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一讲——话说牡宜遗址出土的金带扣

2019-06-26  RK588

2011年广南牡宜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金带扣。该带扣发现于4号墓腰坑中部偏南。

牡宜遗址4号墓

整个器物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整器以裁剪成型的金片制成,金片厚度不足1毫米。平面前圆后方,呈马蹄状,重51克、长11.6厘米、宽5.5~7.1厘米。前端有条弧形穿孔用以系带,本有活动扣舌,但出土时已经残失。器物边缘有若干小孔用以固定在带上。表面以锤揲工艺成型的高浮雕状单龙纹为主体纹饰,龙纹左侧饰一以同样工艺成型的虎纹,并运用錾刻工艺装饰细部的短线纹、圆点纹等。扣面本镶嵌有10颗宝石,发现时仅残留1颗绿松石珠。此扣形制与云南青铜文化常见的背后装配钩状系的扣饰大相径庭,显然不是本地文化孕育的器物。

牡宜遗址出土金带扣

此类金带扣在云南共发现两件,另外一件于昆明羊甫头墓地采集。

羊甫头墓地出土金带扣

即便放眼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并不多,有资料可查者共四件,分别出土于新疆焉耆黑圪垯遗址、辽宁大连城子营汉墓76号墓、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汉墓和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另外邻邦朝鲜的平壤石岩里9号墓也曾出土过一件。昆明羊甫头墓地以及其他五个遗存的年代通过考古材料证实为汉晋时期。其中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汉墓出土有“元和二年”铭文铜舟。“元和”为东汉前期章帝刘炟的年号。朝鲜平壤石岩里9号墓出有“居摄三年”铭文漆盘。“居摄”为西汉末年王莽摄政时期皇太子刘婴的年号。湖南墓则根据“宣成公章”和“镇南将军章”的印章明确判定为西晋刘弘的墓葬。牡宜遗址出土金带扣的4号墓的年代也大体属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由此可见此类金带扣在西汉晚期就应该出现并延续至晋。

其他地区出土金带扣

关于此类金带扣多有学者论述。他们普遍认为这类带扣为文献中记载的“犀毗”,或称“鲜卑”、“师比”,是一种起源于北方草原文化的腰带括结和装饰器物,后被汉文化吸收发展,形成了汉文化风格的装饰主题,并以玉、金、银等材质制作,广泛流行于汉人上层社会中。此类金带扣大多出土于墓葬,而墓主大多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石岩里 9 号墓除了发现金带扣之外,还发现有龟钮玉印等诸多贵重器物。按汉代礼制,龟钮印是列侯才能享用的印制,而其玉的材质更彰显出墓主崇高的地位。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汉墓被发掘者判定为东汉阜陵质王刘延的墓葬。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的墓主刘弘贵为“宣成公”。由此可见此类金带扣的主人绝非普通的富贵之人,而应该是中央赐封、勋爵加身的显赫人物,甚至诸侯王。关于中央王朝对这类人物赐予金带扣也是有史料记载的。《汉书·匈奴传》中记载:“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这样看来,牡宜遗址4号墓的主人定非寻常之人。那4号墓的墓主究竟是何方显贵呢?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认识到牡宜遗址是一处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或延续至魏晋的大型遗址。遗址规模宏大,范围内不仅发现有诸多高规格的墓葬,还发现有大型的居住遗址以及手工业遗址。种种迹象表明,牡宜遗址的创造者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社会组织严密、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的大型群体。考古材料反映出本地文化和汉文化并存甚至融合的特点。汉文化的融入和发展当是汉武帝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经略开发的结果。其中的本地文化应为句町部族的创造。4号墓便是位于句町贵族墓葬区的一座大型墓葬,出土了包括金带扣、铜鼓、羊角钮铜编钟在内的大量精美器物。其墓主俨然为句町部族中的显赫之人。史料记载句町部族首领“毋波”协助西汉王朝镇压叛乱有功,于始元六年秋七月被汉昭帝册封为王。4号墓的年代也大体在此事件之后。由此看来,金带扣的拥有者、4号墓的墓主极有可能为某代句町王。但至于是何代句町王,却因沧海桑田,又无确凿的考古证据,难以断定了。

转眼千年,句町王冢四周早已是绿意盎然、炊烟飘渺。他随身佩戴的金带扣也静静的躺在博物馆里,为世人传递着大汉盛世之下边疆民族同胞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历史画面。

万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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