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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周朝的制度，知名度最高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但这两种制度并非周朝独创，而是汲取前人智慧的成果。周建国之初采取的是“国野制”，是根据周的实际情况，开创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统治政策。  （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示意图） 一 “国野制”的内涵周灭商后，为了巩固统治，“以藩屏周”，广建诸侯，大行分封之道。同时，周朝对不同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国野制"就是这种统治方法的具体体现。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明确地表述了国野制的内涵：
由上文可知，国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是周代贵族通过分封或打败异族获得土地后建立的。国一般处于一个地区的核心区域，并很有可能因为人口聚居而形成城邑。国中居住着贵族和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者，商人等，居住在国中的人被称为“国人”。野，也称遂，是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其地域比国大。居住在野的人叫做"野人"，他们一般都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  （周朝的国人暴动） 二 国人与野人及二者关系国人与野人的地位可谓大不相同，前者是统治者，后者是被统治者。国人与野人的政治待遇也有着天壤之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承担军役，而后者则只需要承担贡赋。野人不用参军貌似是一个好事，似乎还可专心从事生产活动，但其实不然。因为有权力从军者才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军役是参与政治的“敲门砖”。这也就意味着社会阶层严重缺乏流动性，国人能一直掌握政治权和对野人的控制权，而野人只能被迫屈服于国人的统治。 虽然，总体上是国人对野人实行统治者的特权，但国人中的个体本身并没有权力对野人施加统治者特权。而其统治方式是以集体的形式，也就是国家对于野人这个被征服者群体行使统治。虽然野人群体要接受国家的统治与剥削，但野人群体也保留了相当的自由---在其内部，则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国人群体以及国家的压迫，造成了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和集体化。  （周朝开国皇帝姬发） 在“国野制”这一制度下，国人群体对野人群体处于领导地位。但国人群体也并不是真正的“老大”，因为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实行分封而形成的，周天子对于国人群体拥有“家天下”的绝对支配权。这就形成了周天子-国人群体-野人群体的逐层控制的等级关系。而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就成为了王朝统治的“前哨”。 一些诸侯国的命运不尽相同——其中既有齐这样扩张成功的诸侯国，也有诸多扩张失败，最终消亡的诸多姬姓诸侯国。其根本原因在于各诸侯国中的国人本身也是周天子的工具，而不像周天子和周王室一样是纯享受的统治阶级。但国人还得为周天子干活，为其征战，收取赋税。如果周天子不开心了，那惩罚一个小小的诸侯国，也不是什么难事（西周前中期），故国人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看主人脸色的猎犬。 同样，各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竞争，如果诸侯国的国人群体不能发挥能力，而使得该国的国人和野人被周边更先进的诸侯国吸引过去，那该国也就成了失败者，逐渐走上被吞并被消灭的道路。  （齐国地图） 两大诸侯国如齐和鲁，自建立之后就走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
齐国与被征服群体---野人群体和解的合作姿态，充分尊重野人的习俗，达到了平易近民的效果，走向了强大。而鲁国却坚守周礼，保持着国、野之间的界限，使得国人野人两大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界限和隔膜，甚至一直到春秋晚期在许多方面还没发生大的改变。因此鲁国虽然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经济的条件，但因为措置失当，最终免不了被大国消灭的命运。  （齐桓公） 三 “国野制”在春秋时的发展《国语·齐语》中记载管仲与齐桓公谈古代制度时曾说道：
春秋时期，齐国施行了一种“叁其国而伍其鄙”制度：
此制度与《周礼》所言“国野制”相近，但其中居民身份已有所不同。《齐语》所载服兵役的士已有十五乡之多，身份不会再如西周时期那样以贵族武士为主，且有些贫困的士也要自己耕种土地，已基本等同于农民。 由此可见，国人群体和野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化。此时，国人与野人之间的身份流动性也有提升，彼此间身份转换更为容易。凡此种种，一方面体现了国野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尚可适应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国野制适合生存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国野制”不免也有“变异”，开始走向退出历史舞台的道路。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国野制”瓦解，广泛推行的郡县制取而代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地方行政的主要制度。  （西周等级示意图） 四 结论依照《周礼》描述, 西周时代, 普遍存在着国、野两大政治区域。，国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野是国之外的广大地区。以国治野, 是周代“国野制”的主要内容。 国人以群体形式对野人群体处于领导地位，也为周天子服务，各诸侯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它们也因为不同的发展政策而走上不同道路，并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在春秋前中期，“国野制”继续发展，齐国对国野制进行了改进，促进其霸业的建立。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国野制”逐渐被推行的郡县制取代。 参考文献：《国语·齐语》《周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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