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名园莲花池，金石史话六幢亭

直隶名园莲花池

金石史话六幢亭

吴蔚

同治十年（1871）直督李鸿章奉命在莲池设局编纂《畿辅通志》，这时，莲花池建筑已经残旧，景物大不如前。总篡黄彭年和清河道陈鼐等人建议直隶总督李鸿章，将莲池残旧建筑予以修葺。直督李鸿章采纳他们的建议，动用款项，先后对莲池建筑分期进行修缮。当时有重修原建筑；有改建，如改鹤柴、课荣书舫为君子长生馆；有新建，如池南土山上六幢亭等，使得莲花池又一次焕发了生机。

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护，咸丰庚申年（1860）曾嘱夫人刘氏重绘乾隆时期方观承主持绘的莲池十二景图，这套图册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光绪七年（1881）搜集辽、金、元时期的经石六幢，在莲池高芬阁北部建“六幢亭”，古莲花池红枣坡上六幢亭内保存的辽、金、元经幢，就是当年的书院学生从涿州、定兴等地收集起来，备作考证的文物。后其子黄国瑄将亭移建于莲池红枣坡上。直隶名园莲花池，金石史话六幢亭，我们来讲讲这段文化传奇。

搜罗经幢碑，创建六幢亭

莲花池六幢亭的建置与道光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其家藏墨宝有关，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贴》、米芾的《虹县诗》、赵孟的《蜀山图歌》、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书李白诗》及《罗汉赞》等八种书法家真迹和旧帖传刻，镌刻于石，相映成趣，增添了莲池书院浓郁的文化氛围，加深了保定书院教育历史的内涵积淀。而同时这也成为师生教学的环境因素，这种潜在的课程资源甚至发挥了部分教材的功能。六幢亭，始建于光绪七年，即1881年。

光绪六年（1880），黄彭年在莲池书院任上。他的大儿子黄国瑾从京师回保定，给他带来了礼物。是马车拉来的“经幢”大石块，断裂的石块合在一起，是金代大定二十年（1180）刻的经幢，从涿州桓侯祠旁药王庵发现的。经幢8个面，两面正书，两面金国书。黄国瑾还说，定兴固城镇的元代观音镇，有龙泉，束之以台，台子的一角有3个经幢，也是8个面，一面是造像，七面是元国书。一个经幢已掉到喷水的井里了。以经幢考之，为延祐二年（1315）所刻。黄彭年一听非常高兴，立即让戴翊臣前往，赶着马车运到莲池来。戴翊臣又说：“固城东南宝峰寺还有两个经幢”。黄彭年告诉儿子黄国瑾回来的时候一定和寺院商量，想办法也弄到莲池来。他们把经幢运来一看，其一，两面是正书，记的人是“中社田氏”，记的地方是“辽易州固城”，记的时间是“寿昌元年（1095）”；六面是辽国书。其二，一面造像，一面辽国书，六面皆正书。凡辽、金、元国书，都是释氏经典真言。黄彭年得到六个经幢，如获至宝。

莲池之北，奎画楼之东，高芬阁之后旧有台，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遂请示直督李鸿章拨款，建六幢亭于其上。光绪七年（1881）六月亭子建成，收辽二、金一、元三，计六幢经石于亭内。六幢亭美轮美奂，黄彭年欣然写了碑记，又请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六幢亭”题额。亭壁间嵌有黄彭年、黄国煊父子修亭碑记。全文如下：

清黄彭年“辽金元六幢亭记”刻石

六幢者，辽二，金一，元三。

予客清苑莲池近十年。去岁，子国瑾自京师至，以幢献曰：“获诸涿桓侯祠旁药王庵”。幢断为二，合而观之，记人曰“田殖”，记地曰“楼桑村”，记时则“金大定二十年”。凡八方，二方正书，二方金国书。瑾又曰：“定兴固城镇者，元之观音镇，有泉曰‘龙泉’。束之以台，台隅三幢，幢各八方：一方造像，七方皆元国书。又一幢堕井，不可得。以碑考之，延祐二年也”。乃属戴君翊臣往，轝而致诸莲池。戴君又曰：“固城东南宝峰寺有二幢焉”。乃命瑾归途谋诸寺，致诸莲池。其一，二方正书，记人曰“中社田氏”，记地曰“辽易州易县固城”，记时则“寿昌元年”；六方辽国书。其一，一方造像，一方辽国书，六方皆正书。凡辽、金、元国书，皆释氏经典真言也。

莲池故有台，在池北，建亭其上，置幢焉。于是好古之士，奔走而来观。或谈元宗，或证语言文字，或因以及三朝盛衰得失。有讯予者曰：“石生于山，匠人斲以为器，为柱，为础，乃至委诸粪壤，而数石被之以文，遂与古鼎钟彝同重。伊古魁人杰士，淹没不彰，何可胜数；辽金二田氏，无足为世重轻，而名附幢以存”。或又曰：“考金石者，自元、明以迄国朝，无虑数十家，六幢皆未著录。今出之破刹荒榛，宠以亭，登诸志。彼汉唐以来，古石之存而不见录，尚不知凡几，安得如孔陵、济宁、长安碑林，尽罗而致诸亭下”。或又曰：“它日亭与幢长存与否，皆不可知；然则晦者显之，散者聚之，若人力所可为而卒不可为也”。予闻而慨焉，乃悉著其说以谂后之嗜古者。

光绪七年，岁次重光大荒落，六月甲辰，贵筑黄彭年记，永年胡景桂书。

再题六幢亭，悠悠古城情

1882年黄彭年到湖北为官。1885年，黄彭年从湖北赴陕西任，进京路过保定。难忘旧情，住莲池。他看见一个破石臼，四围刻佛像、花木、制钱之形，又刻一童子持莲花，是辽、元之物也；又见一卧地经幢，有宋“隆平”年号。询问得知，石臼是王生锷从涿州拉来的，宋代经幢是张生铨从保定古寺访得的。他让他的莲池书院继任何秋涛之子何芳麳，将其也移置到六幢亭中，再次作“记”，然后，掷笔西行，到陕西赴任了。黄彭年的六幢亭情结，可见一斑。这时是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

清黄彭年“辽金元六幢亭再记”刻石

往者，予寓莲池，得辽、金、元三朝经幢六，为亭以居之，丐合肥相国题额。宦鄂五年，量移秦中，展觐过此，信宿亭畔。见破石臼一，四围刻佛象、花木、纸钱之形，又刻一童子持莲华，亦辽、元物也；又卧经幢一，有宋“隆平”年号。询诸馆人，石臼是王生锷自涿辇至，宋幢则张生铨从城中古寺访得者。予属何君芳麳移置亭中，而为之说。曰：自辽、金、元而上，及于宋，好古者所乐闻，然非有六幢为之柖，则宋幢胡由而致？且安知不更得唐、五代宝幢为之增韵，使好古者为之四顾而满志焉？犹之人也，是拔茅茹彙之义也。莲池本名胜，始为书院，继为志局，近又增学古堂，人文之所萃聚。观于此亭，可知其盛。欣然记之。

光绪十二年七月六日，贵筑黄彭年书，掷笔遂西行。

六幢亭的建立，是黄彭年父子对保定的一大贡献。文人学子得以在一园一亭欣赏辽、金、元六块碑石，堪称莲池一大奇观。

时隔短暂几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给保定带来毁灭性灾难。洋鬼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作为封疆大吏的直隶总督廷雍，在凤凰台被枭首示众；美丽的古莲池被抢掠一空，焚烧殆尽。六幢亭就在这时被毁的。

日本学者重，重建六幢亭

1908年4月23日下午，日本青年学者桑原骘藏博士来到中国作考史探访过保定，随同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任教的官本幸太郎游览莲池，桑原骘藏所记，正是莲池被毁，初步恢复时的景象。关于六幢亭，桑原骘藏留下的文字这样写道：

“午后携官本君至莲池书院，探访六幢亭。莲池书院为清雍正十二年总督李卫所创建，其东侧本有万卷楼，内置大学士李鸿章藏书三万余卷，供学者阅览，书院与书楼一同名扬天下。然而今已废圮，仅存莲花池莲池而已。光绪庚子之变时，此地为洋兵所蹂躏，后经修治复其观，如今成为士女游览之胜地，荷花垂柳，清流危岩，风光煞是可爱。其秀丽其潇洒，可谓北中国无双。”

“六幢亭为光绪七年所建，本置六方石幢。据《畿辅通志》记载，其中辽代的石幢二方，均刻可有契丹国字；金代一方，刻女真国字；元代的三方，均刻蒙古国字。若果如《通志》所载，那么这六幢实为天下之绝品。我首先至保定，就是为查验六幢亭而来。”……“连片影也不曾觅得，询问常住园内的拓工，乃答曰：‘六幢亭早已废，今不存，亭内的石幢或许还在园内某角落。’”

桑原骘藏将六幢亭视“为天下之绝品”专为他而来，可见在桑原骘藏心中的地位。但他大失所望，他到处寻觅，终于在园东南隅的官厕中发现了。见石幢一面有佛像，其他面是汉字和梵字（Devanagari文字），桑原骘藏、官本幸太郎请人将石幢从秽臭的厕所弄出，冲洗干净，再行摹拓，决定日后再来验证。

日本学者对六幢亭的重视，刺激了直隶保定府学者和官员。候补知县莲池管理员汤世晋奉提学使毛庆蕃（字实君，江西丰城人），及罗正钧之意，搜集残碑断碣并嘱清苑县黄国瑄再建六幢亭。遂有改建恢复六幢亭的义举。改建恢复六幢亭，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建立亭子，重新树立经幢；第二是重刻黄彭年“辽金元六幢亭记”刻石。黄彭年“辽金元六幢亭记”刻石，文中记载得到六幢和建亭的经过，以及“好古之士”的种种议论；后文为光绪十二年（1886）黄彭年路过保定时所撰并书丹之碑记，行书，记载后得宋代经幢和辽代石臼的经过。原刻石在庚子兵燹后失去，此两记在这次恢复中得以重刻保存。第三是树立黄国瑄“重建六幢亭记”刻石。黄国瑄是黄彭年之三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任清苑县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在直隶总督杨士骧、直隶布政使增韫、直隶提学史毛庆蕃的支持下，六幢亭得以在莲花池复建。改建恢复后的六幢亭，位于莲池东南隅的红枣坡。黄国瑄“重建六幢亭记”刻石，如今嵌于莲花池六幢亭。刻石横158厘米，纵44厘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立，黄国瑄撰文，楷书。碑前无题，此题为本书著者所加。碑文简述莲池与书院之沿革和六幢亭建立、毁坏、重修之始末，充满对其父黄彭年怀念之情和对文物聚散无常的感慨。全文如下：

重建六幢亭记

黄国瑄

古莲华池者，唐以前之古迹，元张柔之别墅，我列祖列宗南巡之行宫也。宪皇帝敕建书院，遂以莲池名。己未，先光禄公主讲书院，显皇帝示天下不复巡狩，□古莲华池附属于书院焉。先光禄公白于当道，修而葺之，先母——旌表孝行刘夫人绘图十二帧纪之。辛未，先光禄公纂修《畿辅通志》，设局其中。戊寅，重膺讲席，复请于合肥李文忠公葺而新之，增设学古堂，藏书二万馀卷于万卷楼，使诸生研究经史百家、考据训诂之学，兼及声光化电历算之科，统识宗派，不分门户，于是博搜金石以资考证。

先兄国瑾及同志于古刹颓庙荆棘丛莽中得幢六而为之亭，因名——“六幢亭”，其后，王孝廉锷、张司马铨续获宋幢、辽臼，先光禄公先后为之记二。庚寅，先光禄公见背。

甲午，中丞陈公宝箴开藩直隶，瑄于天津佐陈公湘军粮台。陈公又发帑修葺古莲华池，山石林泉、亭榭台阁焕然一新。

庚子，联军入城，而古莲华池毁坏，一无所存。癸卯，皇太后、皇上谒陵，巡幸保定。时，宫保袁公世凯督直，筹款重建，以为翠华临幸之地。供奉宸游既，胡廉访景桂修建房舍于古莲华池，初为学校司，继为学务处，又其后为模范学堂。而莲池书院，初为校士馆，继为文学馆，遂皆不复旧观矣。

丙午，中丞萨勒图拉公增韫开藩直隶，使汤大令世晋改古莲华池为公园。汤君承毛学使庆蕃、罗学使正钧之意，搜觅残碑断碣不遗馀力。丁未，瑄奉檄来清苑，汤君语瑄曰：七幢损折其二，然尚无所失；惟臼则破为四，今仅搜得其三。先光禄公两“记”已失所在。属瑄重刊两“记”，复建亭以庇幢与臼。

按，六幢亭旧在奎画楼之东，高芬阁之后，而有台焉。今楼阁亭台故址不存，遂改作于池东南隅，既不没诸君子好古之雅，亦用昭先泽于无穷耳。先光禄公“记”有之曰：“亭与幢长存与否，不可知”。又曰：“晦者显之，散者聚之，若人力可为而卒不可为也。”今重建此亭，仍当作如是观，岂仅此亭当作如是观也哉？

亭成，既为之喜，复为之悲矣，不禁慨然而长太息也。感汤君盛德，爰纪其颠末如此。

光绪三十四年夏五月朔，贵筑黄国瑄谨书。

附：黄国跋文

光绪戍申夏重建斯亭，而先光禄公两“记”原石，以庚子兵燹后失去，不可复得。汤君世晋出原榻二纸，付石工李生树堂重摹上石。既成，榻以见示，神采宛然。两“记”者，一先光禄公自书，一则胡月舫廉访书也。重睹斯篇，令人追忆侍先大夫砚席间也。世间灵物呵护具凡神，两“记”原石其终不淹没于草莽，是则国瑄之所深望者夫。读竟怆然，因谨书其后。男国瑄记，孙襄成谨书。

关于六幢亭的历史，我们在黄彭年的次子黄国瑄的关于六幢亭碑记的跋文中可得印证。黄国瑄在“重建六幢亭记”刻石中对莲池、莲池书院和六幢亭均有记载。关于六幢亭，说萨勒图拉公增韫开藩直隶后，改莲花池为公园，六幢亭之七幢尚无所失，只是断了两个；石臼破为四块，只剩三块了；黄彭年的碑记已失；当年的楼阁台址已不存。所以重选台址建亭，改在池东南隅。

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31日，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从山东、河南考史探访回来，再次来到莲池，查看复建树立的六幢亭以及石幢。桑原骘藏有如下记载：

“上个月我等于官厕中发现六幢，保定府官绅闻之，即谋求保存之策，于是共同捐资，于池畔高地建一亭，并将六幢中的不足者自湟底搜寻出来，一并置于亭内。今亭已大体告成，六石幢也各得其所，六幢亭旧观之恢复，即日可待。我亲眼目睹这一切，顿觉心神畅快。”

黄国瑄写“重建六幢亭记”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夏五月朔”，正与桑原骘藏所见证的“1908年5月31日”相合。但无疑，桑原骘藏的记载更为详细、生动了。

余迹犹有存，深研靠今人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他的著述中，保存了一幅百多年前古莲池六幢亭照片。这是1900年四国联军焚毁莲池之后，1908年重建六幢亭的照片。六幢亭已经建起，但建筑中的脚手架尚未完全拆除，六幢亭上安放着至少7座经幢，清晰可见，实乃弥足珍贵。百年风雨，我们今天见到的六幢亭只有三个经幢（照片转引自百家号“风吹草语”）。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行宫御苑全景图》已经标注有古莲池六幢亭。光绪三十四年《慈禧行宫御苑全景图》为纸质，工笔墨绘，横107厘米，纵92厘米，现藏于保定莲池博物馆。1900年闰八月，英、德、法、意四国联军由津、京南下，占据保定城，驻军十余月，“莲池台榭，举成灰烬”。联军撤出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迎接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京途中驻跸保定，一面在距离莲池约200米的永宁寺遗址（在今保定二中内）兴建行宫，一面加紧恢复莲池景观，作为行宫的御苑。由于财力不足，莲池的原有建筑不能尽复旧观。1907年，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出任直隶总督，多方筹款，又恢复了一部分建筑，但是同昔日的景象相比，已是落日黄昏。此图所表现的正是劫后复建的莲池，除山水形貌依旧之外，亭台楼榭规模大减，位于全园中心的藻泳楼，只建成单层的“厅”，“延楼连属”的高芬阁，缩而为单层单间的“轩”，而藏书3万多卷的万卷楼、“阆苑重扃”的花南研北草堂已经荡然无存。此图与莲池其他景图明显不同之处，是在园林的西南有一条通往行宫的御路，路径曲折，沿途建有提供休憩的建筑多处，并植花木点缀；两侧有高墙防护。此图未标明绘制年代。苏禄煊先生推断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主要根据，图中红枣坡上已有“六幢亭”，而此亭是光绪三十三年重建于此的（原在高芬阁后）。据此，此图绘制时间的上限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这幅图的画面上依稀透着几丝仓促和凄凉，或许这正是一个末落王朝的缩影。

后来改建的六幢亭，位于“池东南隅”红枣坡。清黄彭年《辽金元六幢亭记》刻石嵌于红枣坡六幢亭内墙上。刻石横188厘米，纵5l厘米。碑文分两部分：前部为清光绪七年（1881）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撰文，胡景桂书丹，楷书，记载得到六幢和建亭的经过，以及“好古之士”的种种议论；后部为光绪十二年（1886）黄彭年路过保定时所撰并书丹之碑记，行书，记载后得宋代经幢和辽代石臼的经过，并议论说：“非有六幢为之招，则宋幢何由而致，且安知不更得唐五代宝幢为之增韵，使好古者为之四顾而满志焉”。原刻石在庚子兵燹后失去，此两记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刻，后有黄国瑄为重刻写的跋文。不过现在到六幢亭里去看，只有3块残断的经幢了。六幢亭，记录了黄彭年父子一段感人故事。

现在的六幢亭，位置还在当年的“池东南隅”红枣坡。风风雨雨六幢亭，记录了黄彭年、黄国瑄父子以及直隶官员、日本学者们拯救文化的一段段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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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蔚  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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