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书而不是普通人的史书？

升斗小民也来分析分析皇帝陛下用的是不是金锄头金榔头金簸箕。

帝王关注的是什么？治国、治官、治民，都是天下大而化之的宏观得不能再宏观的大事，言外之意就是说，帝王是不关注细节的。这就是帝王之书与大众史书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是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性取舍使得它变成了一本真正的帝王书。

更准确的说，对于很多史实记载，资治通鉴的细节缺失到让人发指。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首先当然是战争。

我在这里也反对@张佳玮写字的地方所举的例子。他用马陵之战来对比《资治通鉴》与其他通史、断代史的区别是可以的，但他的结论是错的。他认为《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只是“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所以它是帝王之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资治通鉴》之所以体现自己为帝王之书，就是因为它极度不关注战争本身的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资治通鉴》中关于马陵之战的原文：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一共603字，基本都是照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文字。但关于马陵之战的内容，史记中其实在《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都有相关记载，可以互相佐证。所以你可以用《史记》来还原这场战争的基本框架，但用《资治通鉴》，没有可能。

史记本已极度简略，而《资治通鉴》则更加简略。要不是《史记》这一段文字虽然短小，但却非常精彩，所以不能阉割，估计司马光就该写成这样了：

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这是元朔元年，卫青第二次出击匈奴。《史记》记载已经很短了，而《资治通鉴》则更加俭省，抄都懒得抄，一共26字。《史记》中至少还记载了以下内容：

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

有122字，出兵路线，战功，有关功臣。在司马光这里，就只剩卫青、李息俩人。而且史记紧随这场战争之后，还附上了汉武帝的一通诏书，而《资治通鉴》自然是没有的。

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是司马光认为，战争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是对政治局势的影响，至于战争的细节，与皇帝和宰相无关。司马光认为皇帝的职责在于垂拱万方，保境安民，所以他是极力反对扩张的，当他被重新启用之后，甚至把熙宁年间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造成整个社会哗然。

《资治通鉴》对司马光的这一政治主张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这么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司马光只记了26字，但是随后却附上了临菑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等人劝谏汉武帝不要出兵的三道奏章，一共1440字。

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对比何其强烈。

所以，如果你要寻找关于战争的史料，尤其是细节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能翻《资治通鉴》，你将会大失所望。在这方面，司马光极其节省。唐攻突厥、高句丽等大战，在《资治通鉴》中基本上都很少记载，大都是三言两语带过。

原因还是在于司马光认为，战争细节与皇帝无关。皇帝的重点在于治国治官治民，在于礼制，在于信。就像他在商鞅变法相关记载中所述：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关于商鞅变法，司马光也是从史记中摘抄而来，但变法本身的细节非常之少，比如变法涉及的人员、社会组织结构、变法的具体措施都没有详细记载，但对于秦孝公之所以变法的诏书却原文照录了，而对于徙木立信也尽可能的保留了史记原文。

最重要的是，司马光在这里加上了大段关于君子、君王必须言而有信的“臣光曰”。

所以，司马光对于礼、对于信是唯恐要言不烦，下笔从不吝啬；但是对于具体的史实细节，尤其是他认为帝王不必关注的细节，却着墨极少，惜字如金。并且，由于司马光本人反战气息浓厚，对于战争本身，他是能少则少，绝不多写一字；而对于战争的前因后果，他的笔墨明显增多。很明显，司马光着力的是消灭乱源，消弭战争的影响，即着眼于帝王如何去保持天下稳定，不消耗民力，不主张拓边，以守土保境安民为第一要务。

这样一比较，《资治通鉴》为什么是帝王书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罢。

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内容。

比如，由于本书主要目的在于“资治”，即有助于皇帝和士大夫治理天下，所以对于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方面的记载极少，甚至没有。

文学上的名篇，在《资治通鉴》中是基本找不到的。

比如《上林赋》、《洛神赋》等。姑录一段：

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戾。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于是乎鲛龙赤螭，䱭䲛渐离，鰅鰫鳍鮀，禺禺魼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藂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鴐 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上林赋》是我心目中的神作，极其愿意献上膝盖。为啥哩？因为其中有多一半的字我不认识（司马相如用的词也太生僻了），却能感觉到其辞藻的华美。

还有左思的《三都赋》等等等等，在《资治通鉴》上你是找不到一点痕迹的。

华丽的辞藻有助于治国么？没有。所以统统舍弃。李白杜甫都是一笔带过。

但是你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学作品？似乎也不尽然。比如杜牧的《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五篇文章全部录入。但请注意，杜牧的这五篇文章全是政论文，是有助于君主治国的，所以他将其录入。

这么明显的文字取舍，足以证明司马光的意思了吧。

再比如，司马光为了将《资治通鉴》变成一本标准的帝王教科书，还有篡改史实的毛病。典型的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真正的忏悔。但这几句只有资治通鉴有记载，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司马光之所以从一本迄今已经不再流传的野史中摘录这几句，是因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于承认错误。所以即使众多史书都没有采用这段记载，司马光却将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轮台罪己诏》中。

那就是，《资治通鉴》确实是典型的帝王之书。没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