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并非规律》一文，首先讲了孟子观点的出处，接着讲了“失民心者失天下”并不是一个规律，蒙古统治者一开始就失去了民心，但他们依然维持百年以上的统治。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是暴力夺权。既然是暴力，与民心的关系不大，只要获得虎狼之族的支持即可上台。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夸大其词。“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以权力私有制为前提的，在权力公有制的时代已经毫无意义。但文化惯性依然存在，国人依然把政治视为极少数人的事业，与自己无关，不愿意参与大选投票，以至于美籍华人在美国投票低于20%，这使我想到二八律，统治者只要有20%的人支持就可以控制社会坐稳天下。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并非规律。就是这样的文章也不许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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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提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但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具体实践，则是一塌糊涂。类似的实例：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息的“清官思想”，但若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清官云集、政治清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辗转反侧、难以成寐的原因是“求之不得”；同理，儒士们死乞白赖地呼吁皇权集团要重视民意，其实正说明民意在皇权政治伦理中的微不足道。因为现实中无法得到，所以儒士们才耿耿子怀，反复追索，梦寐以求。
众所周知，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就因为孟子“对君不逊”下令罢其配祀孔庙，删节《孟子》。但又在现代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肯定。例如，胡适就交口称赞孟子在“鼓吹民权”、“尊重百姓过于君主”，甚至依据《孟子·离娄下》的另一句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宣布“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其实，孟子的话根本不包含任何“民主精神”，与始终“重君权的儒家”完全一致。它所映射的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工具性“民本”意识，因为紧接其后的恰恰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种充满了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打量被统治民众的意义轻重的目的性“君本”精神。
孟子强调的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保民”只是手段，“而王”才是目的。《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出处。孟子以桀纣为例，证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反过来，得民心者就会得到天下，只要顺乎民众的心愿即可“保民而王”。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如水，君身为船，船重必然沉没入水底，要让君“船”浮起来，君轻则“船”可浮也。可见“民贵君轻”是君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方法而已，不是君主的最高价值观。
至于孟子有关“君之视臣如X，则臣视君如Y”的著名排比，虽然被儒粉赞赏为“君臣平等”，但“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雠”之间并不具有平等的价值，其“差等”格局是显而易见的：君主把臣民当了“犬马”，臣民还把君主视为“国人”，这是“天壤（人兽）之别”，何平等之有？
孟子曾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来说最“贵”的三大“宝”，首先是土地，其次是人民，即“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第三位的“政事”就是迫使野人“养”君子的统治手段。统治阶级的三大“宝”都是工具性之“贵”，不是目的性之“贵”；真正构成目的性之“贵”的，还是那些据孟子说比较“轻”、但手中却握有“政事”的大权，掌管着“土地”和“人民”的诸侯们。整部《孟子》找不到关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民参政、和平等宽容的只言片语。
事实上孟子只把民看成待牧的羔羊，民只是被照料的对象，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说人与禽兽之别是很细微的，这些东西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儒典《仪礼.丧服传》云：野人不知尊父母，都邑之士（国人）已知尊父，贵族则知尊祖。那时代，“野人”即“庶民”，“君子”即“国人”。所以孟子认为“庶民”近于禽兽。孟子在讲尧、舜、禹的故事的时候说，“民”离开了圣人的教化就近于（几乎是）野兽，这个把民看作愚昧无知近于野兽的人，他怎么会重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怎么吹，草就怎么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乃统治者；野人为被治者。民被称为野人，有什么“贵”可言？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推崇的统治者眼里，“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一样喂饱，否则，就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民为贵”是指一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
事实上，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独有精神创造力而禽兽无。每一个正常人都拥有既“劳心”又“劳力”的双重本能，偏重于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分工而已。孟子把存在于人与禽兽之间的“劳心”与“劳力”的根本区别，强加给略有职业差别的人本身，犯了最为野蛮邪恶的反人类罪。至于他所谓的“天下之通义”，事实上只限于当时极其狭隘的中原地区。在孟子眼里，中原之外的不大讲究等级差别的人就已经不再是同类而是禽兽，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略有差别的相互交流也被他极其片面地歪曲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单向压倒。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治人”，直接源于孔子语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理论把人与人之间包括体力、智力、性别、年龄、出身、财富、权势、品质等诸多方面事实上的不一致或不平等绝对化，从而为君王提供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绝对理由。
孟子还倡导官员“为民父母”。按照孟子的孝道观念，作为“枝叶”的子女再“贵”，也“贵”不过自己的“本根”——父母。孟子以大舜王在“父顽母嚚”的情况下依然能做到“大孝”，特别强调“哪怕父母对子女不慈，子女也得对父母尽孝”。这样一来，在官“为民父母”的情况下，民何贵之有？孟子鼓吹“无君”就是“禽兽”，这个“君”肯定不可能“轻”，倒不如说就像父母一样属于最“贵”的目的性之“本”。至于今天中国许多人在送礼行贿时爱说“孝敬领导”，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民贵”乃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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