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学科研究综述——秦汉时期考古

2019年度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论著､论文集90余部，发表简报和研究文章800余篇，内容涉及城址､墓葬､手工业､封泥､陶文､石刻铭文､简牍帛书､丝绸之路考古､科技考古等诸多方面。

 

出版的考古报告和报告集有《凤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淅川泉眼沟汉代墓地》(河南人民出版社)､《长沟汉墓》(科学出版社)､《丰台南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宝丰廖旗营墓地》(科学出版社)､《登封双庙战国秦汉墓地》(科学出版社)､《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郏县董庄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商水杨单庄墓地》(大象出版社)､《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科学出版社)､《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黄淮七省考古新发现(2011-2017)》(大象出版社)､《河南省许昌市考古勘探报告集(2015-2016)》(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简牍报告有《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悬泉汉简(一)》(中西书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中西书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肆)》(中西书局)等。

 

研究专著有《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三秦出版社)､《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代神兽图像研究》(文物出版社)､《汉代空心砖墓研究》(科学出版社)､《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文物出版社)､《秦汉书牍研究》(科学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炊煮器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四川盆地崖墓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楚国墓葬建筑考——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肩水金关汉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睡虎地秦简文字集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河西汉简所见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里耶秦简经济文书分类整理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等。

 

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个人论文集有《从考古走进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河南社科名家·韩国河卷》(河南人民出版社)､《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教材类有《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　综合研究

 

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一文结合都城､陵墓､文字､礼器等实物资料，深入､系统地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的文化基因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位于距今五千多年的中原地区，认为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表现在“国家”“国民”“国土”之“不断裂”，主要成因在于“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其中秦汉时期完成了王国向帝国时代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著作《从考古走进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录了44篇文章，分为理论方法､国家文明､都城与城市､墓葬､器物､社会讲座六个部分，是作者近年来对于秦汉考古乃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思考。

 

白云翔《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书收录了28篇论文，是作者数十年来在秦汉考古研究领域的结晶，内容涉及秦汉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秦汉考古基本课题研究､秦汉文明及社会生活研究等。尤其是在手工业考古方面，其中的数篇论文对于此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河南省社科名家·韩国河卷》(河南人民出版社)共收录了作者34篇文章，全书分为丧葬篇､文物篇､文化遗产篇和书序篇等四个部分，丧葬篇偏重于秦汉魏晋时期墓葬制度和习俗的转变；文物篇包含铁器､铜镜等方面的研究；文化遗产篇则是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思考。

 

郑君雷《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和《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两部论集的体例基本相同，分为概述卷､东北边疆卷､北方边疆卷､西南边疆卷和南方边疆卷，收录的大多论文集中讨论了秦汉时期边疆地区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并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边疆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问题，这两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秦汉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兴林《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战国至秦代，下编是两汉部分；介绍了战国秦汉考古的范畴､主要文化类型，涉及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内容。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近年来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空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叶成勇《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南夷”地区的考古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探索该地区土著文化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分析出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关系；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对特殊而重要的考古遗存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探究；最后运用社会学社会结构理论，探讨了南夷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涵与实质。

 

任伟和刘彦锋《考古郑州》､孔德铭《考古安阳》和刘春迎《考古开封》均为河南大学统一规划的“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三本著作分别梳理了郑州､安阳和开封各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基本文化面貌。

 

李伟敏《北京考古志·通州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京市通州区自史前至明清的考古资料，包含秦汉时期的城址､墓葬､窑址等遗存的资料。

 

二　秦汉遗址

 

（一）都城

 

2016~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咸阳城宫城西区的府库建筑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4400余平方米，该建筑遗址平面呈曲尺形，内部以夯土隔墙分为5个房间，出土遗物表明不同房间内分别存放纺织品､礼乐器､礼乐器配件及小型乐器等物品，在建筑遗址的北墙外还发现有水池､水管道､灰坑､废料坑､石料堆等附属遗迹，调查发现在发掘区的东南部存在大型建筑(《陕西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2018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天井坑遗址)勘探简报》(《文物》第12期)刊布了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的调查､钻探情况，基本理清天井坑遗址的内部结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天井坑是西汉末年､东汉初期的国家祭祀遗址。在此基础上，曲安京《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坑底结构的天文意义初探》(《文物》第12期)一文指出，天井坑底部结构可能为一个巨大的地平式日晷模型，只是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并不具有实际功能。

 

韦正《西汉长安城的规模问题》(《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认为西汉长安城的巨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汉长安城从王都向国都的转变及城内高台建筑向楼阁的转变决定的。2017年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陕西省三原县､泾阳县､淳化县境内对张家坳､惠家､独冢村､下常社､口镇､杨赵村等6处秦汉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陕西三原县､泾阳县秦汉行宫遗址调查简报》，《西部考古》第18辑)，确定这6处遗址并非汉“池阳宫”遗址，判断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亦非汉“池阳宫”遗址。

 

刘振东､谭青枝《顾成庙与奉明园》对汉文帝顾成庙和史皇孙奉明园的位置进行探讨(《考古与文物》第5期)，认为这两处礼制建筑位于汉长安城东郊，对研究汉长安城郊礼制建筑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从秦汉至隋唐时期，皇宫在都城中的相对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张建锋《咸阳长安皇宫位置变化的原因考察》(《江汉考古》第5期)论述了皇宫选址与地形､地下水､气候变迁的关系，认为皇宫在都城中相对位置的变化源于不同时期对地势高低选择标准的变化，指出秦代及西汉时期气候温和降水丰富，秦咸阳宫､汉长安城未央宫南部和长乐宫南部处于海拔较高的位置，水资源状况最佳。他还对汉长安城的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探讨(《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罗瑾歆《秦汉甘泉宫性质及其祭祀作用的再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认为甘泉宫等级介于宫城和离宫别馆之间，是具有极强政治意义的“夏宫”，汉武帝时期甘泉宫增加祭祀功能，使之成为国家祭祀中心。

 

权弼成《试论汉长安城宫殿中的防火因素》探讨了汉长安城宫殿中的防火因素(《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6辑)。

 

（二）地方城址､聚落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西墙中部城门区域进行发掘，清理出门道1条､门墩2个､房址4座､柱洞25个､排叉柱13个､踏步3条､沟槽1道，在遗址西侧发掘墓葬10座､殉马坑1座､陶窑1座及清代房址1处，为研究石城子的规模和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2018年发掘收获》，《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四川达州市城坝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438处，计有灰坑331座､墓葬44座､沟37条､水井11口､窑6座､房址4座､城墙2段､城门1座，遗址时代从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其中郭家台城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260米､东西宽约240米，位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则是国内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时代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对研究汉晋时期水路关口具有重要价值(《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1998~2000年，在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遗址第七区进行发掘，《凤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公布了发掘的37座房址､37个灰坑､1座墓葬的资料，其中两汉之际房址9座､灰坑1个。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怀柔区郑家庄遗址考古调查及初步钻探简报》(《北京文博文丛》第1期)公布了2018年4~5月在郑家庄遗址的调查､钻探情况，时代为汉代，面积约64000平方米，但在遗址范围内未发现城墙､大型墓葬或夯土基址､窑址或作坊等遗迹，该遗址是否为渔阳郡城址尚具争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在《湖北十堰市店子河遗址秦汉时期居址的发掘》(《考古》第4期)一文中公布了2009~2011年该遗址秦汉时期居址的发掘资料，该居址分为四期，从秦代延续至东汉中期，中间未曾中断，为汉水流域秦汉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6期)公布了该遗址的汉代遗存资料，包括瓮棺葬5座､灰坑27座､灰沟17条。2006年8~12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河北邯郸薛庄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发现有汉魏时期文化遗存，包括墓葬1座､灰坑44个､灰沟2条､水井2口(《邯郸薛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南越宫苑遗址发现较多八角形石柱，建筑造型奇特，全洪､李灶新《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海外文化因素考察》将其与中国秦汉时期建筑用石情况､印度孔雀王朝和巽伽王朝时期建筑用石情况对比分析，认为南越宫院遗址出土的八角形石柱建筑技术源于印度，经南海道传至岭南(《文物》第10期)。

 

李珍《广西兴安秦城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对秦城遗址的七里圩王城､通济城的资料进行刊布，并对两城的形制和修建年代进行分析。七里圩王城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四角修建有角楼建筑，北墙､东墙还修建有马面，北墙偏东设置城门一座，其他三面城墙无门，城内发现5处高约1米的夯土建筑台基。通济城中部的文化遗迹分布密集，城址西南部和中部偏北发掘出灰坑､柱洞､水井､水沟､散水等遗迹，出土有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鼎､豆､盂､鬲､罐､瓮等日用陶器，还有铁釜､锸､铜镞等生产工具､兵器。发掘者认为通济城是秦始皇进攻岭南时所筑之城，七星圩王城是西汉中期以后的建筑，可能为汉始安县县治。汪勃《汉广陵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一文简述了近年来汉广陵城的城圈､城门､城壕等相关遗迹以及城内几处遗存的发掘情况，并对广陵城的位置和范围､“斗城”形状､新发现城门的结构及其用砖规格进行探讨。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榆林市桥头峁城址进行调查，四面均发现有残存城墙，城外发现居民区和墓葬区，城内有建筑遗存，采集板瓦残片戳印有“西都”字样，判断该城址为战国秦汉时期的西都故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被秦国占领，并认为陕西米脂故城为战国秦汉时期平周故城，神木栏杆堡遗址可能是中阳县故城(《榆林市榆阳区桥头峁城址调查——兼西都､中阳､平周故城考》，《文博》第6期)。黄燕妮《护乌桓校尉治所宁城考》(《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结合传世文献以及日本学者水野清一《万安北沙城》发掘报告，通过实地考察分析认为北沙城可能为护乌桓校尉治所宁城。

 

三杨庄遗址是典型的汉代聚落遗址，符奎《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的形态》指出遗址内各宅院的布局具有分散性特征，但是从道路与宅院关系角度观察，各宅院沿道路排列具有明显规律性，表明聚落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最终定型，该聚落形态是汉代聚落的一种典型形态，反映了汉代聚落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农史》第5期)。

 

2016年6~9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对襄阳墓子地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灰坑42个､灰沟2条､水井1口，出土遗物200余件，时代集中在东周至汉代。其中汉代遗迹有灰坑17个，遗物多出自J1，有陶双耳罐､筒形罐､缸､仓､井等器物(《湖北襄阳市墓子地东周至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2集)。

 

（三）手工业遗存

 

2014年11月，秦咸阳城考古队在咸阳市聂家沟发现两处以骨质遗物为主的堆积坑，发掘了其中的一处(K1)，清理出600千克骨质遗物和少量铜器､陶器､铁器､石器等遗物，骨质遗物主要为骨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骨料､坯料､半成品及残次品，从堆积层次及出土遗物判断K1原生时代不晚于秦末，次生时代不晚于西汉早期，从K1与周围遗迹关系判断，K1所在区域存在制骨作坊机构，它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秦都咸阳布局､手工业作坊分布和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陕西咸阳聂家沟秦代制骨作坊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第3期)。

 

2009年7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章丘东平陵城遗址第五区铸造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烘范窑､储泥池､锻铁炉､取土坑､夯土地基､建筑基址､水井等遗迹，出土铁质农具､工具､构件，以及锄范和钱范等，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第三期为西汉晚期，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晚期，东平陵城遗址第五区铸造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代铁器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济南市章丘区东平陵城址铸造区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第11期)。

 

1997年4月至1999年11月，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揭露的汉代遗存有房址3座､灰坑31个､灰沟2条､墓葬7座(《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对认识东北地区汉代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2015年湖南桑植官田冶炼遗址的发掘资料，清理的遗迹有灰沟22条､灰坑14个､房址1处，出土的陶瓷器有罐､盆､碗､筒瓦等，铁器有锸､刀､矛､铁钉､铁锥等，另外还发现有陶范､矿石､炉壁残块等与冶炼和生产加工有关的遗物，通过对其中30件铁器和冶炼遗物标本的金相组织分析，表明官田遗址出土的铁器总体上属于生铁技术体系的产品(《湖南桑植官田冶炼遗址发掘简报及冶金分析研究》，《南方文物》第3期)。2018年，在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包括砖瓦窑1座､砖砌窖穴3座､砖砌灶1座､水井1口､铁器窖藏1处，出土遗物有板瓦､筒瓦､铁釜､薰炉架､铁犁烨､铁戟等(《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中国文物报》2月22日第8版)。

 

重庆地区刊布了较为丰富的陶窑发掘资料。2002年，在万州塘坊墓群发掘半地穴式陶窑2座，在万州余家河遗址发掘陶窑1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一)。2001年秋，在云阳晒经遗址发掘陶窑2座；2002年，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陶窑1座，在忠县龙滩遗址发掘窑址4座；忠县上油坊遗址2001年发掘窑址7座､灰坑22座､柱洞1处(《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2001年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汉代灰坑1个，次年在该遗址发掘的遗迹除了墓葬1座外还有灰沟2条､灰坑8座､陶窑1座､灶1个(《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2003年，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汉至六朝时期房基1座､灰沟1条､陶窑2座，在忠县上油坊遗址发掘汉代窑址1座､房址1座､灰坑4个(《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五)。

 

另外，《丰台南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公布有14座汉代陶窑的详细资料，《长沟汉墓》(科学出版社)公布的资料中包含5座汉代窑址，《宝丰廖旗营墓地》(科学出版社)公布1座汉代陶窑资料。

 

铁器及其生产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李映福､马春燕《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铁器》(开明出版社)系统梳理了中国铁器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对商周以来有关铁器的考古发现､器物类型及生产流程进行了阐述，其中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铁工业的全面发展时代，为此后历代的铁器生产奠定了基础。

 

张潇《战国秦汉制陶工序研究》(《华夏考古》第1期)以民族志材料中陶器生产工序和制陶遗址中遗迹遗物的功能分区为线索，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进行复原研究，并对当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问题进行探讨。吴双成等对山东沂南河阳墓地M1南室等棺木的木作工艺进行分析(《山东沂南河阳墓地M1南室等棺木木作工艺分析》，《江汉考古》第S1期)。

 

刘尊志对汉代食品加工方法､程序和加工工具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浅析汉代的食品加工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第6期)。王星光､宋宇分析了先秦至汉代使用熬煮法提取动物油脂技术，并对动物油脂在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手工业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论述(《先秦至汉代动物油脂加工与应用研究》，《中国农史》第6期)。

 

（四）道路遗存

 

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邓家村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秦汉时期道路两条，自上而下分别是L3､L4，两条道路宽度均大于50米，已确认的长度为900米，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L3时代不早于西汉晚期，L4时代较早，发掘者推测L4可能为连接咸阳南､北两区的重要交通干道，对研究秦咸阳城的路网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陕西西安邓家村秦汉古道路调查试掘简报》，《文博》第6期)。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褒斜道､故道及其支线道路的调查资料，在褒斜道及支道沿线发现汉代遗址7处(《褒斜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在故道及支道沿线发现秦汉遗址8处(《故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

 

徐卫民､裴蓓对秦长城和直道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分析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直道的原因(《秦始皇长城与直道研究两则》，《秦汉研究》第13辑)。魏旭通过分析扬州出土买地券认为汉代甘泉山附近有一处连接甘泉山至汉广陵城官道的官道，并论述了甘泉山官道对双山一号､二号等汉墓选址的影响(《试论扬州汉甘泉山官道､唐蜀岗西峰驿道及其对陵墓选址的影响》，《文博》第4期)。

 

（五）祭祀遗存

 

张煜珧《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考古与文物》第3期)梳理了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将秦祭祀文化遗存分为五大类，即上帝祭祀遗存､祖先祭祀遗存､山川祭祀遗存､社稷祭祀遗存､其他类型祭祀遗存，指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上帝祭祀上升为祭天大典，并推行山川祭祀等以适应政治需要，西汉国家祭祀体系在沿袭秦祭祀礼仪基础上略加增益而成。

 

三　秦汉墓葬

 

（一）帝陵

 

秦汉帝陵研究一直是秦汉考古的重心，研究成果丰硕。段清波､刘俊艳《帝国体制下独立陵园制的发展演变》(《考古》第10期)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变化过程中独立陵园制度发展演变过程，指出秦始皇陵正式确立了独立陵园制，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主导文化的变革在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呈现出不同变化，西汉晚期确立的汉文明对东汉及以后朝代陵寝制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段清波､朱晨露《古代陵墓墓道研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对中国古代陵墓墓道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考古与文物》第5期)，指出王国时代墓道的产生和使用制度政治含义浓厚，更多体现在墓主身份等级和中心四方宇宙观的表象上；战国时期列国僭越不断，战国晚期秦国最早使用四条墓道；秦统一以后整合先秦墓道使用规范，形成皇帝､皇后使用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的制度，并延续至西汉晚期；西汉晚期，汉文明体系中“南向”理念被确立与认可，东汉以后，除特殊情况，各时代均流行南向､单墓道的使用制度。张卫星《秦始皇的后花园——秦始皇陵苑囿类外藏坑研究》(《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在对鱼池相关遗存､马厩坑､珍禽异兽与娱乐性质陪葬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秦始皇陵所表现的苑囿制度和苑囿观念进行了探讨。

 

两汉帝陵研究是秦汉陵寝制度研究的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汉成帝延陵考古勘探调查简报》公布了汉成帝延陵的考古勘探资料，厘清了延陵的范围､形制､布局和内涵，为西汉陵寝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物》第4期)。2017~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薄太后南陵西侧以及江村大墓东北和西南区域部分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薄太后南陵西侧发掘外藏坑3座，在南陵封土西侧中间偏北位置发现残长19米､宽约1.5米的铺砖道路一条；在江村大墓东北区域发掘外藏坑3座，西南区域发掘外藏坑5座，出土陶罐､陶盆､陶俑､铜车马器､铜质和铁质兵器､建筑材料等(《西安西汉霸陵遗址2017~2018年发掘收获》，《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学界对西汉帝陵名位尚有争议，焦南峰《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考古与文物》第4期)在对以往汉成帝延陵名位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关系､采集文物等几方面进行考证研究，认为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大型陵墓是汉成帝延陵。张闻捷《西汉陵庙与陵寝建制考——兼论海昏侯墓墓园中的祠堂与寝》(《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论述了西汉时期陵庙､陵寝功用､建筑形制､设计思想的不同，指出陵庙为祭祀神主之所，其建筑格局受五行思想影响，寝为放置死者衣冠､几杖之地，建筑形制同于生人居室，并认为海昏侯墓墓园内的F1､F2建筑分别是园庙､园寝设施。

 

刘欢和焦南峰《汉阳陵帝陵陵园第14号外藏坑动物遗存研究》对汉阳陵陵园第14号外藏坑动物遗存的种属､数量､年龄结构､摆放位置和性质等问题进行研究，推测坑内随葬的动物可能象征着“太官”供给皇帝的膳馐，反映了汉景帝生前的肉食资源；结合第13号､第16号外藏坑出土的陶塑及动物遗存对西汉帝王阶层的肉食种类和结构进行探讨，认为阳陵陪葬坑中的动物多数可能被饲养于上林苑中，海产品则可能是进贡或贸易而来(《考古与文物》第5期)。

 

韩国河和张鸿亮《东汉陵园建筑布局的相关研究》(《考古与文物》第6期)一文指出东汉帝陵陵园布局具有很强一致性，存在标准与简化两种模式，标准模式可能形成于明帝时期，标准模式下紧邻封土东侧､南侧2组建筑单元构成内陵园，其余3组建筑单元则分布于内陵园之外的东北部。梁云和王璐《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对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进行研究，认为光武帝吸取西汉帝陵因厚葬而惨遭盗掘的教训，摒弃了西汉帝陵的厚葬风气；东汉帝陵新形制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墓葬形制的基础上比附儒家经典中的周礼，同时借鉴西汉陵寝建筑制度而形成的(《考古》第1期)。

 

东汉帝陵陵主和陵园布局尚存争议，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中原文物》第1期)对东汉帝陵的布局和陵主归属进行考察，认为东汉帝陵北兆域的刘家井大冢(M67)是灵帝文陵，朱仓大冢(M722)和朱仓升子冢(M707)分别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大汉冢(M66)和二汉冢(M561)分别是光武帝原陵和安帝恭陵，三汉冢(M560)是一座减制帝陵，墓主可能为少帝刘懿；东汉帝陵南兆域内的白草坡M1030可能是桓帝宣陵，M1108或M1129可能为质帝静陵，M1038､M1052､M1054､M1079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张鸿亮《洛阳东汉帝后陵方位与身份蠡测》(《中原文物》第3期)赞同邙山陵墓区朱仓M722､M707分别为顺帝宪陵､冲帝怀陵，认同大汉冢M66可能为光武帝原陵，刘家井M67为灵帝文陵，认为二汉冢M561可能是安帝恭陵，三汉冢M560墓主可能是以诸侯王礼下葬的刘懿，并推测洛南陵区李家村东南M1048为和帝顺陵､李家村南M1047为殇帝康陵､白草坡M1030为桓帝宣陵､军屯南M1038为质帝静陵､郭家岭西北M1052为明帝显节陵､郭家岭西南M1054为章帝敬陵。在后陵方位上，他推测西干村M1055为恭怀皇后“西陵”，妯娌新村北M574､金村北M618两者之一可能为敬隐后的敬北陵，新庄南M892可能为恭愍皇后的恭北陵，新庄南M891可能是冲帝之母“宪陵贵人虞大家”，新庄西南M895可能为献帝生母灵怀皇后文昭陵。严辉《洛阳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研究综述》(《中原文物》第5期)也赞同朱仓M722､M707分别为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刘家井M67为灵帝文陵；认为三汉冢为减制帝陵，墓主可能是刘懿，同时推测李家村大冢(M1048)为明帝显节陵､白草坡夷平冢(M1030)是桓帝宣陵､姬家桥大冢(M1038)是质帝静陵､郭家岭南大冢(M1054)是章帝敬陵､郭家岭北大冢(M1052)是和帝慎陵､西干村大冢(M1055)为殇帝康陵､寇店东大冢(M1071)为阎皇后懿陵。

 

李重蓉《一九五四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石兽的定名与年代》对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有翼石兽的出土时地､定名及制作年代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

 

（二）诸侯王和列侯墓

 

徐龙国《山东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的几个问题》(《考古》第9期)对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的布局､性质､年代､特点进行再探讨，认为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期以前，其性质为诸侯王墓陪葬坑，墓主最有可能为齐豁王刘寿。刘尊志《试论汉代诸侯王墓地中“一王二后”的布局》(《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对汉代诸侯王墓地中“一王二后”的埋葬形式进行研究，认为一王一后是汉代诸侯王墓地主体合葬形式，体现了汉代高等级墓葬合葬形式的发展和多样性。

 

王传明《浅谈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构图与场景表现》对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构图与场景表现进行了研究，指出帛画中的物象存在着中轴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构图方式。对称物象构成整幅帛画的框架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界面，非对称物象填充其内形成对应的场景，前者是程式化的，后者则具有可变性(《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焦天龙《汉代中山国墓葬考古的若干问题》对汉代中山国王陵墓葬结构､玉衣的形态与演变､青铜生器和明器､中山国与汉代墓葬装饰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华夏考古》第1期)。卢兆荫《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三秦出版社)记录了满城汉墓的发现和考古过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满城汉墓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意义及文物保护情况。

 

刘照建《徐州东洞山汉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重新考察徐州东洞山三座汉墓之间的关系和入葬的先后顺序，指出东洞山M1墓主为第七代楚王刘纯，M3为刘纯第一位王后，M2是第二位继任王后。耿建军《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地主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对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地墓主加以探讨，认为二号墓墓主为第五代楚王刘道，三号墓为其王后墓，一号墓为其后续王后墓，四号墓可能为第一位王后暂厝墓，后被用作明器车马陪葬坑。

 

2018年，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和狮子山楚王陵《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进行考古调查，并公布了调查成果，初步厘清了狮子山楚王陵的范围和内涵，为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提供了更为明晰的基础资料(《中原文物》第6期)。宗时珍､叶晓红《略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工艺》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器工艺进行了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周波等《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五号坑的发现与认识》(《东南文化》第4期)认为狮子山汉兵马俑发现的五号坑为兵马俑的“组装场所”。

 

宗时珍《关于西汉王侯敛葬玉衣的思考》(《南方文物》第3期)对西汉前期王侯使用玉衣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对玉衣敛葬的礼制背景､西汉诸侯王墓葬制问题､西汉王侯玉衣敛葬制度加以探讨，认为西汉王侯使用玉衣敛葬是逐步扩散的过程，地方王侯使用的玉衣制度并未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宣帝以后玉衣使用制度可能渐为统一。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几年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张仲立《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对刘贺墓园祔葬墓､祔葬尊卑次序､祔葬与殇葬､刘贺父子“葬先轻后重”､“祭先重后轻”､祔葬墓设祠等问题进行探讨，对进一步认识汉代列侯丧葬礼制具有重要作用。海昏侯刘贺墓是西汉典型的列侯墓，由于刘贺政治生涯的特殊性，其陵墓和随葬品具有特殊性，一些学者将其与其他诸侯王墓进行比较研究来探索海昏侯葬制的独特性。徐卫民《海昏侯墓与大云山汉墓比较研究》将海昏侯墓与大云山汉墓进行比较研究(《秦汉研究》第13辑)，认为海昏侯墓是按照列侯墓葬要求修造，并未逾越当时的丧葬礼制，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与刘贺本人身份的演变有关，是汉宣帝时期政治生态的影响所致；苗凌毅《西汉海昏侯墓与定州八角廊汉墓比较研究》从墓主人背景､墓园制度和随葬品等方面将西汉海昏侯墓与定州八角廊汉墓进行比较研究(《秦汉研究》第13辑)，认为海昏侯墓具有“不循常制”的典型风格；杨懿《高邮天山汉墓与海昏侯墓的比较》将高邮天山汉墓与海昏侯墓进行比较研究(《秦汉研究》第13辑)，认为海昏侯一号墓的规格符合刘贺去世时的列侯身份。

 

姚留国等《石羊西汉晚期木椁墓主与昌阳侯考》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山东文登石羊村发现的西汉晚期木椁墓墓主是昌阳侯刘宪(《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三）一般墓葬

 

2019年各地公布秦汉时期的墓葬资料依然丰富，其中较为重要的墓葬(地)有以下三例:2018年5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西工纱厂西路与棉麻路东北部清理1座西汉空心砖墓，规模较大，出土的铜壶中保留有矾水，另外有大雁灯､大铜盘､金箔饰等，头部的玉璧和铜镜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温明”(《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7年7~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太原市迎泽区郝庄街道店坡社区的悦龙台高地清理29座汉代和明清时期墓葬，其中的西汉墓M6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由墓道､过洞､墓室三部分组成，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器物丰富，计有陶器12件，漆木器27件，金器､铜器､铁器23件，玉石器4件，另外还出土有木简､木牍､竹简等，在墓道内发现铜豆形灯1件､铜半两钱40枚，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早段(《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张家堡发掘的2座西汉墓，墓葬级别较高，墓主身份属于贵族，为认识西汉中高级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西安市张家堡两座西汉墓葬的发掘》，《考古》第2期)。

 

以下按照地区对新公布的墓葬资料进行简要介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在米脂卧虎湾清理239座战国秦汉墓，其中秦代墓37座，西汉墓131座(《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3期)。201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清凉山发掘60座墓葬，公布了其中2座东汉墓资料(《西安清凉山两座东汉墓发掘简报》，《文博》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宝鸡郭家崖的2座汉墓资料，其中的东汉墓M15出土有摇钱树，为研究汉代宝鸡与巴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宝鸡郭家崖汉唐墓发掘简报》，《文博》第2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在咸阳龙枣村的1座东汉中期的墓葬(《陕西咸阳市龙枣村东汉墓发掘简报》，《文博》第3期)，出土陶器､铜器､玉器共63件。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在褒斜道､故道及其支线道路附近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在褒斜道及支道沿线发现汉代墓群9处(《褒斜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在故道及支道沿线发现秦汉时期墓群6处(《故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

 

1991~1992年，在登封双庙清理241座战国秦汉墓，墓葬规模属于中小型墓葬，发掘者将墓葬分为十期十四段，时代从战国中期延续至东汉中期，墓葬文化因素复杂，包含有周､郑､韩､秦等文化因素，为研究该区域历史文化变迁､构建该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资料(《登封双庙战国秦汉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5~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郏县董庄发掘94座汉､唐､宋时期墓葬，其中汉代墓葬90座，年代序列较为完整(《郏县董庄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淅川泉眼沟汉代墓地》(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布了93座汉墓资料，其中土坑墓57座､砖室墓35座､砖棺墓1座，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武汉大学考古系公布了河南淅川全岗遗址的77座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资料(《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的发掘》，《考古》第11期)。2010年5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获嘉县嘉苑小区清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河南获嘉县嘉苑小区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3期)，出土遗物有陶､铜､铁､石器等。2010年10月，郑州大学考古系在宝丰廖旗营墓地发掘134座各时期墓葬，其中汉墓75座，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中期(《宝丰廖旗营墓地》，科学出版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南阳市建业凯旋广场的6座西汉墓资料，秦文化因素明显，为研究南阳地区楚､秦､汉历史文化变迁增添了新资料(《南阳市孔明路建业凯旋广场西汉墓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22期)。夏邑县文物管理局､商丘博物馆公布了下邑县杜庄村的28座汉墓资料，墓葬形制包括长方形竖穴木椁墓､空心砖墓､小砖墓､土坑墓､瓦棺墓，出土遗物类型丰富，有铜器､铁器､陶器､钱币､玉器､骨器等，墓葬时代为西汉时期，为研究豫东地区西汉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河南夏邑杜庄汉墓群考古清理简报》，《中原文物》第5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10年9月在郑州中牟大官庄发掘的2座汉墓资料(《郑州中牟大官庄汉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第1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公布了南阳市体育中心(《河南省南阳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汉画像石墓M18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8期)和淅川双河镇遗址(《淅川县双河镇遗址M19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12期)各1座汉墓的资料。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博爱上期城清理1座汉墓(《河南焦作博爱上期城M5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2期)。随后公布了东城花园1座汉代多室墓资料(《河南焦作东城花园汉墓M106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出土器物包含一件三层三联仓彩绘陶仓楼，时代为西汉晚期。焦作东城美苑的西汉中期墓，形制为竖井墓道空心砖墓，墓葬特色之处在于使用彩绘龙纹空心砖砌筑墓室(《河南焦作东城美苑M1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6期)。2014年2~1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登封市文物保护管理局在登封金东村清理101座墓葬，对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丰富的东汉早期墓葬2014DDM7的资料进行刊布(《河南登封金东村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1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联合在荥阳苜蓿洼发掘350座汉墓，公布了其中5座汉墓的(《2007年度荥阳苜蓿洼墓地汉墓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18期)。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在许昌十王墓地发掘1座西汉墓(《许昌市十王墓地M1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4期)。

 

《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公布了此次发掘的各时期墓葬539座，其中有秦墓58座､西汉墓164座､东汉墓37座，秦墓从秦拔鄢邓至秦灭亡分为三期三段，西汉墓从高祖元年至东汉建国前分为四期七段，东汉墓分为三期六段，从东汉建武元年延续至献帝建安年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郧阳博物馆在郧县李营墓地清理7座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墓葬资料(《湖北郧县李营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公布了在丹江口市田家岭墓群发掘的8座秦､西汉墓资料(《湖北省丹江口市田家岭墓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5期)。2017年6~9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在谷城县高铁北站清理27座墓葬，公布了其中9座西汉早期墓葬的资料，部分墓葬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铜蒜头壶､铜蒜头扁壶，为研究该区域战国晚期至西汉文化演变提供了新资料(《湖北谷城县高铁北站墓群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第9期)。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公布了在湖北巴东县焦家湾清理的两座汉墓资料(《湖北巴东县五里堆､焦家湾､镇江寺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4期)。湖北荆州博物馆公布了在荆州八癞子草场清理的2座东汉墓的资料(《湖北荆州八癞子草场东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4期)，同时刊布了在荆州王氏堰墓地清理的138号､256号两座西汉墓资料(《荆楚文物》第4辑)。

 

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益阳枇杷树山清理墓葬92座，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墓主身份以平民为主，为研究秦文化南渐､秦楚文化交流与融合及该区域历史文化变迁提供考古学资料(《湖南益阳枇杷树山墓群战国至秦代墓葬发掘简报》，《文博》第4期)。2016年10~12月，怀化市博物馆､溆浦县文物管理所刊布溆浦县商顶坡､赵家庄的46座楚汉墓资料(《湖南溆浦商顶坡､赵家庄楚汉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2016年3月，湘潭市博物馆在湘潭县易俗河镇清理1座西汉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发掘时残存封土，出土有陶器､原始瓷器､石璧等，发掘者判断墓葬时代为西汉高祖至惠帝时期(《河南湘潭易俗河镇西汉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2017年常德博物馆在常德南坪发掘1座东汉早期墓，墓主为高戎，墓葬形制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银器等(《湖南常德南坪东汉高戎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

 

2012年10~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对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第五期遗存中有2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有半两钱､釜､小口大罐等器物(《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2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在四川简阳市金山村方古井山墓群清理27座崖墓，公布了其中3座东汉晚期崖墓资料(《四川简阳市金山村方古井山M10､M13､M23号崖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6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大邑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刊布了在四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的3座西汉墓资料(M8､M9､M10)，其中M8和M9为西汉文景时期墓葬，M10为武帝时期墓葬(《四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成都中和镇板栗湾清理一批汉墓，公布了1座西汉崖墓的资料(《成都市中和镇板栗湾西汉崖墓M17发掘简报》，《考古》第4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资阳雁江区兰家坡的两座汉墓资料(《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1期)，时代均为新莽至东汉早期，随葬品除了陶､铜､银､铁､玻璃､石器外，在M1中还发现一大型铜车马模型；任江对兰家坡汉墓进行初步研究(《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第1期)，认为M1可能为夫妻合葬墓，M1所出铜车马模型既象征墓主生前所乘马车，也象征丧礼用的魂车。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公布了在重庆市开州铺溪四组发掘的2座东汉墓资料(《重庆市开州铺溪四组汉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5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公布了重庆合川区黄泥塝的2座东汉墓资料，墓葬形制均为石室墓，出土包括铜镜､陶车等88件随葬品(《重庆市合川区黄泥塝东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3期)。其他的重要资料还有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的19座汉墓(《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第6期)､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墓地的2座东汉至蜀汉时期砖室墓(《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6期)，以及重庆渝北赵家湾的1座墓葬。其中赵家湾墓葬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不晚于西汉早期，对认识峡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变迁具有一定价值(《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M1发掘简报》，《文物》第6期)。山东博物馆公布了重庆万州区晒网坝遗址塘坊墓群的1座东汉墓资料(《重庆市万州区晒网坝遗址塘坊墓群东汉墓M1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4期)。王颢对重庆丰都大湾墓群东汉时期墓葬进行分期研究，将之分为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进一步细化了该地区东汉时期墓葬年代序列(《丰都大湾墓群东汉时期墓葬分期研究》，《西部考古》第17辑)。

 

本年度重庆三峡库区刊布了较多的汉墓资料。2001年，在重庆丰都袁家岩遗址发掘汉墓24座，2002年又在该遗址发掘汉墓9座，2002年在丰都赤溪墓群发掘17座东汉中后期至南北朝时期墓葬，2001年在丰都凤凰踊遗址发掘汉墓4座，2002年在丰都金钢背遗址发掘东汉墓葬4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一)。1999~2000年在奉节羊安渡遗址发掘东汉墓1座；2000年在奉节白马墓群发掘汉墓2座，2001年在该墓群发掘3座汉墓；2001年在奉节二溪沟墓地发掘东汉墓3座，在奉节莲花池墓地发掘汉墓2座；2002年在奉节白衣庵墓群发掘东汉墓2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一)。2000年在万州大地嘴墓地发掘东汉墓18座；2001年，在万州梁上墓群发掘汉墓3座，在万州下中村遗址发掘汉墓3座；2002年，在涪陵薛家坪墓群发掘东汉墓1座，在万州银家嘴墓群发掘东汉墓4座，在万州塘坊墓群发掘东汉墓3座，在万州瓦子坪遗址发掘东汉墓5座，在万州松岭包墓地发掘汉墓8座，在万州余家河遗址发掘汉墓10座，在万州柑子梁墓群发掘10座汉至六朝时期墓葬(《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一)。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度发掘墓葬12座，公布了5座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墓葬(《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一)。2001~2002年在巫山大水田遗址发掘5座西汉早期墓葬；2000~2001年在云阳余家包遗址发掘汉墓2座；云阳晒经遗址2001年度秋季发掘汉墓5座，2002年在该遗址发掘汉墓3座；2002年，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12座汉晋时期墓葬，在云阳石家包墓群发掘汉墓13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2001年，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汉墓2座，2002年又发掘汉墓1座；2001年，在忠县邓家沱遗址发掘秦汉时期瓮棺1座，在忠县渔洞十一队墓地发掘东汉墓3座；2002年，在忠县周家垸子遗址发掘4座汉代崖墓，在忠县仙人洞墓地发掘汉墓3座，在忠县石宝墓群发掘汉墓1座，在忠县花灯坟墓群发掘汉墓15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2003年，在丰都兴义墓地发掘东汉末期墓葬1座，在丰都文溪墓地发掘东汉墓2座，在奉节三塘崖墓群发掘东汉崖墓3座，在奉节口前崖墓群发掘汉代崖墓2座，在万州柑子梁墓群发掘汉至六朝墓1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2003年，在万州大坪墓群发掘汉墓12座，在万州武陵墓群发掘秦汉时期墓葬12座，在万州陈家坝墓群(遗址)发掘东汉墓1座，在万州漆树坪墓地发掘东汉墓1座，在万州大田墓地发掘东汉墓2座，在万州嘴嘴墓群发掘汉墓3座，在万州铺垭遗址发掘墓葬5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2003年，在巫山古城遗址(人民医院)发掘东汉初期砖室墓1座，在巫山大溪村墓群发掘汉墓5座，在巫山平安墓地发掘汉墓4座，在巫山上西坪古墓地发掘西汉墓葬5座，在巫山高塘村墓群发掘汉墓7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2003年，在云阳大凼子墓群发掘汉墓3座，在云阳马沱墓地发掘汉墓27座，在忠县永兴场遗址发掘东汉墓3座，在忠县瓦窑古墓群发掘秦汉墓5座，在忠县邓家沱遗址发掘秦汉时期墓葬1座､瓮棺1座，在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汉墓9座，在丰都大湾墓群发掘东汉墓7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2003年，在丰都槽房沟墓地发掘东汉墓6座，在丰都二仙堡墓群发掘汉墓16座，在奉节营盘包墓地发掘汉墓11座，在奉节新油房墓群发掘汉墓4座，在奉节宝塔坪遗址发掘战国晚期至秦代墓2座､西汉墓2座､东汉墓2座，在奉节金家坪遗址发掘汉墓2座，在石柱砖瓦溪遗址发掘汉墓5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2003年，在万州大湾墓群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3座，在万州石槽溪墓群发掘东汉晚期至南朝时期墓葬28座，在万州大坪墓群第二次发掘汉墓11座，在万州大丘坪墓群发掘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5座､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5座，在万州屠户湾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座，在万州武陵墓群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2座，在万州陈家嘴墓地发掘汉墓5座；万州梁上墓群2004年度发掘汉墓5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2003年，在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东周两汉墓葬34座，在巫山水泥厂古墓群发掘汉墓10座，在巫山龙门口墓群发掘汉墓17座，在巫山大傍遗址发掘东汉墓1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2003年，在云阳三坝溪墓群(遗址)发掘战国两汉墓18座，在云阳走马岭墓地发掘汉墓23座，在云阳石家包墓群发掘汉至六朝时期墓葬43座，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汉至六朝时期墓葬2座；云阳塘坊墓地2004年度发掘两汉墓葬11座；2003年，在云阳大地坪遗址发掘汉晋时期灰坑3个，在云阳麻柳林崖墓群发掘东汉崖墓16座，在云阳富衣井坡墓群发掘东汉崖墓7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五)。2003年，在忠县临江墓地发掘东汉墓葬4座，在忠县渔洞十一队墓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座，在忠县花灯坟墓群发掘两汉时期墓葬23座；忠县石匣子墓地2004年度发掘东汉晚期墓葬2座､东汉晚期至六朝早期墓葬1座(《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五)。

 

随着重庆三峡地区后续考古工作的开展，一大批两汉时期墓葬资料得以刊布。2008年，在石柱陶家坝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2座，在渝北老锅厂墓群发掘东汉墓1座；云阳营盘包墓群2011年､2012年共发掘汉墓7座，2012年在丰都槽房沟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座(《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在巫山古城遗址发掘汉墓2座，在丰都卡子堡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2座，在涪陵江北墓群发掘东汉墓11座(《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在云阳平扎营墓群发掘东汉至六朝时期墓葬1座，在云阳走马岭墓群发掘两汉明清时期墓葬4座，在云阳县麻柳林崖墓群发掘两汉时期崖墓8座，在云阳张家嘴墓群发掘汉墓4座，在丰都狮子包墓群发掘汉墓2座，在涪陵北岩墓群黄金堡墓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7座(《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在巫山大昌东坝遗址发掘汉墓7座，在万州大丘坪墓群发掘西汉墓葬1座，在万州五丈溪墓地发掘汉墓7座，在忠县瓦窑六队墓群发掘汉墓2座，在丰都汇南墓群火地湾､林口､蛮子包墓地发掘汉墓6座，在丰都上河嘴墓群发掘东汉墓3座，在涪陵转转堡墓群发掘汉墓4座，在开县古城遗址三升墓地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3座(《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在巫山柏树梁子墓群发掘战国汉代墓葬30座，在丰都大湾墓群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3座，在丰都文溪墓群发掘汉墓4座，在丰都鼓鼓田墓群发掘东汉砖室墓3座，在涪陵渠溪口墓群发掘汉墓4座，在涪陵香炉滩遗址发掘汉墓5座(《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江苏淮安市博物馆､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盱眙县东阳墓群清理的2座汉墓(M277､M290)，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釉陶器､铜器共计15件，M277时代为西汉早期，M290时代为西汉中期(《江苏盱眙东阳汉墓群M277､M290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4期)。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栖霞区发掘6座汉墓，公布了2座汉墓资料(《南京市栖霞区徐家村M1和M4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20期)。徐州博物馆在徐州市白云山清理4座西汉墓(《江苏徐州市白云山汉墓的发掘》，《考古》第6期)。淮安市博物馆分别公布了在淮安金湖西安村和金湖塔集闸村的37座(《江苏淮安金湖西安村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2期)和38座(《江苏淮安金湖塔集闸墓地发掘简报》汉墓资料，《考古与文物》第2期)，其中西安村墓地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塔集闸墓地墓葬形制有土坑墓､砖室墓和瓦棺墓，两墓地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釉陶器，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早期。镇江博物馆刊布了在丹阳市十墓山墓清理的27座汉墓资料(《江苏丹阳市十墓山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5期)。

 

2010年5~7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长沟汉墓》(科学出版社)详细公布了房山区长沟镇的64座汉墓资料，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后期，这批墓葬包含了燕地､关中地区等多种文化因素，对认识北京地区汉墓的分期和族属具有重要意义。2015~2016年，《丰台南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公布了丰台南苑槐房､新宫､植物油厂等三处墓地的54座汉墓资料，墓葬时代从东汉中期延续至魏晋时期，为研究该地区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丰台区槐房清理1座汉墓(M18)，墓葬形制为双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多室墓，属于家族合葬墓，时代为东汉晚期(《北京市丰台区槐房汉墓M18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第2期)。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清理131座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出土遗物表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墓主身份大部分为普通平民，该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战国晚期秦文化扩张范围提供了新材料(《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基地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6期；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发现秦文化墓地为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提供重要资料》，《中国文物报》2月22日第8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磴口县沙金套海汉代墓地的19座汉墓资料(《内蒙古磴口县沙金套海汉代墓地201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1期)，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单砖室墓，墓葬方向以南向为主，出土包括陶､铜､玉器，印章等遗物80余件，墓葬年代从西汉中期持续至东汉早期。

 

2008年8月，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营口市博物馆在辽宁省营口市芹菜洼清理汉代砖室墓21座(《辽宁营口市芹菜洼汉代墓地的发现与认识》，《华夏文明》第6期)。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大连市营城子1座西汉晚期的墓葬资料(《辽宁大连营城子汉墓群2003M76的发掘》，《考古》第10期)。1954~1955年，在辽阳鹅房汉代墓地发掘52座汉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长方形单砖室墓､石室墓，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辽阳博物馆等先后两次公布了其中的8座汉墓资料(《辽阳鹅房汉代墓地1954年､1955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辽宁省辽阳市鹅房墓地东汉砖室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201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济宁市文物保护中心在山东济宁郑庄清理了13座汉墓(《济宁郑庄汉墓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2辑)。2018年6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山东平度八里庄清理1座汉代封土墓和附属的陪葬坑，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墓主身份为汉胶东国官吏(《山东平度八里庄汉代彩绘陶俑陪葬坑》，《大众考古》第2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高县博物馆在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委岭里清理7座汉墓，墓葬形制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中包含较多的陶器和青瓷器，发掘表明该墓地是一处东汉家族墓地(《江西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委岭里东汉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2期)。

 

2015~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清理402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墓葬具有明显的“西南夷”风格(《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第2期)。

 

2001~2004年，在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清理9座墓葬，出土陶器72件，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人骨鉴定表明其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为研究汉代青海地区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汉墓2001年至2004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5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刊布了2006年在河北容城县沙河遗址发掘的12座汉墓资料，墓葬形制均为带墓道的砖室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铜器，墓葬时代为东汉早期(《河北容城县沙河遗址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2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公布了黄骅市齐家务镇的1座墓葬资料，时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河北黄骅市发现的两处古墓葬》，《文物春秋》第6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徽定远大孤堆清理了4座汉墓，其中M2为一座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南北两侧设置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玉器，陶器有鼎､盒､壶､钫､杯､盂､双耳罐､灶､勺､盂等，铜器有鐎壶､盆､泡钉，玉器有玉璜､玉饰，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早段(《安徽定远大孤堆汉墓M2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4期)。

 

1997年4月~1999年11月，在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发掘汉代墓葬7座(《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其中石棺墓4座､积石墓3座，出土有陶四鋬耳罐､四鋬耳壶､纺轮､石凿､石镞､铁䦆等器物。

 

一般墓葬的综合研究首推刘瑞的《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以华南地区的墓葬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GIS技术等方法进行类比和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阐释了华南地区秦汉四百余年的文化内涵，揭示出该地区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幅较为鲜活的“历史画卷”，该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汉代墓葬的研究中值得借鉴。

 

刘尊志《汉代墓地陶窑及相关问题》(《文物》第11期)､《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地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中原文物》第3期)､《汉代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沟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第3期)､《汉代墓内祭祀设施浅论》(《中原文化研究》第1期)对汉代墓地陶窑､列侯与中小型墓地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沟､墓内祭祀设施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汉代墓地制度的认识。孙丹玉､潘玲《姜屯墓地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分析》对姜屯墓地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战国燕文化因素和京津冀地区特有汉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这两种文化因素在姜屯墓地的发展演变过程(《江汉考古》第1期)。金海旺《淮河流域西汉墓葬文化研究——以中小型西汉墓的考古发掘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以中小型西汉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淮河流域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淮河流域在西汉晚期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潘玲､马博以辽宁鞍山羊草庄墓地为基础，对两汉辽东郡､东汉玄菟郡境内汉墓中的北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认识两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价值(《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宋蓉《试论汉文化形成的关东模式——以墓葬为中心》(《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以墓葬资料为中心，从地域差异与等级差异两个层面，探讨关东汉文化的形成历程。魏镇《东汉墓地建筑的两种传统及其互动》(《东南文化》第4期)将东汉墓地建筑分为墓侧附属于高等级墓葬的院落式墓地建筑和墓前附属于中小型墓葬的简易单体墓地建筑两大传统，指出两者建筑形式和祭祀思想有不同的来源，前者源于宗庙祭祀传统，后者则源于先秦民间已有的墓地祭祀系统，这两种墓地建筑背后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两者在相互碰撞､借鉴的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刘汉兴《西安张安世家族墓地刍议》(《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对张安世家族墓地内墓葬主人进行辨析，对墓地内的合葬礼俗､墓位排列､陵园建筑规模进行分析；他在《西安南郊秦墓地探析》(《东方博物》第1期)一文中依据西安南郊发掘的317座秦墓，对各墓地墓葬规模和等级进行划分，并推测南郊秦墓各墓地中的墓主身份，认为西安南郊秦墓地人群主要是以当地土著秦人､西迁秦人､受秦人葬俗影响的三晋两周人口为主，各墓地葬者身份以手工业者､中小地主和庶民及商人为主。周立刚对东汉墓内祭奠活动反映的生死观问题进行考察(《模糊生死界线､东汉墓内祭奠活动的考古学观察》，《华夏文明》第8期)。徐卫民《秦汉刑徒墓定名商榷》对西安和洛阳发现的3处秦汉刑徒墓地定名进行探讨，认为此类墓葬应该称为修陵人墓地或者劳役者墓地(《西部考古》第17辑)。张强禄《南海郡尉任嚣墓考辩》对南海郡尉任嚣墓的归葬点和葬制进行辨析研究，对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广州汉墓》M1097)是任嚣墓保留疑问(《西部考古》第17辑)。

 

四　专题研究

 

（一）器物研究

 

器物研究方面以《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内容最为丰富，该书是对马王堆三座汉墓出土漆器的完整集结，分为上､中､下三册，分章节讨论了漆器的类型､铭文､遣册以及文化因素等内容，并运用科技手段分析了漆器的制作工艺､成分检测､原料产地等问题，研究内容详实，充分阐释了西汉早期楚地漆器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该书可视为器物研究的典型范例之一。

 

关于漆器的研究，洪石《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考古与文物》第3期)分析了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和特征，将其发展历程分为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个阶段，对各期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先秦两汉嵌绿松石工艺的源流进行探讨。毛芳《略谈战国秦汉漆器的造型》(《江汉考古》第S1期)认为战国秦汉漆器的造型可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仿青铜器造型､仿自然动物形象造型､传统和想象中的动物合体造型､生活实用造型。夏华清和管理《海昏侯墓出土木笥浅议》(《江汉考古》第S1期)对海昏侯墓出土漆木笥的性质和功用进行探讨，并对漆木笥上的铭文进行考释；余国江《海昏侯墓出土“李具”漆耳杯与饮弈之风》(《中国文物报》4月19日第6版)探讨了汉代饮弈之风。

 

雍际春､孛鹏旭所编的《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是对20世纪80年代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的集中探讨，共收录了30篇文章。除发掘报告和综述外，主要是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层面对天水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和竹简的研究成果，具体包括关于地图作者､绘制年代､版式组合､地图内容､主要地名､地图注记､地图复原､地图绘制技术及科学价值､交通线与林业史料､竹简日书内容､墓主记与志怪故事等方面的专题与综合研究成果。

 

陶瓷器仍然是器物研究的大宗，研究内容包括对器物文化因素的分析､文化内涵的考释等。吴小平《云贵地区汉墓所出岭南风格器物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梳理了云贵地区汉墓出土的岭南风格器物，分析了器物形态，并对此类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背景进行分析。刘尊志《试论汉代墓葬内出土瓦当的位置及功用》(《考古与文物》第5期)一文对汉墓出土瓦当的位置和形式､瓦当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分析。洪梅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瓦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收瓦当的时代从西周持续到清末，该书的编著者结合馆藏文物，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馆藏瓦当按出土时代､地区以及形状和内容进行了重新归类和分析､研究，对于某些瓦当的定名和认识提出了见解。

 

1991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咸阳毕源路清理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2个陶瓶，其中一个保存较好，上面发现有朱书文字，刘卫鹏《陕西咸阳毕塬路东汉墓出土宋氏朱书陶瓶》(《文物》第3期)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对该陶瓶的朱书文字进行释解。罗二虎､吴闽莹《墓砖的年代学研究——以淅川泉眼沟汉墓为例》(《江汉考古》第2期)对淅川泉眼沟汉墓出土的墓砖进行类型学分析，结合墓葬形制､陶器组合与器形､钱币类型等将泉眼沟汉墓墓砖分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四个时期，并对各时期墓砖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王保成《重庆丰都东汉纪年陶盘试解》(《考古与文物》第1期)对丰都汇南17号墓出土的东汉纪年陶盘进行初步解析。刘昕《战国秦汉墓葬出土原始瓷器分期研究》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将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原始瓷器分为四期，建立了战国秦汉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的年代标尺(《南方文物》第1期)。赵艺蓬《关中西汉陶缶考》对关中西汉时期陶缶的形制演变､器用现象进行初步分析(《秦汉研究》第13辑)。方良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东方博物》第1期)结合传世文献对海昏侯墓出土两辆彩绘偶乐车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探讨，认为这两辆偶乐车象征着“王之五路”中用于军事的革路，同时还具有前导车性质。

 

葛彦《出土东汉魏晋时期口衔耳杯器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梳理了东汉魏晋时期口衔耳杯器的考古发现，对口衔耳杯器的类型和功用进行探讨。刘勇和徐超《固原地区出土秦汉时期陶器》对固原地区出土秦汉时期陶器进行论述(《文物天地》第11期)。李杨《宁波博物馆藏汉晋堆塑罐中胡人形象探究》对宁波博物馆藏汉晋堆塑罐中胡人形象进行考察研究(《文物天地》第7期)。

 

以陶楼､陶灶为代表的模型明器亦有较多研究。兰芳《西北有高楼:汉代陶楼的造物艺术寻踪》梳理了汉代陶楼的形制和风格，认为以陶楼为代表的建筑明器处于墓葬空间的象征体系之中，体现了墓葬礼仪中天､地､人､神的沟通方式(文化艺术出版社)。李长周《河南南阳近年出土的汉代陶楼》梳理分析了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陶楼(《华夏文明》第4期)。王天艺《陕西延安出土的汉代陶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一文对延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釉陶灶和彩绘陶灶的地域特征､制作装饰工艺､艺术特色进行初步研究，并对陶灶上装饰双阔纹､仙鹤纹的含义进行探讨，对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的地域性特征具有一定意义。曹龙《泾渭秦墓出土低温陶牛车研究》一文对陕西高陵县泾渭地区24座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早段秦墓出土低温陶牛车进行探索，涉及驭手俑身份判定､低温陶牛和低温陶车轮的分类与牛车组合形式､牛车的功用及随葬意义等方面(《文博》第5期)。武贞《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疗器具概述》对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疗器械进行概述(《华夏文明》第4期)。

 

陶俑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王春燕《五色观与秦俑服装色彩搭配》对秦俑服饰色彩进行探析(《文物世界》第1期)。庄家会､秦波《中国早期墓俑空间形式的演进》对中国早期墓俑空间形式的演进过程进行研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依赖联想建构象征空间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向表达物理空间过渡阶段(秦至西汉中期)､空间形式艺术化阶段(西汉晚期)，指出秦至西汉早期墓俑逐渐从地下深处棺椁空间之附属状态向地表下独立空间演进，西汉晚期陶俑脱离早期单体的正面描绘，转向更加多维的场面组合(《文博》第4期)。

 

秦汉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最后高峰，朱津对秦汉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秦汉时期铜器的职能由先秦时期的礼仪性､政治性向经济职能转变，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礼制的形成､文化思想的演变是引起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秦汉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常乐《汉代乐器架座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第5期)一文对汉代乐器架座类型､使用者身份､所反映的汉代思想文化观念进行探讨。指出汉代乐器架座的使用者主要为诸侯王，非诸侯王而身份在列侯及与列侯相当的级别之上者亦有使用，乐器架座的使用与汉代由雅趋俗的尚乐观念转变以及辟邪､升仙思想的盛行等密切相关。苏奎《汉代卧羊铜灯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对汉代卧羊铜灯进行类型学研究，并对卧羊铜灯的装饰工艺､使用方法､文化内涵及后世对该器物的著录情况进行分析。刘铮对1956年安徽师范学院历史文物陈列室在芜湖市征集收藏的一组汉代铜器进行概述(《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器》，《文物》第8期)。夏素颖《河北出土汉代熏炉研究》(《文物春秋》第4期)对河北地区汉代熏炉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对熏炉进行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断代研究，将河北地区汉代熏炉的发展演变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四个阶段，并对河北汉代熏炉的地域特征进行分析。张合荣对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戈进行类型学分析，进一步考察了其与周邻地区铜戈的关系(《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戈的初步观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

 

铜镜和铜钱的研究也有较多涉及。武汉博物馆编的《古镜涵容:武汉博物馆藏铜镜》收录有代表性的铜镜270余面，按我国古代铜镜发展的时代特征，分为中国早期铜镜､春秋战国铜镜､两汉铜镜､三国两晋铜镜､隋唐五代铜镜､两宋辽金铜镜､元明清铜镜等几个部分，介绍了各时代铜镜的大致发展脉络，对一些铜镜的纹饰铭文和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和介绍。王刚《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见孔门弟子问题初探》对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反映的孔门弟子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苗霞《辉县路固汉墓出土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简论》对辉县路固汉墓出土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的纹饰､年代进行分析研究(《南方文物》第1期)。李迎春､程帆娟《汉代“四夷服”镜铭研究》(《四川文物》第6期)指出“四夷服”镜出现和兴盛的原因与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东汉儒学有密切关系。康茜《略论荆楚出土楚镜与秦镜》对荆州出土的楚镜和秦镜的特点及成因进行论述(《荆楚文物》第4辑)。

 

黄娟《汉代铜镜钱纹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分析了汉代铜镜上五铢钱纹和大泉五十钱纹的类型､组合纹饰和位置，并对铜镜上钱纹的文化内涵和钱纹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生死观提供了新线索。闫璘和王俐茹《西海郡故城新莽钱范与流通货币考论》(《中国钱币》第4期)､王泰初《西汉小五铢属性考辨》(《中国钱币》第4期)､叶世昌《从王莽到东汉再说“货币”一词》(《中国钱币》第5期)等也考查了钱币相关问题。

 

关于玉器的研究，较为集中的成果为《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它收录了会议论文中的35篇，内容涉及汉代玉文化综合研究､汉玉与汉代丧葬习俗研究､汉玉区域性研究､出土汉玉研究､汉玉玉料来源､汉玉工艺技术等诸多方面内容。

 

刘尊志《西汉墓葬出土壁的功能和作用》对西汉墓葬出土壁的功用和性质进行分析论述(《华夏文明》第2期)；周健《米脂卧虎湾M103出土玉覆面､玉鞋研究》对陕西米脂卧虎湾西汉早期墓葬M103出土的玉覆面､玉鞋进行研究(《考古与文物》第3期)；殷志强在《秦代玉器的鉴定》(《文物天地》第3期)中分析了秦代玉器数量稀少的原因，论述了秦代玉器的风貌特征；李竞恒《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进行初步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第3期)；谢春明､陈程《简析战国秦汉玉器中的柿蒂纹》对战国秦汉玉器中柿蒂纹进行简要论述(《荆楚文物》第4辑)。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王娜和宋少辉《马家冢子汉墓出土“宜子孙”玉璧》(《中国文物报》8月6日第6版)､胡田甜《南越王墓出土凤鸟纹玉器与巫文化》(《文物天地》第1期)､李妍《浅析广州地区南越国墓葬出土的卮》(《文物天地》第1期)､岳凯《徐州汉墓出土凤鸟纹玉器赏析》(《文物天地》第5期)。

 

铁器在秦汉时期已普遍使用，并广泛出现于墓葬中。郭妍利《汉代两京地区兵器随葬制度初论》(《考古与文物》第5期)初步探讨了汉代两京地区的兵器随葬制度，分析指出两京地区随葬兵器的汉墓具有等级差异明显､随葬兵器明器化突出､性别指向分明的特点。林永昌《汉代岭南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以墓葬随葬铁器的空间分析为视角》(《南方文物》第3期)梳理了岭南地区出土铁器的汉墓资料，并对出土的铁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岭南地区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进行考察，对认识汉代铁器的普及程度及汉代岭南与中原､岭北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金银器也有相关的研究，许宁宁《汉代马蹄金与麟趾金考辨——兼论圆形金饼并非麟趾金》(《北方文物》第2期)将马蹄金与麟趾金分为A､B两型，认为两类马蹄金与麟趾金均是西汉武帝“太始诏书”变更黄金为“麟趾褭蹄”的产物，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用，A型马蹄金与麟趾金具有流通货币属性和贮藏属性，B型马蹄金与麟趾金发现于墓葬之中，主要被用作皇家赏赐之物。张永娟《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羊纹金饰件考略》对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进行考述(《华夏文明》第12期)。

有的器类涉及多种材质，麻赛萍《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考》对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汉代灯具燃料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类，固态燃料可用硬质灯芯制成烛，液态燃料则常用于不带烛钎的灯具，通过软质灯芯点燃､照明(《考古与文物》第1期)。庞政《战国秦汉时期的马纛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第6期)梳理了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出土的马纛，并对马纛的性质､功用､使用等级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周娟妮《汉晋时期祥瑞物品的考古发现与趋避风俗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第1期)梳理了汉晋时期祥瑞物品的类别与特征，对其体现的趋避风俗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汉晋趋避风俗源流演变，认为汉晋时期趋避风俗的形成，既是西汉董仲舒提倡并成为整个西汉王朝主导意识形态的“天人感应”学说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原始巫术的孑遗。周杨《考古所见汉至宋蟾蜍形器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对汉至宋代考古所见蟾蜍形器物类型和器物组合､时空分布进行分析，并对蟾蜍形器物反映的生死观念､文化内涵进行探讨。

 

墓葬建筑也是秦汉考古重要的课题之一。周学鹰《楚国墓葬建筑考——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徐州地区两汉墓葬的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其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过程加以分析，并对“因山为陵”的葬制渊源､“明器式”建筑与“建筑式”明器､汉代建筑明器随葬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马晓亮《四川盆地崖墓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着眼于四川盆地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崖墓建筑特征，通过观察崖墓空间的三维特征，探讨了四川盆地崖墓的演变模式及地域差异，分析了崖墓与其他墓葬形态的关系，并同汉代民居进行了比较研究。陈轩《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的初步研究》对东汉墓葬建筑中的束竹柱与瓦棱柱进行初步研究(《考古》第5期)。刘灏《汉代住宅建筑艺术浅谈》通过汉代建筑明器､画像砖､画像石等建筑图像对汉代住宅建筑艺术进行初步考察(《文物世界》第5期)。

 

此外，各地的博物馆对一些精品展览出版介绍，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平天下:秦的统一》(西北大学出版社)､深圳博物馆《巴蜀汉风:川渝地区汉代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

 

（二）封泥､印章及陶文

 

李超《秦封泥与封检制度》结合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对秦封泥封检制度进行考察(《考古与文物》第4期)。王子今《说秦“厎柱丞印”封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对厎柱丞及其职责进行考察，认为厎柱丞可能为厎柱县丞，其主要负责厎柱附近航道的运输管理和修治。汤超《秦铁官体系与冶铁业新识》通过秦封泥､简牍､木牍等出土文献资料对秦铁官体系及冶铁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江汉考古》第2期)。王伟和董志军《新见秦地名封泥考释(十则)》(《江汉考古》第2期)对秦封泥中新出现的安陵､安陆､濒阳､孱陵､成固､池阳､杜阳､杜南､高陵､郃阳等十个地名进行考释，对究明秦置县数量和地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刘伟成《山东出土封泥述略》对山东封泥出土和研究著录情况进行简述(《北京文博文丛》第2期)。张伟然､蔡允贤《官印与地名——“慎阳”及相关地名变迁的传说与史实》依据《新出汝南郡封泥集》收录的与“慎阳”相关的18枚封泥，结合传世文献对慎阳地名变迁进行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谢文奕《汉代“屏泥”考》(《秦汉研究》第13辑)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出土实物，认为“屏泥”是位于车轼前车笭后的织物，除了遮挡尘土外还具有彰显身份等级的功用。

 

李鹏辉《谈西汉的“东织染官”印》(《考古与文物》第2期)对汉景帝阳陵东侧外藏坑出土的“东织寝官”印的释文重新考释，指出其应为“东织染官”，认为“东织染官”是“东织”机构中掌染丝帛的官吏。石继承《汉印双名释读四则》(《考古与文物》第6期)结合秦汉篆隶文字资料，对四件汉官印中过去被误释的“牵女”“终根”“臘时”“翁伯”四个双名进行重新释读。吴方浪《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对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进行考释，认为“海”为“海昏”的省称，可能为刘贺在海昏侯国用于行政文书管理的私印(《文博》第1期)。史明立《西汉南越王墓“文帝行玺”》探讨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文物天地》第1期)。杜晓《汉代官用私印小议——以职官姓名印和“名印”私印为中心》从职官姓名印和“名印”私印两个方面对汉代官用私印现象进行讨论(《出土文献》第14辑)。李鹏辉《新见汉印零释(六则)》对六枚汉印的释文进行辨析(《出土文献》第14辑)。

 

后晓荣《秦市亭陶文性质的新认识》(《考古学报》第3期)，梳理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上海､广东等地考古发掘和传世的秦市亭陶文资料，对市亭陶文的时代､特点和性质进行探讨，为研究秦代历史地理､手工业生产､商品经营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对研究秦市亭制度，探索秦文化传播区域､范围､方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朱惠龙《秦戳印陶文的分类与功用探究》对秦戳印陶文进行分类研究，并对其功能进行探究(《中国书法》第4期)。王子今《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对“小儿受赐”之文意进行解读。

 

（三）石刻､铭文

 

赵超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中华书局)在原书(1997年版)的基础上增加内容逾倍，全书概观性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石刻的类型及其演变､古代石刻的存留及发现情况､历代石刻的研究情况以及石刻铭文的常见体例，总结归纳了石刻铭文应当如何释读､石刻及其拓本如何辨伪鉴定等问题。

 

杨爱国《山东汉代石刻中的外来因素分析》(《中原文物》第1期)分析了山东汉代石刻的外来文化因素，外来因素最明显表现在画像石和圆雕上的胡人形象､石狮子､建筑上的石构件､与佛教相关的画像､外来乐舞等方面。柳向春所著《曲终雅声:<熹平石经>及其拓片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介绍了《熹平石经》的基本知识，梳理了《熹平石经》的研究史，辨析了徐森玉､马衡､罗振玉等学者关于石经的研究情况，展示并阐释了《熹平石经》的各种拓片。王子今《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考议》对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进行考察，对认识汉代盗墓与反盗墓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文博》第1期)。2010年，在西安市阎良区石川河道内发现带铭文的石刻，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第1期)对石刻铭文进行释读，并对石刻用途､石料来源､运输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董珊《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文物》第10期)依据阎良发现秦铭刻石编号对秦汉时期石刻编号方式进行考察，并对该石刻部分刻铭内容进行考释，认为该刻石的时代为秦代。赵延梅《榆林东汉“人民颠到相食”与“乐陵相任君”刻石拼合研究》对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收藏的“乐陵相任君”与“人民颠到相食”两块东汉铭文刻石进行了拼合和铭文释读，对铭文包含的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文博》第5期)。薛浩《两汉碑刻署名考略》对汉碑署名的体例格式､署名者身份､署名存疑､署名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中国书法》第24期)。霍巍《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以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的“石门关”题刻为视角》利用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的“石门关”题刻，对四川汉代移民问题进行探讨(《中华文化论坛》第3期)。孙涛和张再兴《汉碑文字校读八则》对《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八则汉碑文字进行校读(《出土文献》第14辑)。伊强《<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释文补证》从文字训诂角度对《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释文中的三处词句进行补正释读(《出土文献》第14辑)。张鸿亮《洛阳东汉墓出土韩君残碑浅析——兼谈汉代墓碑流行的时间与路线》(《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结合传世文献对韩君残碑的文字进行考释，认为碑主为东汉司空韩棱第五代孙韩基，立碑年代约在灵帝末年，指出汉代墓碑源于西汉晚期的齐鲁地区，东汉安帝时期在洛阳地区发展成熟并逐渐流行。

 

苏银梅《西汉海昏侯墓“籍田”与彭阳“朝那”铭文铜鼎对比研究》从铜鼎造型､金文书体､铭文表述内容､用途等几个方面将西汉海昏侯墓“籍田”与彭阳“朝那”铭文铜鼎进行了对比研究(《秦汉研究》第13辑)。邹芙都和马超《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对咸阳市石桥乡出土的大利铜鼎铭文“”字进行考释，并对汉代的重量单位“圭”进行探讨(《文物》第2期)。杜益华《徐州博物馆藏汉代器物铭文考释》对徐州博物馆藏汉代器物铭文进行考释(《文物天地》第5期)。徐海荣《延平元年刻铭铜弩机考》对延平元年刻铭铜弩机进行考证(《文物天地》第11期)。

 

（四）简牍帛书

 

秦汉简牍资料的刊布､释读有了新进展。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著的《悬泉汉简(一)》(中西书局)出版，公布了在悬泉置遗址发掘的部分汉简资料，收录简牍2175枚，并附图和释文；代国玺《试论西北汉简所见大小石的几个问题》(《考古》第3期)指出大小石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计量单位，而非地方性计量习惯，认为大小石在秦代已经出现，汉代继承大小石制度。

 

张德芳和石明秀主编的《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公布的汉简资料包括1990年在敦煌小方盘城遗址发掘的381枚汉简､1990年在悬泉置遗址采集的50枚汉简､悬泉置遗址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89枚汉简､敦煌地区其他地点出土的79枚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中西书局)刊布了在长沙五一广场井窑遗址出土400枚简牍的资料，《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肆)》刊布的简牍资料多达500枚。

 

何有祖《荆州高台M46西汉木牍解读》对荆州高台M46西汉墓出土的9枚木牍进行解读(《江汉考古》第2期)。石洋《荆州高台M46出土钱木牍考释》对荆州高台M46出土钱木牍进行考释(《江汉考古》第2期)。杨耀文《<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商补六则》对《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公布简牍中的六处释文进行考释，对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江汉考古》第4期)。李天虹､蔡丹､凡国栋《<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未编联残片”的整理与复原》对随州孔家坡简牍报告中的《日书》含48枚未能编联的残片进行整理与复原(《江汉考古》第5期)，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孔家坡汉简的基础资料。张丽萍和张显成在《释西北屯戍汉简中“提绩”“提行胜”》(《敦煌研究》第4期)结合传世文献对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记载的“提绩”“提行胜”进行释读，认为“提绩”指武士所戴的橘红色头巾，“提行胜”则为出行时随身携带的橘红色袋子。姚磊《地湾汉简缀合与释文补正》对地湾汉简的部分内容进行缀合和考释(《敦煌研究》第6期)。袁金平和卢海霞《敦煌马圈湾汉简“埻道”释义辨正》对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的“埻道”释义进行研究(《敦煌研究》第6期)。这些简牍材料的刊布和释读为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郑威《秦洞庭郡属县小议》(《江汉考古》第5期)结合里耶秦简新公布的简文资料对秦洞庭郡部分属县的名称､地望､置县时间进行考证，指出孱陵可能不是洞庭郡属县，认为安阳应在今桃源县西南的沅水北岸，西接沅陵，东临上衍，明确了镡成县置县时间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七月之前。何有祖《<里耶秦简(壹)>释地(四则)》对《里耶秦简(壹)》一书中几支简所含的地名临晋､女阴､门浅､秭归进行考释(《考古与文物》第2期)。马孟龙以《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第3期)为题，结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及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对西汉广汉郡､犍为郡的设置时间进行考证，认为广汉郡与犍为郡设置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在《西汉北地郡灵州､方渠除道地望考证——以张家山汉简<秩律>为中心》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记载的地理信息对西汉北地郡灵州､方渠除道地望进行考证，认为甘肃省环县曲子镇汉代古城址即西汉北地郡灵州，环县环城镇为方渠除道所在(《敦煌研究》第5期)。魏振龙《新莽时期居延的更名及隶属关系考辨——以居延都尉为中心》依据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记载对新莽时期居延都尉更名过程情况进行梳理，对居延都尉隶属关系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出土文献》第15辑)，对认识新莽时期地名变更､行政区划调整具有重要价值。

 

田天《西汉遣策“偶人简”研究》对西汉遣册“偶人简”进行研究，对战国西汉时期墓葬随葬偶人的习俗进行探讨(《文物》第6期)。冯西西《对东汉“死人地券”的再探讨》对东汉“死人地券”进行探讨(《简帛》第19辑)。蔡丹和谭竞男《睡虎地汉简中的<算术>简册》(《文物》第12期)简要概述了睡虎地77号汉墓简牍中的《算术》简册，二人在《睡虎地汉简<算术>“田”类算题》(《文物》第12期)一文中对该简册中“田”类算题进行研究。陈伟､熊北生《睡虎地汉简中的券与相关文书》则对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券类文书进行相关研究(《文物》第12期)。

 

以往学界认为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封缄方式有“检”和“检柙”两种，黄浩波《蒲封: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式》考证蒲封也是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式，但对蒲封具体形制未能详考(《考古》第10期)。吴方基《里耶秦简“检”与“署”》(《考古学集刊》第22集)对里耶秦简的“检”与“署”进行辨析，指出“检”与“署”具有不同作用，“检”在过去被称为“封检”，只作封禁之用，而“署”在过去则被误称为“检”，是一种题写收件人等文字的简，用于说明文书传递目的地信息，至汉代时期“检”“署”合而为一，对认识秦代文书封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五）汉画像类研究

 

汉画像研究主要包括画像材料刊布､图像研究､艺术研究､综合研究等几个方面。

 

得益于三峡库区考古工作的开展，重庆地区刊布汉画像类材料数量较多，发现的石棺墓主要集中于东汉时期。重庆市壁山区的蛮洞坡清理了1座东汉晚期画像石棺墓，在黄殿桥发掘2座画像石棺墓，在棺山坡崖墓群发掘3座画像石棺墓，在罗家坡墓发掘1座画像石棺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在小河坝发掘3座东汉画像石棺墓，在插旗山清理1座崖墓，墓室四壁錾刻大量画像(《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在重庆江津区烟墩岗发掘1座东汉画像石棺墓，在永川区石坝屋基伏岩寺墓群发掘东汉画像石棺墓2座，在涪陵区古坟堡发掘一座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画像石墓(《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刊布的汉画像材料较为丰富。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博兴县博物馆联合公布了25块博兴县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石资料(《博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海岱考古》第12辑)。山东平阴县博物馆公布了该馆近年征集的汉画像石资料(《平阳阴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海岱考古》第12辑)。山东枣庄市博物馆公布了馆藏的两块胡汉战争画像石资料(《枣庄市博物馆藏两块胡汉战争画像石》，《海岱考古》第12辑)。胡广跃刊布了山东济宁嘉祥旷山发现的一座汉画像石墓的资料，进一步研究了该墓葬年代､画像石内容､艺术特色､墓主及身份，李慧公布了山东滕州清末至今的发现的8块汉画像石的资料(《山东济宁嘉祥旷山汉画像石墓及相关问题》，《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文化艺术出版社)。周水利､朱青生所编的《汉画总录·萧县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收录萧县出土汉代画像石290块，是萧县汉画资源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泸州市博物馆编著的《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文物出版社)全面而详尽地发表了截至2007年泸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棺资料，并对部分图像进行了解读。文中的解释主要以同类图像的榜题为依据，再参考文献，以了解图像的内容､背景和来由。

 

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汉画像材料公布。鄂尔多斯博物馆联合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公布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巴日松古敖包发掘的2座汉代壁画墓资料(《内蒙古鄂尔多斯巴日松古敖包汉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第3期)，M1现存壁画20余幅，M2现存壁画10余幅，壁画内容包括骑马游猎､轺车出行､乐舞宴饮､放牧牛耕､飞龙､金乌､蟾蜍､星象图等，为研究鄂尔多斯地区汉代丧葬习俗､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赵延梅公布了在陕西省榆林市发现的一组汉画像石资料，孙伟公布了在安徽萧县龙城镇龙山子村清理的一座汉画像石棺墓的资料(《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汉画像研究方面，郑岩主编的《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收录了巫鸿多篇汉画图像研究的文章，内容涉及汉代的祥瑞图､鸟图像､“白猿传”画像和西王母图像等，另外还有几篇对秦权､古代玉器､早期佛教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杨泓《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兼谈两汉“莫府”图像和模型》(《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认为《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的“幕府”为前线将领的办公场所，通过考证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复原了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全貌，山东临淄山王村西汉墓从葬坑发现的陶质建筑模型为西汉时期的莫府模型；高崇文《非衣乎?铭旌乎?——论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名称､功用与寓意》(《中原文化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是丧葬礼仪中的铭旌，用来标示墓主神灵，其寓意并非“引魂升天”而是希冀死者在冥界之中能够受到神灵庇护而安逸生活；朱存明等人所著《民俗之雅:汉画像中的民俗研究》一书对两汉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诸神崇拜､生产生活､交往娱乐､衣食住行､饮酒文化等做了研究和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煜《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第6期)对汉代题刻天门图像和无题刻天门图像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所反映的汉代升仙､升天观念进行探讨，在《也论汉墓中的“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四川文物》第4期)一文中，他对汉画像题材和汉墓题刻中有关“天仓”画像进行研究，对其所反映的升天观念进行探讨。潘攀《汉代神兽图像研究》(文物出版社)对汉代八十余种神兽母题进行分类研究，揭示出神兽图像的主要形态，在此基础上对神兽母题组成的典型图像场景进行分析，归纳出天文､神仙信仰､辟邪､谶纬祥瑞等四大神兽图像系统，并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神兽图像从史前至汉代的发展脉络。

 

陈秀慧《汉画像石僧人骑象图辩误》(《文物春秋》第2期)对学界以往认为出自鲁南苏北地区的6件汉画像石中的人物骑象图为“僧人骑象图”或“大象僧侣图”进行重新考辨，认为画像中人物为越人或胡人形象，此类图像与佛教无关，整体画面主要表现仙境､狩猎及武库场景。殷红《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探析》(《四川文物》第5期)梳理了四川汉墓发现的门扉画像石资料，对门扉画像石的图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形制､构图､雕刻技法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对汉墓门扉画像石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岳敏静《陕北神木大保当M11画像石赏鉴》(《文物春秋》第10期)对神木大保当M11画像石图像内涵进行分析。韩炜炜和张玉峰《南阳英庄出土<嫦娥奔月图>考》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对南阳英庄出土《嫦娥奔月图》进行考释研究(《华夏文明》第14期)。李美燕《东汉画像镜中的“琴”型乐器初探》对东汉画像镜中的“琴”型乐器进行初步研究(《艺术探索》第1期)。夏培朝和张雅雅《浅析河南地区汉代壁画墓的题材演变》对河南地区汉代壁画墓的题材演变进行初步探讨(《华夏文明》第2期)。闫爱民､赵璐《“踞厕”视卫青与汉代贵族的“登溷”习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资料对汉代贵族的如厕习惯和方式进行探讨。

 

魏崴《汉代四川农商发展探析——以市肆､农事画像砖为例》通过市肆､农事画像砖对汉代四川农商发展状况进行探讨(《农业考古》第1期)。陈文利《河南许昌､南阳汉画像砖比较研究》对河南许昌､南阳汉画像砖进行比较研究(《华夏文明》第12期)。吕智荣､邵安定《陕西定边县郝滩壁画墓星宿考》对陕西定边县郝滩东汉壁画墓的星宿图像进行考察(《西部考古》第18辑)。

 

汉画像艺术研究方面，王传明《也谈汉代“半启门”图》(《考古学集刊》第22集)梳理了川渝､山东､江苏地区发现的37处汉代“半启门”图，对图像的起源､流布和地域特征进行归纳论述，认为苏鲁和川渝地区的启门人有男性门吏和玉女之别，前者是墓主人生前或地下世界的侍从，侧重对墓主人生前或地下世界的描绘，后者则是西王母世界的接引人，直接表现或隐喻墓主人进入西王母的神仙世界。张婉悦《长生成仙思想在汉画像艺术中的表现》(《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一文对长生成仙思想在汉画像艺术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李根枝和张芳《荥阳汉代画像砖浅析》对荥阳地区画像砖的形制､题材内容及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华夏文明》第16期)。潘新《汉画像“泗水升鼎”的画面构成及其巫术意义》对汉画像“泗水升鼎”的画面构成及其巫术意义进行分析(《华夏文明》第8期)。

 

杨爱国《凹面线刻画像石探析》(《海岱考古》第12辑)对凹面线刻画像石雕刻技法的类别进行分析，探讨了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年代与区域，对凹面线刻画像石的特点进行考察。

 

《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辑录30余篇汉画像研究论文，涉及画像发现､图像研究､艺术研究､综合研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了画像研究的新视野。

 

（六）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手段对器物进行检测，探究其成分与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出土环境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实验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修复研究。

 

邵安定《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对彩绘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合金工艺､矿料来源､装饰工艺以及体内泥芯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中西方古代青铜器工艺的视野下，对彩绘青铜水禽在铸造工艺､合金工艺以及装饰工艺等方面的特征进行讨论，为了解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的物质文化､青铜冶铸工艺以及探索战国晚期秦国(秦代)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证据。

 

杨欢《秦始皇帝陵出土青铜马车铸造工艺新探》(《文物》第4期)认为秦始皇帝陵青铜马车的铸造可能使用了失蜡法工艺。刘亚雄等《陕西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对临潼新丰秦墓出土的24件战国晚期及西汉初期的铁器进行成份检测分析，认为以该墓地为代表的关中东部地区在战国晚期已围绕生铁冶炼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铁器生产制作体系，这对认识秦汉时期冶铁炼钢技术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考古》第7期)。姚智辉《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的再认识》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进行再探讨(《华夏考古》第5期)。李文欢等《海昏侯墓出土封泥及木质封匣的脱水加固处理》使用乙醇—乙醚法对海昏侯墓出土封泥及木质封匣进行脱水，并用丙烯酸树脂非水分散体加固剂对封泥进行加固处理(《江汉考古》第S1期)。吕良波《广州小谷围汉墓出土青铜器腐蚀分析研究》对广州小谷围汉墓出土青铜器进行腐蚀分析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第1期)。渭河古桥遗址和涝渭河古桥遗址发现三件汉代大型铸铁件，石晶晶等《西安古桥遗址出土汉代大型铸铁件的分析研究》对其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和夹杂物成分分析，认为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铸铁件材质为灰口铁，采用地坑立式倒浇法一次性浇铸而成，涝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铸铁件材质为过共晶白口铁，制作方法可能为泥范法(《文博》第6期)。谭盼盼等《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龙纹金带扣的科学分析与研究》对大连营城子汉墓2003M76出土的龙纹金带扣的制作工艺､成分构成进行检测分析，认为龙纹金带扣最有可能在汉地本土制作，可能为汉地某一部门控制､专门制作而成(《考古》第12期)。吴双成《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夹纻胎漆器金银装饰工艺浅析》对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出土几件夹纻胎漆器的金银装饰工艺进行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6期)。王子尧等《扬州“妾莫书”墓出土漆耳杯制造工艺研究及扬州汉代漆器“工官”的思考》对扬州“妾莫书”墓出土漆耳杯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江汉考古》S1期)。

 

张尚欣等《秦陵出土百戏陶俑片的岩相薄片分析》利用岩相薄片分析法对秦始皇帝陵K9901坑出土的一件百戏俑陶片进行分析研究(《文博》第2期)。兰德省《秦俑一号坑出土陶俑修复粘接剂的筛选与应用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5期)通过对常用胶黏剂实验室老化比较测试，结合秦俑陶胎的理化性能和粘接剂的理化性能对比分析，筛选出六种适合于秦俑修复的粘接剂。梁嘉放和丁岩《陕西咸阳出土东汉陶器表面彩绘成分研究》对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费家村南两座东汉墓葬M17和M19出土的15件陶器表面彩绘进行成分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2期)。

 

李辛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纤维类铺垫物的鉴别初探》从形态学比较､化学组成和元素分析三个方面对凤栖原西汉家族墓纤维类铺垫物进行鉴别研究(《海岱考古》第12辑)；张晓宁等《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缯绣的染料研究》对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缯绣所使用的染料进行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3期)，分析鉴定表明尹湾汉墓出土缯绣燃料为苏木，对研究西汉时期纺织品染色具有重要价值；张尚欣等《秦陵陪葬坑出土百戏俑彩绘颜料的初步研究》对秦陵陪葬坑K9901出土的一件百戏俑身上的黄､黑､白三色颜料进行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3期)，研究表明百戏俑身上的黑色颜料与兵马俑身上的黑色颜料不同，而在白色与黄色使用上百戏俑与兵马俑具有一定联系；周逸航等《海昏侯墓部分木质文物材种鉴定及用材分析》对海昏侯墓部分木质文物的材种进行鉴定，表明海昏侯墓椁木为樟科桢楠属桢楠，椁室木门为柏树，结合文献推测汉代椁室常用木材为楠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5期)。

 

董俊卿等《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科学分析》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进行原位无损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指出合浦汉墓初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是由南亚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而来；刘松等《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通过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探讨了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揭示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

 

关于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涉及青铜器､漆器､铁器､陶器､木器､丝织品､简牍等各种材质器物的保护和修复。马宇《秦始皇帝陵K0007号陪葬坑23号青铜鹤保护修复》对秦始皇帝陵K0007号陪葬坑出土的23号青铜鹤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1期)。张艳红和刘根亮《两件东汉墓出土鎏金铜扣的保护修复》对东汉鲜于璜出土的鎏金铜龙首柄和鎏金铜盖沿进行保护修复处理(《文物世界》第6期)。王歌等《汉代青铜匜金属文物的科学分析与保护修复》利用超景深显微镜､手持便携式荧光､探伤仪X射线拍摄等技术对北京联合大学文博馆藏的一件汉代青铜匜进行病害分析，并对该器物进行修复(《遗产与保护研究》第3期)。王浩天和张红燕《山东省济南市洛庄汉墓出土的两件错金银铁质马具保护修复研究》对山东省济南市洛庄汉墓出土的两件错金银铁质马具进行病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修复(《南方文物》第2期)。

 

漆器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文章有淡猛和李宁《汉代彩绘漆奁盒的保护与修复》对石岭1号､2号汉墓出土的汉代彩绘漆奁盒的保护与修复过程进行叙述(《江汉考古》S1期)；杜可竹等《河南平顶山出土彩绘龙凤纹漆耳杯的彩绘纹饰修复》在对河南平顶山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耳杯的彩绘纹饰修复过程进行论述(《江汉考古》S1期)；万龙和胡珂《一件黑色素面漆耳杯的修复》对荆州沙岳印黑色素面漆耳杯进行修复研究(《江汉考古》第S1期)；唐小红等《宁夏姚河塬遗址出土漆耳杯的现场提取及保护技术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第1期)介绍了对宁夏姚河源遗址出土漆耳杯的现场提取､保护及之后对该漆耳杯进行回软､加固的技术和方法；蒋成光等《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木漆器保护修复》对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的102件木漆器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江汉考古》第1期)。

 

竹简保护方面，管理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论述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江汉考古》S1期)；毛志平和金平《长沙走马楼西汉饱水简牍的保护处理》叙述了长沙走马楼西汉饱水简牍的保护处理工作(《江汉考古》S1期)。

 

丝织品方面，王菊和楼淑琦《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印花绢袋”的修复研究》对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印花绢袋”进行修复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1期)，石钊钊在《汉晋时期几何纹锦保护研究》(《南方文物》第2期)一文中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几何纹锦保护研究进行论述。

 

（七）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2016年10月28~30日，“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合浦县举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是此次会议的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的文章中涉及广西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文章十数篇。合浦海丝研究系列之《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汉墓》(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探讨汉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兴衰过程､海上丝绸之路线路､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叶吉旺､李青会､刘琦编《珠光疏影:合浦出土汉代珠饰》(广西美术出版社)收录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珠饰文物的精华，大多和海上丝路有密切的关系。

 

《丝路泉踪:“一带一路”货币》(科学出版社)展示了汉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所出土的各国货币，体现了古代商贸的繁荣面貌。王子初《丝绸之路与中原“音乐”的西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结合文献论述秦汉时期中原“音乐”向西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指出中原“音乐”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是汉文化对外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刘尊志《“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历史教学(上半月刊)》第11期)，认为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后许多地区的物品､技术､娱乐､宗教信仰等逐渐传入汉王朝境内，并对两汉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有了诸多变化。

 

滕铭予翻译的《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日本学者高仓洋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从东亚地区的宏观视野研究了日本弥生时代稻作技术体系的建立､定居生活的发生､社会的阶层化､区域性中心的出现､日本列岛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和关系，以及日本早期国家的出现等问题。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