡作为水土流失主因来看待，以致治理与研究只能做到治标而不治本。一项水土保持工程完成了，满足于青山不挂白，未注重农民增收，于是再次被破坏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事实证明，不解决农民当前急迫的民生问题，再好的治理模式也难巩固。再者研究趋于同质化，在种草植林问题上做了许多低级重复，反而对水土保持产业化这一涉及民生的根本问题，问津者少，望难止步，至今可推广、可复制的水土保持产业化的集成技术出现不多。因此水土保持研究要从传统的“见地不见人”的思维提高到“见地及人”范式上来。水土保持工作要从原有固守治山、治水的框框中走出来，主动与治贫挂钩。把民生问题、农民增收贯穿水土保持工作全过程，标本兼治。以水土保持产业化为主线，以增加农民实际收益为目标，构建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互动的链条。长汀有序实施的民生性—协调性—持续性的“三步走”经验足以借鉴。2000年时，长汀经济水平很低，人均GDP只有4296元，土壤侵蚀率高达22.7%。这时水土保持强调民生性。从解决民生急迫问题入手，提出“放下斧头，扛上锄头”口号，政府出资补贴，引导农民以煤、电、沼代柴，保证农民的生活燃料，解决滥伐问题。鼓励农民开发性治理荒坡地，变土壤侵蚀区为经济作物区，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增强农民治理水土流失的自觉性和实际能力。2007年时，人均GDP提升到10534元，这时水土保持强调协调性，关注治理模式与空间的协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组织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土地压力，提升水土保持建设水平，以致土壤侵蚀率下降到14%。2017年，人均GDP进一步提升到51741元，此时水土保持强调持续性，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建设新农村的一项内容，推动土壤侵蚀治理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特色产业的结合，推进生态恢复产业化。谋求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繁荣经济，促使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巩固水土保持成果，土壤侵蚀率再度下降到8.36%，全过程看出治贫、发展经济对水土保持产生积极效果。 

第二，研究问题落在特定空间点上

地理学是由区域论起家的。地球表层并非均质，而是由不同自然、社会、经济要素组成的综合体。任何地理现象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地理学大量的研究工作都着落在特定空间上。针对全球、区域、地方的不同空间，研究每个空间差异性的机制以及如何利用机制再造符合人类需要的空间环境。所以有“地理学是人类活动的空间科学”之说。这也是地理学落“地”有声的一种表现。长汀治理水土流失总结出封山育林、生态林草、低效林改造、工程改造、农业良性循环等多种治理模式。在这些模式中，脱离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评价，必然推崇农业良性循环模式，农业良性循环模式确是一个好模式，但在恶劣生态条件下，盲目复合经营许多农作物，无法收到实际效益。在这样条件下，只能先行林草治理。因此水土流失治理与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空间，必须根据特定空间设计不同的治理模式。水土流失区特定空间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经济水平的空间组合，各种空间组合都有各自适应的模式。某种模式能与特定空间相适应就是好模式。例如，对自然基底较好，人类活动相对弱并容易控制的地区采用自然恢复措施，主要是实施封禁治理；对自然基底极度脆弱，难以自然恢复的地区则采用强化治理措施，如生态林草、低效林改造；对极端侵蚀的崩岗形态，采用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上拦下堵中削坡加林草措施；对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较好地区设计农业良性循环模式，突出农业资源系统耦合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鉴于水土流失区存在着空间差异性，应有多种模式共存的可能性。因此生态恢复重在合理生态空间格局。 

第三，审视问题落在综合集成点上

地理环境各要素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发展，而是作为整体一部分发展变化着。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甚至整个环境的改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近代地理科学的奠基者洪堡和李特尔提出自然的统一性思想，认为自然界所有的特征相互间都有因果关系。研究自然现象就是为了证实这种统一性，这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20世纪后半叶，系统论输入地理学，研究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达到更高水平。因此地理学审视问题着眼于综合集成上。通过多学科理论，多视角、多因素、多方法的综合，表现很强认识地理环境的洞察力。于是在解决环境治理、区域开发、生态恢复、水土保持、城市规划、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特别见长。这在长汀水土保持得到体现。地理学审视水土保持落在综合集成点上，体现于“三观”：治理整体观、技术耦合观、管理联盟观。 

治理整体观

目前水土治理多以行政区域作为单元。虽然行政区域尺度的治理模式便于政府制定政策和统一管理，但小流域为单元的治理更符合水土保持的自然规律，便于与江河防治相衔接，有利于建立符合山区特点的生态经济体系。为此必须打破传统以行政区域为治理单元的空间局限，树立整体治理新理念，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考虑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水土保持产业化为主题，以区域生态、经济同步发展为目标，注重整体的布局与效益，把握治理和开发两个技术环节，治理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线性规划、多目标、交互对策，构建与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水土保持的持续性。并通过建立示范区，使水土保持各项措施被生产者所接受，最大限度减少农户生产的盲目性。 

技术耦合观

长汀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水土流失治理实践中探索提炼出了众多的技术成果，并都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推广效果，但大都限于单项技术。而单项技术无法实现整体功能。例如长汀造林工作卓有成效，但出现“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的“空中绿化”景象。究其原因是土壤肥力不足，即使造林，林木生长细弱，似是绿化，但稀疏的树冠难以保持水土，难免水土流失。然而树壮必须地力高。长汀涉及提高地力的一些单项技术都有专门人员在研究，如利用水土流失地种植Ⅱ系狼尾草，狼尾草养猪，猪粪做沼气原料，沼液沼渣做肥料还山等都取得成功，唯独之间的衔接无人关照，未能形成“草-牧-沼-肥”集成技术来解决肥源问题。耦合技术正是地理学落“地”有声的落点。集成技术需求不止在大农业系统内部，还反映在一、二、三产业间的跨产业组合上。在大面积发展果树之后，还必须解决销售渠道、果品贮藏和加工等系列问题。这就要求多部门联动，从单项技术向配套技术组合转变，探索产、销、加工、服务、推广等多环节集成技术，创新交叉性生态经济耦合技术体系，实现治理与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管理联盟观

实施小流域治理必须克服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管理分割性之间的矛盾。由于管理和投入部门分散和利益取向不同，难得整体治理，也造成边治理边破坏现象。据此要突破行政管理上分兵把守，分割管理的现状，建立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的联动机构，实施“域长负责制”。跨行政区域界限的联动机构应拥有适度决策权力，通过规划、计划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规，组织指导小流域水土保持产业化工作。这个联动机构除行政管理单位间工作联盟形式外，还可以鼓励企业、集体、农户、外资等参与，开拓多元投资的渠道，改变历史上单一靠政府投资的做法。但这需要给投资者以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我国各级政府设立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就具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只因办公机构设在水利管理部门内，往往被人们误认水土保持仅是水利管理部门一家之事。因此必须落实与强化各级政府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协调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的职责。其职责要从原有固守于以水土保持为主内容的工作框框中走出来，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与当地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走上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实现联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