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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汉初《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里提出了与诗歌某种艺术风格有关的问题。郑玄解释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这是要求诗人创作可以规讽统治者，但必须通过委婉曲折的方式，而不要过于切直刻露，以维护君主的尊严和权威。而委婉曲折地运用“譬喻不斥言”的比兴手法乃是重要的艺术手段，涉及诗歌创作表现方法的问题，也可以说，“主文谲谏”云云，实际是儒家“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另一种说法。孔颖达《礼记正义》释“温柔敦厚”云：“诗依违谲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于此可见，不管是《诗大序》的“主文谲谏”，还是《礼记·经解》篇的“温柔敦厚”，都同样要求“依违讽谏”。所谓“依违”，就是“谐和不相乖离”的意思（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实际又与艺术美学的“谐和”原则相联系，寓含具体的思想内容和特殊的审美要求：一是思想内容上的“谐和”，一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艺术“谐和”。思想与艺术的两种“谐和”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政治“谐和”原则看，诗可以讽谏，上可“风化”下，下也可以“风刺”上，要求诗歌联系社会，讽刺时政。但是这种批判现实精神是有条件限制的，汉儒之“风刺”，又必须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原则，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批判揭露，不能伤害君主的尊严与权威，而是通过委婉含蓄之辞，寄托忠心讽谏之意，以便在统治阶级内部达到调整关系、维护团结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这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思想“谐和”，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不准许诗歌的愤怒发泄与正面的暴露批判，这就限制诗歌批判现实的斗争意义，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因而在历史上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抗争与批判。而从审美角度言：“主文谲谏”又强调艺术“谐和”，要求通过比兴艺术来达到含蓄表达、委婉讽谏的目的，艺术风格要求含蓄蕴藉、委婉入情。因为诗歌艺术的谐和，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易于引起感情上的共鸣，于是就能从艺术上谐和，进一步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产生“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礼记·乐记》）的巨大社会作用，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从积极方面看，艺术“谐和”要求含蓄委婉，“譬喻不斥言”，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某种程度上符合艺术思维规律，提高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效能；但片面追求温柔敦厚、委婉含蓄，把“主文谲谏”当成唯一正确的艺术模式，一概反对并压抑炽热感情的倾泻，排斥意气奔腾的豪放之作，又会对批评与创作产生不利的作用。所以明末陈子龙《诗论》直斥之为“小人以文章杀人也”，可见其理论的局限性。参见“温柔敦厚”条。（蒋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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