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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晋书·刘琨祖逖传》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是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则掌管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也许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抑为贪乱者矣”。祖逖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为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的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名声并不那么好听。 八王之乱开始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用身体护住晋惠帝，他的血溅在惠帝的身上，史书上写道，这时“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身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的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年）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实际上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想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命运，将全然改变。 二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相当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的爆发也极其强劲。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并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东赢公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逃离并州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的点出此时并州人的心境，叫做“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实际上是在转战前进。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也许略微夸张的说到，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终于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的人士，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 刘琨《扶风歌》：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自己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在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的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高明而龌龊的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此刻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就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的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其他民族的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三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御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要部分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心理的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刘琨即使充满同情心，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年），在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面对匈奴人的进攻，很明显，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一起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逃进了常山，而他的父母全部遇害。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是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则掌管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也许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抑为贪乱者矣”。祖逖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为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 这段让我想到《九州》里面的姬野和吕归尘了，乱世枭杰的碰撞总会催生某些看似随口说出的预言。喜欢祖逖的豪气。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终于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的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相当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实际上都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干这种营生。尤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关键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祖逖重新渡江北上，船到江心，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们，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的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并州的局势错综复杂。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代郡、上谷、广宁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能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王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不是腐儒所能够知道的。”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出兵前石勒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316年，刘琨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鲜卑人段匹磾，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就像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位文人气质浓郁的政治家一样，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五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祖逖的军队和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方刚刚开始的时候，看来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的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这一次，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事实上，祖逖的做法是“听（任）互市”，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 如不提对张平、樊雅之战的艰苦；又如太兴二年对石虎的一战，在《祖逖传》与《石勒载记》中，对胜负记录完全相反。]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 晋成帝咸康四年，太常蔡谟的议论：“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界，胡来攻，豫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此时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互市，获益是显而易见的，更没有理由拒绝。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神经质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 比如咸和八年（333年），石勒遣使到建康修好，晋政府就焚烧了他的礼物。]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晋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六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刘琨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年）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两年之前，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在战场上多次的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磾。刘琨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热烈的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磾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大体上该算一个正直的好人，但是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 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颂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赠卢谌》。以后一千多年里这首诗令许多读者感动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的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挖按：指其中所用的一些典故），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 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磾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晋政府。段匹磾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磾。最终，经研究决定，东晋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七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那就更不可能。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事情，却几乎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历史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历史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茄，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心里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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