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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8月29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嵩山饭店举办，各专业委员会围绕“新中国考古学70年”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和研讨，各位专家学者由点及面，以小见大，详细梳理了70年来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发展历史脉络、主要成就、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目前的重点课题和学科状态、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新发现、新视角、新观点、新局面来诠释“新中国考古学70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作主题发言 会议现场 接下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作为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发言人，向大家详细回顾了旧石器考古的学术发展史，总结了1949-1999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特点、2000年以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与研究成果、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近发展态势。他认为1949-1999年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与成果，经历了一个倒置马鞍式的发展过程，田野方法粗狂，发掘与研究模式成碎片化特点，主要研究对象是对经选择的“典型标本”做分类与描述，研究方法主要是主观、定性的模式，主要研究内容是石制品的类型、形态与技术。最后他建议要从各个层面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如政策支持、扩增人才队伍、建设常设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培训基地、进一步加强科技分析和实验平台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进一步鼓励、开放国际合作、 以重大课题为导向，提升研究水平和理论阐释的含金量 。 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发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建国七十年来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以重建中国古史为核心目标，以“考古”求“释古”，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1980年至1999年的二十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2000年至今的二十年中，在多学科结合的重大项目推动下，重要考古新发现频出，现代科技手段与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中外合作项目日益增多，这些都极大推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之发展。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另外他认为，“古国”是最值得深入探讨，投入实践，反复淬炼的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道路独特性的体悟。礼制、王权、宗法倾向的社会结构、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等同样是需要系统论证的极具中国特殊的基本概念。有了这样的基本理论建设，我们才能更好地讲出中国的史前故事，丰富世界文明研究的理论宝库。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教授唐际根介绍了七十年来夏商考古的重要发现、课题流变与研究成果。他认为七十年来夏商考古主要分为两大阶段。自1950年恢复殷墟发掘、启动辉县发掘，第一阶段（1949-1979）夏商考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要为古史重建、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寻找中国证据；到了第二阶段前期（1979-1996），古史重建具体化为“构建历史文化框架”，西方考古思想开始影响中国，另外考古发现的空间覆盖与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提出尤为重要，如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先周文化、岳石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第二阶段后期（1996-2019）考古学被赋予“独立构建古史”的任务，取得与史学并列的学科地位；区系类型思想的应用、各项专题研究、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国家大型课题的研究、文物保护与遗产应用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 “七十年来，中国的大遗址考古经历了从传统文献指导下的‘证经补史’式的历史探索向以古代文化遗存为本位的考古学发掘与研究，从分期断代研究和重点遗存，如大型建筑基址、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的，多学科相结合的聚落考古理念的转变历程。理念指导实践，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方法、视角的不同，更带来了诸多历史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如是说，他还谈到七十年来两周考古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需要发展、完善的方面，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谱系建设和年代学研究仍然需要补充、细化，新发现与新视角、新思路的阐释，新手段的采用等都有待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文化及其发展过程研究尚待全面开展，同时需要细化田野考古的各种技术，加强多学科合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和成果的展示、利用，服务公众等。 学者发言 “秦汉考古学的建立在1950年后期，苏秉琦、夏鼐、俞伟超先生对该学科的建立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介绍完秦汉考古学科的建立之后，在秦汉考古学科研究时段的变化中谈到战国考古由秦汉考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到1980年代彻底与秦汉考古“分手”的过程。七十年来，秦汉考古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理论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但是在城市考古、长城考古、军事考古、水利考古、农业考古、手工业考古、专题研究、专史研究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最后他强调秦汉考古学的发展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更要明白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秦汉考古一定要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研究贡献更大力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服务。 三国至隋唐时期是体现古代中华文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规律的重要历史时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认为这样一个恢弘的文化及文明的巨大变革期，给考古学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为此，除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任务之外，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南六朝考古、佛教考古、大运河考古、海上丝路考古、瓷业考古、建筑考古、美术考古、东亚考古等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领域。此外，除常规考古学方法、考古与历史文献、历史地理方法相结合等之外，三国至隋唐考古学者也注意使用新型科技方法。除田野调查发掘中使用的现代遥感、测绘、计算机建模、统计学分析等之外，近年来已经比较多的开展陶瓷、砖瓦、玻璃、金属、颜料、纺织品、历史环境等方面的科技考古研究，提高了资料的微观分析价值，在技术、材料、工艺、年代学、环境变迁、跨文化交流等各方面都获得许多新的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主要从城市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4个方面介绍了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的历史发展脉络，他强调城市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和佛教遗址考古的主动性发掘在未来会越来越多，综合性研究也将越来越丰富，将是以后历史考古的新常态。另外，辽宋金元明时期考古学科建设、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将是近年工作的重点。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刘卫红以“以大遗址保护为核心的考古遗址保护70年光辉历程”为题介绍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大遗址保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关系、保护方针、保护措施均有明显的不同。直至目前得出要保用结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在保护基础上，合理适度利用，创新发展，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最后他强调要回溯历程，总结经验，寻找规律，推进考古学和考古遗址保护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者发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考古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向民众介绍精准的考古知识是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代表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发言，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持续不断地为公共考古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开展多种公共考古活动，他希望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通过鉴定和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去认识古代存在的动物种类、当时的自然环境、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特征。动物考古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为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数字化的专业性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谈到多学科合作拓展深化了动物考古学研究，脂肪酸分析、几何形态测量、氢氧同位素分析等方法的应用让潜藏在动物遗存中的各项信息被发掘、被研究，更好的还原了古代动物的生存状态。他希望未来的动物考古能够强化课题意识、加大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打造动物考古学标本库和数据库、活跃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升学科原创性研究并开展公众考古工作。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代表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发言，他强调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必然离不开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浮选法”作为一种获取植物遗存的田野方法被应用到了考古发掘中，并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取植物遗存这一难题，突破了发掘技术上的瓶颈，大量的植物遗存不断地被发现。截至目前植物考古学在植物利用方式、农业起源发展与传播、环境与人类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介绍了人类骨骼考古发展的阶段和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人类牙齿化石，研究显示其类牙齿尺寸较小，形态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这一发现将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由原来认为的6万年提前到距今10万年；河南许昌灵井道县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表明晚更新世早期中国境内可能并存有多种古人类成员，不同群体之间有杂交或者基因交流；安徽华龙洞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揭示了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区域连续性以及从古老型人类向早期现代人演化的过渡。 新技术支撑了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金正耀介绍了新兴技术考古的发展情况，同位素考古、新测年技术、考古材料分析新技术、地球物理测量技术以及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等，他强调该学科充分发挥了科技考古“好讲”的学科优势和特点，为中国考古学走向国际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七十年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发展变化，可谓由“星星之火” 发展为 “千树万树梨花开”，虽然其中仍有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冉万里教授深切体会到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进步和发展，都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特别是近年来在境外展开的考古工作，推动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丝绸之路考古、欧亚草原考古的新进展。 茫茫大海中，蕴藏着诸多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留下的的遗存，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以南海一号的发掘为缩影介绍了水下考古工作的发展与基本现状。1987年以来，国家共开展过不同规模的水下项目80余项。工作模式主要以抢救性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为主，工作范围北到丹东海域、南到南沙海域，也已经开展了我国首次深海考古的探索工作。从遗存数量看，截止到2016年，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化遗存（不含港澳台数据）。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近现代，这也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渐趋发达到西力东渐的时期相吻合。他希望未来继续做好基础工作、注重文物保护、加强学术研究。 学者发言 考古项目的快速增加促进了环境考古研究的广泛开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介绍环境考古是对考古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地貌、气候、水文、地质岩性等多方面环境特征系统重建基础上的人地关系综合分析。他希望未来加强考古遗址的环境考古综合研究、加强对考古遗址各种环境因子系统重建并尽可能提高古代环境特征及其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更加重视自然环境、人类文化本身对文化演变的综合影响分析，在大量研究案例基础上，逐渐加强环境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加强环境考古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对比研究 。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最后总结了郑州市近年来重大考古发现情况。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作大会的总结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作大会的总结发言，首先对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各位专家学者、媒体和会务组成员表示感谢，本次会议举办非常成功，意义非凡，完整全面地呈现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和风貌。另外，赵辉教授坦言考古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复原重建中国历史的总目标任务之下，各个时段、各个专业领域的考古学研究都有自己明确的学术目标，并且涌现出诸多重大专题考古研究。另外，历史时期考古学在“证经补史”的任务中，“补史”越来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考古学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外田野考古与考古资料取得重要进展，在规模、数量上，空间、时间上全面提供考古资料，重大发现屡见报端；研究技术方法上也已取得长足进步，促使考古研究资料质量得到提升，同时也带动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催生了新的考古学研究领域；他还强调在复原古代社会的任务中，一方面在研究技术上要借助自然科学之力，在历史阐释上也要通过多学科相结合模式来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中国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走出去，与诸多国家展开考古合作，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将中国考古学带入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中发展。随着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会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 图/文：韩翰 审 核：乔玉 责 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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