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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代平郭城 古盖州人喜欢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台地上，多是因为躲避战乱、狩猎和采集的需要。当到了汉代，定居在东部山区与辽东湾之间的狭长平原之上的人多了起来。现代考古发现的汉代遗址、墓葬群几乎全部处于大小河流的两侧台地上，形成了以盖州古城的大清河流域和熊岳古城的熊岳河流域两大汉文化区。有河流和肥沃的土壤，就有汉遗址、汉墓葬群的存在，彰显了汉民族的特点和那个时代的农耕文明。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们生产几乎全部所需的物品，包括粮食、原料、工具和衣服。只有盐和铁等才从行商手中购买。 秦朝一开始就着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设属国来安置边疆地区。汉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增设郡、县，因俗而治，边疆立政。秦汉时在原燕国之地设置了8个郡，其中的辽东郡即是现在的辽宁。辽东郡下辖18个县，古盖州为平郭县，并有盐官、铁官来管理辽东郡的盐铁业。“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馀，东贾真番之利”。又记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平郭，有盐官、铁官”（《汉书·地理志》）。汉在北方幽燕之地设置的8个郡，人口约224万。而设盐官的郡县只有辽东郡平郭县，可见盖州盐业生产对汉王朝的重要性。 平郭，大概得名于平坦的城郭之意，相对过去的山城来讲，平郭城是平坦而且富庶的。 平郭县的范围大体上从辽河入海口的南岸（汉时辽河入海口在现海城附近），包括今大石桥市中东部地区、盖州全境及复渡河以南的李官等地域。岁久年湮，平郭县的治所所在地目前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大约在盖州城一带，说不定就在今天的明城基址之下，因为在盖州卫城内曾出土过汉代的遗迹和遗物。 制盐业与盐官
汉时，盐和铁的手工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昭帝从全国召集贤良文学家60多人集聚长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官员讨论汉武帝以来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并推衍编纂了《盐铁论》，这部著作影响了后世2 000多年的社会经济生活。盐铁对于古代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盐是调味品，也是维系人体生命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远古时茹毛饮血，先民只能从动物血肉中获取盐分。农业出现后人的食物结构改变，食盐就成为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们必须有意识的去生产食盐。古代人习惯把自然存在的盐称为“卤”，而把经过人工加工的盐才称为“盐”。盐的人工生产，既是生存需求，也是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掀开的重要篇章，无论如何，盐对古代先民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奢侈品。 先民最早生产食盐是采用“煮盐”的方法，将海水蒸发后或者将地下提取的卤水放入陶器，在灶上熬煮制盐。古人还有一种方法是“煎盐”，即提取柴灰或碱土中的卤水，放入浅而阔的盘形器物上，在火上熬干以制取盐。我国古代从商、周至宋、元的3 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采用这两种工艺制盐。而采用畦田晒盐的生产方式则是元末明初以后才出现的。 商周时已有成规模的盐业生产了。战国时，各国盐业主要由商人经营,官府收税。秦商鞅变法之后置盐官“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实行食盐官营。汉初，开关梁山泽之禁，允许私人经营盐业，税入少府。少府，是个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 盐业在中央归大司农属下的斡官经管，产区和主要中转地则隶属于大司农的盐官管理，设有“盐官长”或“盐官丞”。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设大农丞，领盐铁事，专事盐铁，禁止私营。实行盐铁官营，就是把盐商大贾谋取厚利的盐业收归汉中央集权专营，收入归国库。食盐官营的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盐民自备生产费用煮盐，官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牢盆（煮盐用的大金属锅）以间接控制其生产，产品由官府收购。私自煮盐要受到砍掉左脚趾的刑罚，工具和产品没收入官，那时对盐的管理是及其严格的。 那时候全国设置盐官的郡县有37处，分布于27个郡。盐官主管盐的生产、分配及大规模的转运；盐的销售也由官府组织，或是置吏设肆售卖，或是通过特许的商人进行分销。盐的官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限制了大工商业主的崛起，但盐价因此提高，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因此盐的官营在汉时也几度存废，到汉和帝即位（公元88年）时则完全废止不再官营。此后，盐官仍主课税，收入仍归少府。 古盖州的特殊地理位置满足了盐业生产的必备条件，是东北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在此之前盖州就已经有了原始制盐业，两汉时在此地设置盐官顺理成章。 在古盖州有遗迹、器物与制盐业有关。“白陶瓮”为两汉时期的制盐器物，造型一般为扁唇口，圆腹，尖状或圜状底，体型硕大，厚胎夹砂，异常坚固且耐腐蚀，是放在炉灶或支架一类的带圆形空心座上使用的器物，应为储盐器。这一器型与山东鲁北在东周盐业遗址中大量存在的制盐陶器造型一致，基本都为厚壁尖底盔型器或厚壁大口圜底瓮，当属于同一类的器物。在盖州许多地点都出土过这类白陶瓮，在熊岳于园子村出土的寰底白陶瓮，高35.5厘米。这一地点先后两次发现过战国燕“明”刀币的窖藏，多达20多公斤；在盖州路西村发现的尖底大白陶瓮，高50厘米；在九垅地乡东达营村发现两件尖底大白陶瓮，一件高46厘米，另一件更是高达55厘米；盖州文管所收藏的出土的编号为“考007号”的白陶瓮，高43厘米，口径22厘米，大口圆唇，圆腹，圜底，是出土于九垅地乡东达营村。在内壁上腹部，有一周明显的盛装液体的水线，水线以下器壁渗析出一层白色粉状物的碱性物质。这显然是由于陶瓮长时间盛放盐液，因器胎酥松，使得渗入陶胎内的盐离子交换吸附作用的阳离子过高，器物内壁中可溶性盐分不断向表层积聚形成的碱性形态（硫酸钠、氯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及钙、镁等），这是该型器物与盐有直接关联的明确证明。在归州槐树房和望海寨芹菜洼汉墓中，也发现了白陶瓮器及残片，这些白陶瓮从战国至两汉时期都存在。从白陶瓮出土地点的分布看，几乎覆盖了古盖州从北到南靠近辽东湾的沿海地带。 在盖州城关农民村、光荣村的贝壳墓和绳纹砖墓中，也有一些圜底的大的灰陶罐出土。沙沟子汉墓中，还出土了两件陶平盘，出土时盘上还放着两件陶勺和一件陶杯，应是和“煎盐”有关的器物。在沙沟子的贝壳墓中，除出土了白陶瓮、五铢钱、圜底广口灰陶罐等器物外，还出土了一件铜盆，应是“牢盆”一类的制盐器物。这种陪葬的习俗不应只是生活用品的简单复制，还应代表着为逝者带去生存时创造财富的制盐工具。 东汉时期平郭城盐商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在汉代，盐商是最富有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通过制盐贩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西汉时期的盐铁官营，到东汉和帝（公元88年）时废止官营，实行盐官改主课税，收入归少府的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汉末。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平郭城造就了一大批富豪盐商，平郭城也就成为辽东郡除襄平政治中心以外的经济中心。 冶铁业与铁官
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铁器的普遍使用。这不仅因为铁的冶炼技术水平要比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炼制来得高；而且因为铁比铜、锡坚硬得多。有了铁锄、鉄犁、铁铲等工具，就有利于开垦荒地、扩大农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发展了，就为手工业以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被人们所珍视的青铜虽然彰显贵族之气，但他主要是用以铸造“明尊卑、别上下”的礼器，而铁这种被称为“恶金”的金属，始终广泛应用于最基本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之中。 春秋晚期冶铁术产生。战国初，中原地区出现了刀削类小工具和锄类小农具，但数量很少。战国中期铁器数量剧增并开始普及。我国古代重要的钢铁冶铸、加工技术，大部分在汉代时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甚至出现从炼铜炉演变而来的炼铁竖炉，除白口铁外，还可生产麻口铁和灰口铁铸件。以广泛使用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生产出展性铸铁并继而衍生出新的品种—铸铁脱碳钢。到西汉中、后期，铸铁脱碳钢已经为许多铁官作坊所生产。汉代发明的炒钢法，以生铁为原料，可炒炼出纯洁熟铁（低碳钢），也可炒到需要的含碳量，生产出适用的高碳钢或中碳钢，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大规模生产，为铁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现代铸铁的品种在两汉时期都已具备了。 “铁官”，是中国秦汉时期冶铁铸造业的管理机构。铁官的设立是从周代建立山海之官开始，春秋时期由“虞”官管理手工业，战国时的齐国已有铁官“齐铁官丞”。秦统一中国后在少府内设置铁官。 汉代时冶铁手工业有了空前发展，汉王朝管理冶铁的机构已完全确立，职官也已系统化。汉朝廷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属官有铁官长、丞。地方郡、县、侯国设铁官50处，产铁的县设大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管理铁器铸造和贸易，官营作坊中设官吏，具体管理生产。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设大农丞，领盐、铁事，专事盐、铁，禁止私营。并于辽东郡等全国40个都、郡内设置铁官，均隶属于大农丞，统一主管冶铁铸造行业活动。 汉代在平郭县设置‘铁官’，说明古盖州的冶铁、铸铁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这也与平郭繁荣的社会经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铁矿藏相适应。按照汉代设置铁官的制度，平郭县在西汉时期设置的‘大铁官’，应是直接隶属于大农丞来管理的，地位相当于郡守，到东汉时归属于辽东郡管理。 古盖州最重要的汉时期与铁有关的遗址，当属打铁炉沟的古冶铁遗址。遗址位于大石桥周家镇于家堡村的山谷中，旧为盖州辖地。因铁渣堆积而称为“打铁炉沟”，又因砖瓦遍地，称“瓦房沟”，这是两汉时期的冶铁遗址，一直到辽代还在沿用。在打铁炉沟村西发现有铁矿渣堆积3处，还有铁渣坑及灰烬层等。铁矿渣坑用灰绳纹砖修筑，在沟崖断面上发现有灰烬层3处，长约 5米，厚0.8米。采集到的标本有灰泥质绳纹砖、板瓦、泥质灰绳纹陶瓮等残片，并伴有陶坩埚和辽代瓷器残片遗存。在围绕该村北大阳山和西山上发现长40米，宽5米，残存深3米左右的古采矿道四条。村东部的山名为裂缝山，山的顶部因开采铁矿形成了一道深沟，远眺如山顶裂开的大缝而得名。 在冶铁遗址北1公里左右的车家堡村有汉代墓群，西2.5公里左右即为汤池英守沟汉城遗址，在汉城遗址周围的山上发现有众多的汉墓，这里的汉墓墓型都小，陪葬器物不多，有的墓更是非常简陋，只有一两件陶器作为随葬。推断这些墓主人应是从事铁矿开采、冶炼、铸造等作坊的手工业者或“铁官徒”（刑徒）。而再往西南35公里处，就是平郭县城。 在熊岳南的九寨乡郑屯、归州镇仰山，一直到复渡河南岸的瓦房店罗屯，也都有铁矿藏的分布，这些铁矿无疑都会是支撑平郭城铁手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汉代中原发现冶铁遗址最多的是河南，有14个市、县的18处冶铁遗址，从分布情况看，凡设在矿区和附近城镇的作坊，一般兼营冶铁、铸造和铁器热处理加工；位于远离矿区的大城镇的作坊，一般只从事铸造、热处理加工、炒钢和锻造。这种比较合理的布局和分工，应是比较完备管理体制的反应。由此看来，打铁炉沟汉代古冶铁遗址只是个开采铁矿或有简单筛选矿石等工序的矿区遗址，汤池英守沟汉城遗址是以冶铁、铸造和铁器热处理加工为主的冶铁城，而在平郭城还应有从事铸造、热处理加工、炒刚和锻造手工业的作坊存在，只是现在仍没有发现遗址而已。 汉代生产的铁器，作为武器使用的主要有刀、剑、箭镞等，作为生产工具的主要有铧犁、锸、钁、铲、锄、锤等，作为车马具的主要有车、马衔、轴承等，还有作为生活用品的釜、权、革带扣等。在盖州陈屯头道河出土的铸铁三足盆，其造型与大石桥永安出土的魏晋三足铜盆近乎一样，此盆平口，斜直腹壁，平地，外底中心有脐。这是古盖州发现的最大一件平郭冶铁手工业生产的铁器。在盖州沙沟子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铁镢；在位于盖州境内的鲅鱼圈天瑞水泥厂贝壳墓中出土了7件铁器，包括环首铁器3件及环首铁刀、铁钩形器、铁刀、铁犁铧。其中相同造型的铁犁铧在营口市博物馆和盖州文管所也各收藏一件，均为盖州地区出土。 在辽阳三道壕汉代聚落遗址中曾发现居住址6处、水井11孔、砖窑7座、铺石路两段。其中几乎每一个居住址中都有铁器发现，有铧犁、耧足、臿、耙、锄、镰、钁等农具，还有车輨、箭镞、刀、剑等车具和武器。这些铁器的发现与平郭城的铁手工业是直接相关的。襄平是西汉时辽东郡的郡治，而这一时期辽东郡只在平郭城设有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襄平出土的铁器，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看还是从管理范围看，都一定来自平郭城。
平郭城的兴起 西汉初年，随着汉王朝的统一，社会生活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终于到了可以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时候了。过去的连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田野荒芜，庐舍为虚，人口大批流亡，买妻鬻子或自卖为奴的现象时有发生。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拮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皇帝出行都不能找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拉车，大臣们上朝要乘牛车，更何况百姓，连能蜗居用以遮风挡雨的棚子都没有，到了赤野千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经过了汉高祖时期，汉王朝崇“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社会生活终于得到了“与民休息”的机会。再经过汉惠帝时期“萧 规曹随”与“文景之治”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汉王朝已呈现政权巩固、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人口增长的一派繁荣景象。《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是这一时期繁华的真实写照。 辽东的安定，使得人口有所增长；生产力提高，使得经济有所发展。辽东古盖州迎来了第一轮兴起，从盖州的汉墓可见汉代平郭城的情况。 遍布古盖州的汉代遗址与墓葬数量之多，比比皆是，墓葬多在平原地带。战乱少，人们生活富庶，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交通运输方便日渐突出，使得人们在平原生活更惬意。这种大规模汉代遗址、墓葬存在，反映了汉时平郭居住人口的稠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富足，而导致这些所形成的原因，就是盐商是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最有财富的士族之一，这些巨商富贾大量占有着社会财富，而冶铁业则是关乎先进的武器铸造和生产工具的关键物质。盐、铁这两种物质是汉王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和军事活动、社会生产物资，所以汉武帝才会实行盐铁官营。恰恰这两种物质都存在于平郭境内，有了这么重要的物资生产，富有豪族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东汉中晚时期那数量众多的花纹砖墓，每一座墓葬在修筑时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同时入葬的丰富随葬物品也真实的反应了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如果没有殷实的经济做基础是不可能的，汉墓群说明了支撑汉代平郭城经济繁荣的真实原因。 古盖州的汉墓有三种类型，即土圹贝壳墓、绳纹墓和花纹砖墓。除土圹贝壳墓外，后两种砖室墓的形制、风格深受中原地区影响，甚至可以说基本趋同。从这种现象分析后看得出来，其实这些墓葬中埋葬的逝者，原本就是来自中原及其他汉民族地区的移民。 土圹贝壳墓也称贝墓、贝丘墓。不管是贝壳木椁墓、贝石墓、贝砖墓等，都是以贝壳为主要材料来筑墓，这风俗大约始自新石器时代滨海居住的先民。所谓贝壳墓，就是用牡蛎、海螺、蛤子、沙海螂、锈凹螺、鲍鱼、海帽等海产贝壳为主要材料砌筑的墓。除就地取材方便、来源众多外，也是沿海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的一种丧葬风俗。古盖州的汉代贝壳墓早于砖室墓出现，大约出现在西汉武帝时，延续到东汉初，后期与绳纹砖室墓并存。古盖州的贝壳墓绝大部分都是单纯的以土圹贝壳加木椁砌筑的墓。个例发现有石块铺底，上铺贝壳的贝石墓。早期的均为单室墓，晚期的以双人单室墓为主。前期的贝壳墓都分布在盖州城南大清河两岸，目前已发现的有农民村、光荣村墓群及城北墓群等。出土的随葬品以彩绘陶器居多，以红、白、绿彩绘制的海浪纹有其典型的地方特点。器型虽受中原地区影响，但也有其本地的独特性；晚期的贝壳墓多分布于盖州城以南的鲅鱼圈一带，如芦屯镇北李屯、望海寨芹菜洼汉墓群等。陶器极少彩绘，器物器型已基本与花纹砖室墓器型趋同。鼎类器物少，且均无耳。土圹贝壳墓早晚期出土的器物差别，除彩绘的有无、造型的变化、实用器与冥器的减增外，随葬的五铢钱也是确定年代的重要依据。 古盖州的汉代砖室墓分为绳纹砖室墓和花纹砖室墓。绳纹砖室墓分布区域最广，从大石桥北部向南到盖州城及大清河两岸都有较多分布，芦屯、熊岳、鲅鱼圈及以南地区也有少量 分布，墓葬年代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末期至魏晋早期。 绳纹砖室墓从墓的型制分有单室单人墓、单室双人墓、三室三人墓等。墓顶以墓室为单位的筑顶有穹窿顶式或劵顶式。修筑墓室的材料为泥质或夹砂灰色绳纹砖，因砖的一侧平面有制坯时留下的绳编坯垫纹而名之。墓砖形状根据修筑墓室需要和位置的不同，分为长方形、方形、长方楔形等。墓壁为长方形砖，多采用三顺一丁方式砌筑，但砌筑规律并不严格。墓室地面大部分用长方形或方形砖单层或双层铺成，墓室门为券门，起劵用长方楔形砖砌筑。这一类型的汉墓以农民村汉墓群、沙沟子汉墓群、望海芹菜洼汉墓群为代表。出土的陶器均为泥质灰陶，不见彩绘。主要器物有：奁、灶、釜、井、仓、壶、灯、耳杯、盘、带鋬杯、无铛式器座、立侍女俑等，除了白陶瓮以外，完全没有了大灰陶罐类器型和彩绘类器物。除陶器外，还出土有五铢钱、铁器等金属器物。 花纹砖室墓在汉墓中数量仅次于绳纹砖室墓群，这一类型汉墓的时代约从东汉中期到汉末并延续至魏晋时期，主要分布在熊岳、鲅鱼圈及以南至浮渡河广大地域，浮渡河以南地区也应有延续分布。从墓的型制看，单室、双室、多室墓并存，多人合葬现象普遍，最多发现有十人合葬的五室合葬墓。墓室的砌筑全部为泥质或夹细砂灰色花纹砖，墓砖的一侧模印有各类凸阳纹线条花纹。花纹砖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前两类墓型数量更多，品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彩绘器物完全消失，除少量的白陶大罐外，完全没有了大罐类器物，作为礼器象征的鼎、盉、壶类器物消失。除了五铢钱、铜镜、铜带钩、漆器等实用品及用于首饰的玉、石、琥珀、玛瑙、琉璃、骨等饰物外，基本上都是仿照生前生活中器物制作的陶制冥器，有起居类的罐、瓮、灶、釜、甑、耳杯等，生活类的奁、盒、盆、鐎斗、灯、盘等，建筑类的楼、仓、井等。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丧葬风俗也发生了改变，平民墓葬也在极力追求豪华和奢侈。逝者生时享有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都要搬到墓葬中去，以便在冥府之中继续享有。《盐铁论》记载的汉武、昭时期的厚葬之风“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种丧葬风俗从汉早中期开始，逐步盛行并贯穿了以后的整个两汉时期，其表现为汉代墓葬中仿自生前吃、穿、住、行诸方面随葬冥器的急剧增加。在古盖州两汉时期的墓葬中，也同样充分的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人们把随葬的实用器模型和随葬器物，称之为冥器，也称“明器”。 随葬的冥器可以看出汉代时社会生活状况。收获、贮藏和粮食加工的冥器，占有一定的数量。陶仓、陶杵臼这类的明器较多，说明农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甚至有了剩余。 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业繁荣，贸易往来有了发生，促进了城市的发达。“修整里阓，市张列市。”在城内有政府各署官舍，街市里阓，手工业聚居区，作坊区等。出行、牛马车、市肆、市井等，是城市生活的缩影。 汉时候，封建地主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形成了国家强盛的局面。同时，地主阶级加强了土地兼并，官僚、地主、商人的生活更加奢侈腐化，追求享乐之风。豪强地主住的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左思《蜀都赋》）的甲第，养妖童美妾，倡讴伎乐，庖厨杂役。盖州出土的陶楼，为二层楼阁，四面出檐，四角微翘，檐头饰瓦当，灵秀美观，当是当时地主阶级生活的写照。盖州出土的陶鼎、陶盉、陶锺、陶壶、博山炉、陶俑、陶奁、陶灯等，无一不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情景来。小的明器，包括仓、釜、灶、俎、勺、耳杯、案、井也都制作的很精细，活生生地展现出当时的生活状况。熨斗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服饰及穿着的一些要求。 在九垅地曲茔汉墓地，出土了两种文字墓砖。竖书汉隶的砖为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8厘米。砖一侧模印两行竖书文字：“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横排竖书文字砖书：“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互助生死之义备矣”。永和五年，是东汉顺帝刘保的年号，为公元140年。 那时候，平郭城连丧葬都很奢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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