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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马识途 ——答北大网友的质疑·马贺山 首先，我非常感谢北大中文论坛的网友对【莱丘铭】的质疑和关注，让我有机会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番，沈老还把闻霏先生的【《莱丘铭》商榷】一文贴了上来，让我回答一下，遵命不如从命，我按闻霏先生的【《莱丘铭》商榷】的顺序，择要谈谈我的看法。 《莱丘铭》商榷 闻 霏 据连云港市《苍梧晚报》2007年9月18日A-8版转载《江南晚报》一则消息称：“日前，锡山过氏续修十三巡宗谱时，有重大发现：查阅明洪武甲子年（1584年）首巡锡山过氏宗谱时，发现一篇夏代168字古文《莱丘铭》（又称《东莱山铭》）。”经北京古文专家译出，《莱丘铭》成文具名日期为“夏帝乙亥岁冬东曜日。”署名为“孤孩悻、岿呼嚎祈祷刺血书铭”。此外，《江南晚报》消息还简介了《莱丘铭》经专家考证的过程，并称其“对中国文字起源有重大研究价值”，云云。 由于这则消息的内容涉及夏立国不久夷夏之间一些史事纠葛、夏朝世系以及夏朝是否已有文字等诸多问题，本人不揣冒味，提出如下一些看法，以商榷于有关专家。 一、关于历史上的过、戈两君 《江南晚报》消息称：“据《史记·夏本纪第二》载：4100年前，夏禹封本族人为过君，在今山东莱州建过国。后被叛逆寒浞篡权追杀，过、戈两君在东莱山自尽。40多年后，过悻和戈岿协助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灭寒浞复国。” 然检索《史记·夏本纪第二》通篇却绝无此事的任何记载！ 【马评：《史记·夏本纪第二》中，确实无此段历史记载，但太史公不记载，不应作为这段历史不存在的依据，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被史官全部记录下来，即使是最全面的历史，也会挂一漏万，这非常正常。《史记·夏本纪第二》对夏朝历史的记载，是粗线条的概括性的记录，它不可能将每个诸侯国的事情，都罗列其中，当时夏朝有万国之多。因此以此为标准，说大禹对过、戈二君封疆建国兴亡史，不存在，是不妥当的，是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作法。】 过、戈两氏是否与夏禹为本族，有血缘关系，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处浇于过”所引《路史·国民纪》谓：“夏之有过，乃猗姓国”；复又引“隐公七年”孔（颖达）疏及《急就篇注》引《世本·氏姓篇》及《潜夫论·志氏姓》皆谓“过，任姓”。故知，过国与夏族非一姓，无宗族血缘关系；“处豷于戈”，引杜（预）谓：“在宋、郑间”，也未指其为与夏族同姓，有血缘关系，此其一。 【马评：此丫头非彼丫头也。在这里，闻霏先生将前后两个过、戈国君混为一谈，先提出过、戈两氏是否与夏禹为本族，有血缘关系，然后再举出“夏之有过，乃猗姓国”；“过，任姓”的例子。”处浇于过,处豷于戈，不知闻霏先生是有意为之，还是装糊涂，为什么要将两个敌对的有先有后的过、戈国王，搅合在一起？让读者分不清他们到底姓什么，反正会造成跟大禹姒姓都不沾边的错觉。】 其二，如果将“处”字理解为“安置”，则被灭国的原过、戈两氏所处之地的新的过君和戈君，据《左传·襄公四年》乃寒促杀后羿代夏之前，因羿之室（嫔妃）而生的奡和豷，更谈不上与夏的族姓有丝毫瓜葛。 【马评：其手法如上，仍在玩文字游戏，实际上大禹封疆建国的原过国国君是过灌和戈国君戈寻，这是兄弟二人，他们以国为姓，其父亲是姒邰，与大禹同姓，同一家族，这有书为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云：“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集解贾逵：“过，国名也。”○索隐过音戈。寒浞之子浇所封国也，猗姓国。晋地道记曰：“东莱掖县有过乡，北有过城，古过国也。”杀斟灌以伐斟寻，◇集解斟灌，斟寻，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国，故曰杀夏后相也。○索隐斟灌、斟寻夏同姓，贾氏据系本而知也。案：地理志北海寿光县，应劭曰“古斟灌亭是也”。平寿县，复云“古北镋寻，禹后，今镋城是也”。然“镋”与“斟”同。”而寒浞之子浇和殪则是后来的篡国之徒，姓猗姓，与夏后氏姒姓不沾边。至于过灌戈寻的后人，为什么又姓了任姓，完全是在生死关头，隐名埋姓，免于仇人追杀的结果。这一点【莱丘铭】里，讲的很清楚，闻霏先生不知任姓的来龙去脉，显然没有读过【莱丘铭】，或读过【莱丘铭】，不够仔细。 另外非常精通史记的闻霏先生对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伍子胥的这段名言不会不清楚，里面讲的“◇集解斟灌，斟寻，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国，故曰杀夏后相也。”也不会看不到，是有意回避吧。】 其三，《左传·襄公四年》还记载了帝相为浇所灭，其妃后缗已有身孕，归娘家有仍，生少康。夏的旧臣靡协助少康自有鬲氏收斟寻、斟灌之“烬”（即遗民），杀寒促，立少康得以复国。何来有过悻与戈岿之功？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浇即《论语·宪问》奡荡舟”之奡，即《说文》豷下之“敖”，浇音傲，是知为同一人。杀帝相者奡也，如果说是由寒浞在过地所安置的新君过，此“过君”非但不是少康复国的有功之臣，却实在是颠复夏的千古罪人！ 【马评：闻霏先生在这里转述了《左传·襄公四年》的一段内容，说“夏的旧臣靡协助少康自有鬲氏收斟寻、斟灌之“烬”（即遗民），杀寒促，立少康得以复国。”闻霏先生不知道斟寻【即戈寻】的后人【儿子】是戈岿，斟灌的后人【儿子】是过悻，才出现了下面那句最愚蠢的反问，何来有过悻与戈岿之功？这种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事情，屡屡发生，可谓奇文也。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把{左传·襄公四年}的原文节录下面：《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有穷，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于弟子，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使赂于外，愚弃其民而虞羿于田，树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尤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鄩xun，处浇于过，处豷yi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言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氏遂亡，失人故也。”这段文字记述清楚明白，为我们提供了夏朝及过国、戈国的兴亡史。】 所谓“后被叛逆寒浞所追杀，过、戈两君在东莱山自尽”一说，遍索文献，实无此记载。《夏本纪第二》于此只是排列帝王世统：“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而对《左传》所记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寒促杀后羿于穷石，以及因羿室而生奡（浇）及豷等历史事件无一字提及。为此司马贞“索隐”曾批评《史记》“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张守节“正义”也持同样观点，批评道：“按：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纪不说，亦马迁所为疏略也。”故称援引《史记》本系子虚乌有空穴之谈。 【马评：所谓“遍索文献，实无此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闻霏先生对文献并没有遍索，我可以提供如下文献记录，说明他索的不够： 1，《史记索隐》据《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 2， 《史记正义》引《帝王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於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於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寻二国馀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於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 3， 《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 4，《书序》：“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另外在【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里，太史公借伍子胥之口，也说明了这段历史，他写道：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①，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②，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③，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④。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⑤。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⑥，有众一旅⑦。后遂收夏众⑧，抚其官职⑨。使人诱之⑩，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11)。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相(12)，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13)。 从以上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清楚寒浞“杀斟灌以伐斟寻③，灭夏后帝相”之事，还清楚少康兴国中的很多细节，并写进了【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之内，至于太史公为什么不将此段历史写进【夏本纪第二】里，自有他的缘由及道理，总之，他已经把此事写进了【史记】里，白纸黑字，铁板钉钉，而并非象闻霏先生所言，“故称援引《史记》本系子虚乌有空穴之谈。” 二、关于夏代的纪年 “消息”引文中出现“夏帝乙亥”这样一个类似王朝纪年的表述，我们姑暂议之。为了论述所需，我们不得不将商、周两朝与夏朝“捆绑”在一起讨论。夏商两朝，无论从现有的文献看，还是考证地下出土文物，均无以帝号纪年之法。我们知道，中国最早出现纪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庚申），即公元前841年。张守节《史记·周本纪第四》“正义”引《鲁连子》云：“共和名伯，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以此，根据《史记》“本纪”所载各王在位年数上推“共和”前十王，则可全知周朝世系。《史记·周本纪第四》所载与此不同，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和立为王，是为宣王。”以上两则史料告诉我们，无论是共伯和掌政之“共和”，还是召、周二人以相行政之“共和”，均是君主暂不在位时，由他们摄政之事的纪年，而非后世帝王年号。且还政于宣王后，史书仍袭称某王某年。 再看商朝。现通行的《中国历代纪元表》所标示，自商汤历太丁、外丙、中壬……至帝辛（纣），除汤是人名外，有商一朝凡三十一王之名均为庙号。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将甲骨文考古材料运用于史学考订，确认了《史记》所列殷商三十一王是可信的。发现最早标示所谓“帝号”的《后》25.9甲骨：“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即阳甲、盘庚、小辛三位祖先所享祭的均为一头公牛。此片所记乃武丁时祭祀这三位先人的庙号称谓。罗振玉考订为“皆小乙之兄，而武丁诸父也”（殷人称父辈兄弟皆曰：父，并多次实行兄终弟及制）。由此可证，殷商无以“商帝”作年号之谓。甲骨文中有“大邑商”卜辞，那不过是殷人对自己民族的自诩之辞，与年号无涉。 那末夏朝呢？ 由于我们迄今为止尚无一件出土的实物资料可以映证夏朝的世系，所能依据者只能靠文献资料。《史记·夏本纪第二》所称禹、启时始用“帝”称之，“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其后，凡十六王皆沿袭此例，于帝字后附其名。或问 “夏后”者何？按，此夏后乃夏族之总名，如黄帝号轩辕氏，炎帝号神农氏，尧帝号陶唐氏，舜帝号有虞氏。《夏本纪第二》开篇有“夏禹”之谓。南朝宋·裴骃“集解”曰：“受禅成功曰禹”；唐·张守节“正义”曰：“夏者，帝禹封国号也。”二说皆不以“夏禹”为年号。其实，对于有夏一代，这种称谓并非司马迁的发明。唐·司马贞“索隐”引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所谓“天下之号”，乃古史传说中的国号，而非年号。 夏帝是指谁呢？谁都不是。夏有十八帝，究竟是那一帝呢？其实无所指！ “消息”所引的所谓成文具名日期是： 夏帝乙亥岁冬东曜日 夏帝既乃无所指之“帝”，则乙亥这一干支纪年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过，我们倒是有兴趣讨论一下中国古代干支纪年问题。按《中国历代纪元表》，商代从武乙起始有干支纪年，为甲寅（公元前1147年）。武乙之前上推至有夏一代均无干支纪年之例。而干支纪年自武乙以后则必须与某商王庙号相对应，否则，便无任何价值。如武丁乙丑（公元前1112年）是说武丁即位之年（元年）。所谓“夏帝”，既非夏朝某一“帝”的确指，则乙亥无异于虚设。又，据甲骨文，殷商以“祀”纪年，这与商王在一年中不断举行祭祀有关。商王在一年内根据不同的季节时间按规定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一年内的祭祀完毕，称“一祀”，故“祀”可表示年，一祀就是一年，二祀就是二年，依此可类推。如《后》上20.12：“隹（唯）王二祀”；《前》3.28：“隹（唯）王五祀”等。这个祀相当已过去的年数。 商代纪日亦以干支法，一般用作记录占卜的具体日期。如：壬寅卜，宾贞，王往氏众 于囧；“甲辰卜，商受年”；“丁卯卜，王大获鱼”……等等举不枚举。至于“岁”，甲骨文有两义。一表示年岁。如前所述，甲骨文纪年，一般称“祀”，但偶也有称“岁”的。如《文》547：“乙丑卜，王贞，今岁受年。十二月”；《金》277：“癸丑卜贞，今岁亡（无）大水？其又（有）大水？”岁的初谊表示年岁，转引申为表示一年的时间；二表示祭祀，乃一种祭法，作行为动词。如《粹》896：“出入日，岁。三年。”此处“岁”作岁祭讲。联系“消息”所引“乙亥”后有“岁”字，即使退一万步，以商代的岁字用于夏代作年讲，那末，乙亥岁究竟是哪一年呢？百思而不得其解！又何来冒出一个由北京那位专家生推算出来的“夏帝乙亥岁”为公元前2003年呢？专家先生用何种妙法，是如此精确地算出这一年代的，我们倒是十分想请教。 然而，任何一个历史的结论，都是要有科学依据，并且是要经得住人们评说与推敲的。由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领衔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解决了夏、商断代的大体年代和商、周断代的确定年代问题。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纪年法也只推到商代武乙甲寅，即公元前1147年。而武乙之前直到夏代诸帝的纪年，至今仍是空白，如果《莱丘铭》的发现确实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干支纪年推到公元前2003年，岂不是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历法学上的一大幸事？ 【马评：这一大段所用资料，具体、详实，在下很认真的学习过了。闻霏先生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即夏代不可能出现纪年，更不可能出现“夏帝乙亥”这样似是而非的纪年，他说：“夏帝是指谁呢？谁都不是。夏有十八帝，究竟是那一帝呢？其实无所指！” 实际上，闻霏先生并没有看一看【莱丘铭】原文，只凭江南晚报的一条消息，就无的放矢的大发议论，实际上，这样写评论，还不够认真和严谨，如果他看一看原文，也许就不会如此慷慨激动了,【莱丘铭】的结尾夏帝后面还有一个“相”字。 闻霏先生以商朝无纪年，来证明夏朝也应该无纪年，实际上这种推论不成立，也不符合逻辑，为什么？其中必有缘故。 闻霏先生认为夏朝不会有纪年，有，则是后代人编的，无，才真实，因为夏朝历史上，没有先例。 其实看一看【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你就会清楚，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和纪年的明证。 三、关于“冬”字 再说紧接“岁”字后面的“冬”字。 冬字在甲骨文中不是表示季节的冬季之冬。 从甲骨文材料看，直到商代中期我国上古先民尚无四时之分，只有春秋之别。春季从当年九月至次年四月，大体上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冬春两季。如《前》4.6.6:“贞，今春受年？九月。”甲骨文中确也有冬字，见五期库664，作 ，对此字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余文以为像即将从树叉上滴尽的小水珠，故含终结、终了义。卜辞用冬作终。见《丙》71.73：“丙辰卜， 贞：实隹（唯）其冬兹邑？”——丙辰这天问卜：上帝会终（冬）绝商王朝吗？《说文》虽讲四时，也认为冬含终义：“冬，四时尽也”段注：“广韵云，终，极也。穷也。竟也。其义皆作冬，冬者四时尽也。故引申之义如此。”上古冬、终同隶冬部，冬读如“终”。冬表示季节出现在金文中，已是春秋时代，如《商鞅量》：“冬十二月乙酋。”《春秋》、《左传》已通用春夏秋冬四时。大约是从商代晚期，四时的季节概念就开始酝酿了，历西周至春秋而臻完备。但在商代中期（以武丁为限）上推至夏，绝对不会有四时概念。故上古冬字，只能作终了讲。如是，则“乙亥岁冬”又生出歧义了。因为冬在甲骨文中是作为动宾结构的动词终结、终了讲，其后面必置一宾语。如《存下》76：“辛未卜，丙翊壬申启，壬（任）冬（终）日。”直到春秋时仍依此语法结构，如《蔡侯盘》：“永保用之，冬岁无疆。”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四章有“飘风不冬朝，暴雨不冬日”句，冬也是作终结、终了讲。以此类推，所谓“岁冬”不可能是春秋前的文体，至于与春秋相隔1700多年夏初，就更无从谈起了。 “东曜日”三字作何解？ 曜，甲骨文、金文均未见此字，甚至连《说文》也未收此字。余文以为此三字后人伪造的痕迹特别明显。按《诗·桧风·羔裘》：“日出有曜。”此曜字与《说文》所收“燿”字可通，皆为光耀、明亮义。东汉张衡《灵宪》：“文曜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迟者睹于东，睹于东属阳。”日、月与木、火、土、金、水五星古称“七曜。”所谓“天道者，贵顺也。”系指以上五星按自北向西向南向东再回到北方，沿着星宿的正方向依次排列运行，同时又无其它星掺杂其间，称作顺。按此方向，依次为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正对应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顺序，这就是顺，属阳，于命为吉。此乃战国秦汉间阴阳五行家运用占星术，以星象附会人事的一套把戏，“东曜日”显然是从这里刻意套用出来的。以为“睹于东属阳”，吉也。然而，这种伪造同时也就露出了马脚，反而证明它无论怎么说，也不是夏代的东西。 关于后面的“孤孩悻……”署名落款，已无须辩析了。“东曜日”既已作伪在前，“孤孩悻……”定是做假在后。且其中除“呼、祈、祷”三字甲骨文有之，余皆汉及汉以后的新造字，将其忽悠成“夏代文字”，实在也太牵强了罢。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析之。 【马评：冬作冬或终解都可，东曜日的曜字作明亮解或七星本义，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存在作伪作假的问题】 四、关于“治水碑”的真伪 《江南晚报》消息报道称：《莱丘铭》成书在夏代“少康中兴”的历史事件时期。据专家考证《莱丘铭》的文体与湖南衡山岣嵝峰上夏禹亲书《治水碑》相同，称“岣嵝文”。 关于《治水碑》，金石史上早有所闻。传南宋嘉定中（公元1208-1225），一名叫何致的人曾到衡山密云峰寻得此刻，因年代久远，字迹漶漫，难以辨认，乃用手摸之摹写而成，凡七十二字，后镌刻成碑。字体似缪篆，又似符箓，以为上古之文字，遂附会为《史记》所载大禹治水至衡山所刻赞禹绩的《治水碑》。衡山因其主峰曰岣嵝峰，而“岣嵝谓之衡山”（《尔雅》），故是碑又名岣嵝碑，其文体称“岣嵝文”。以上是中国金石史上的一段公案。然今人曹锦炎早在多年前就在《文物研究》总第五辑上发表文章，考证为战国时越国刻石，作者为后来继承王位的朱句，刻于公元前456年。刻辞内容是祭祀南岳衡山之神，而与大禹治水史事毫无关联。何致摹刻之碑早已亡轶，今昆明、成都、绍兴，当涂及西安碑林等处，皆有据何致摹刻拓本所刻的“治水碑”。此刻字形极象春秋战国时朗吴、楚、越一带的“鸟形文字”，是在西周金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富有装饰趣味的区域性文字。此正反证出《莱丘铭》如果真如专家所论定的与“治水碑”的岣嵝文文体相同，比勘这下，其时代也早不过春秋。此其一。其二，按：即姑以春秋-战国时期论之，《莱山铭》既然出在山东东莱山，显然与衡山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两个不同文化区域。东莱山属齐地，齐地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字体风格与中原几无异，而绝不是南方吴、越、楚一带的“岣嵝”文体。即便设定《莱山铭》是春秋-战国时作品，怎么可以刻在齐地，却使用吴、越、楚地区使用的字体呢？ 【马评：关于治水碑的真伪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看来今天的学人很少认为是真碑，换句话说，是伪碑无疑。为什么，因为主流观点认为：商朝武丁以前的文字，尚未发现，它不可能是夏代的碑文，另外还有曹锦炎先生的释文在，他认为是越王朱句的功德碑。 我认为，评价禹王碑的真伪问题，主要看它的文字，是不是夏篆?是不是蝌蚪篆？因为夏篆或蝌蚪篆，是夏朝文字的主要时代特征，夏篆就是夏朝的官方文字，而商朝甲骨文则是民间俗体字，裘锡圭先生称为商朝甲骨文是特殊的民间俗体字，按理说，甲骨文是商王的卜辞，应该用商朝的官方文字，为什么不用，我可以告诉你，商朝没有官方文字，那些为商王进行占卜、往龟甲上写字、刻字的人，很可能都是夏人，夏人的文化文明程度，要比商人高很多，商朝没有官方文字不能说夏朝也应该没有官方文字，正如商朝没有纪年，不能说夏朝也不应该有纪年一样。 评价禹王碑的真伪问题，主要研究文字的演变过程，要拿【禹王碑】的文字与商朝甲骨文，商周金文进行比对，进行反复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非几句能讲清楚，为了弄清【禹王碑】的真伪，我曾用了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它，结果我发现【禹王碑】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伪碑，它是蝌蚪文，也称蝌蚪篆，被古人定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从虞夏商周到孔子时代，还在使用，而【莱丘铭】也是蝌蚪文，与【禹王碑】不谋而合，这绝不是巧合，是必然，他们都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如果闻君不信，不妨一试身手，切不可拿曹锦炎先生的破译说事，况且，他的破译是张冠李戴，南辕北辙。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既然，你要认定它的真伪，你就要亲自释解一遍，结论应该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 五、关于夏代是否有文字 关于中国文字的发明，所谓“苍颉造字说”因其不符合历史科学，早已无人相信。但若论“苍颉造字”属于古史传说的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左右）。则有很大的讨论余地。这个时期前后的西安半坡、临潼姜案、甘肃马家窑、青海柳湾、浙江良渚、上海马桥、山东莒县凌阳等多处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被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学术前辈考证为中国文字的起源。讲到夏代，《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是说与夏代同时的“殷先人”是“有典有册”的。所谓“典册”也就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此证明夏代时可能已有初步的文字，以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言，可以推断夏商之间有一个文字初创至比较成熟的历史空间。然而当我们尚没有科学的考古资料来证明确切的夏代文字时，像《莱丘铭》这样一看便让人识别到无论在遣词造字，还是在语法文理方面都十分近似汉代以后的“铭文”一类的东西，可以肯定绝非夏代文字所书写的。 既是文字，必须具备约定共识并在一个大的地域范围内流通使用的条件。否则便不算文字，或只能算作符号，至多为所谓“族徽”。郭沫若先生论及半坡彩陶刻画符号时说过：“刻画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文字的孑遗。”（《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半坡刻画符号距今6000多年，郭老称之为“起源”未尝不可。但“起源”不同于“始源”，始源意指真正创制文字的开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字的出现标志文明的诞生，唯有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夏朝能当此历史重任。夏代之前，目前有迹可寻的有两个资料，一是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的“文字”，刻在一件大平底盆底部的残片内面，其考古学年代为距今4200-4100（见奕丰实《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报告》），接近夏的初建年代，地属禹迹所至的兖州（《史记》作沇州），地近同属《禹贡》九州之一的青州（东莱山属青州之地）。此片陶文计5行11字，专家认为“比大汶口文化单个出现的刻画符号显得更为进步”，然多用连笔，其形体结构类似于后世的行草，而与九百年后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有很大差异。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是一种“俗体”文字；裘锡圭先生则认为“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另有一例是采集到的良渚文化的一件黑陶罐，其罐口环刻有8个字体符号，李学勤先生试释为“朱 戋石，网虎石封。”意思是说朱 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用网捕虎；良渚文化另有几片刻画符号的陶片，在此不烦多举（见黄懿隆《〈山海经〉》考古——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一文）。良渚文化晚期盛行黑陶，以此可知此陶片大约距今4300-4100年，甚至还要更晚一点，时间上已接近夏王朝建立之时。以上两例说明，在夏立国之前，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同体可能都在“酝酿”文字，而夏的立国，以其强势的奴隶制国家力量，汇聚各地的成果而开始统一的文字初创是极可能的。但既是初创，就不可能成熟；既是初创，就不可能十分普及；既是初创，字形、字体、语法、修辞诸功能就不可能像后世那样完备。如果像“夏帝乙亥岁冬……”这类文字和句式出现在夏代，那商代的甲骨卜辞岂不大大地倒退了么？还谈得上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吗？将这样一种连当代人都一看就明白的文句，硬要套到夏代，未免有点滑稽，且不用说它所编造出来的“历史故事”与学术界熟知的历史文献是如何的相悖了。 【马评：自古以来，信者则信，疑者则疑 学术争鸣，齐头并进。在学术观点上，如果都达到了高度一致，那正是问题所在，不正常。我认为，闻霏先生能向专家质疑，谈出了他的看法，很好，尽管他的看法不太精当，都是从别人那儿贩来的，但直率可嘉。如关于夏代是否有文字开头所讲：关于中国文字的发明，所谓“苍颉造字说”因其不符合历史科学，早已无人相信。这话说得很绝对，认为没有人相信仓颉造字，它不符合历史科学。其实，他说错了，我就相信仓颉造字，我不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劳动人民造字的极左观点，更不相信商朝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的说法。原来闻霏先生是一个四十年派，四十年派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否定仓颉造字，千方百计的诋毁仓颉造字，认为仓颉造字不可信，文字是劳动人民造的；四十年派的特征之二就是拿不是文字的东西，当文字研究，一研究就是40年；无任何成果，还要继续研究，最后一个特征是认为夏朝既使有文字，它也要比商朝甲骨文还原始、还落后，还简单。闻霏先生正是这样，他说：“但既是初创，就不可能成熟；既是初创，就不可能十分普及；既是初创，字形、字体、语法、修辞诸功能就不可能像后世那样完备。如果像“夏帝乙亥岁冬……”这类文字和句式出现在夏代，那商代的甲骨卜辞岂不大大地倒退了么？”正如闻霏先生所言，商代的甲骨卜辞正是大大地倒退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商朝武丁以前，没有发现成文历史，为什么夏朝有那么多的成文历史，流传于世，【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用“伪书”、 “后人伪托”来信口雌黄，不会令人信服。 我曾说过：“商朝甲骨文就像一个带尾巴的毛孩儿。”是说商朝文字在文化上，曾出现过一个倒退的返祖现象，不了解这个发展变化过程，要发现夏朝文字是不可能的，君不见四十年派的领军人物，率领一大批队伍，从半坡遗址，到二里头遗址，再到大汶口遗址，再到双墩遗址，再到贾湖遗址，拿不是文字的东西当作文字研究，这才是真正的滑稽！】 2011年7月20日写于烟台东海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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