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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统治者通过武力征伐和诏谕招抚两种手段，征服了西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但由于这些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内陆，加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有差异，如采用与内陆划一的统治方式是难以奏效的。如公元1253年忽必烈征服大理后，降服了境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但因委任官员有所失宜，使当地居民甚为不安。  公元1264年，滇中地区便爆发了以僰僧舍利畏领导的三十万各族人民大起义。舍利畏说:“蒙古系北虏，否等南蛮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起义的原因除了云南都元帅宝合丁等实行专制统治，不善于抚辑外，民族矛盾也是促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蒙古统治者改用当地民族上层为官，即土官进行统治的办法，既能减少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直接冲突，又能把这些地区加以有效地控制。 在西南地区任命的最早土官为摩些首领麦氏。蒙古军于公元1253年进攻大理时，路经丽江一帯，摩些首领麦良内附，以之为察罕章管民官，从征大理时升为副元帅，赐虎符金牌。蒙军攻下大理后，得知其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于是对至死不降的实权派高祥，追斩于姚州(今云南姚安)，而对大理国主段兴智却虏而放之，并委以重任，命主国事，段氏遂成为云南境内最大的土官。随着蒙古统治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深入，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也都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土官，成为元政权在当地统治的基础。  一、土官的职类行中书省土官有，白族土官信苴日任参知政事;其后人段功因平息红巾军起义有功，任命为省平章政事；白族土官高阿康任行省参政;高寿任行省左丞。在天历兵变之时，彝族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行省参知政事;实ト、月鲁帖木儿任行省官员。元朝的土官虽为行省官员，但只能以参镇(政)之名，自镇其土，毫无实权。 宣慰司土官，据《元史・百官志》载:
可知，宣慰司是设于行省和郡县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多设于边徼重地，为元代始创。宣慰司的长官宣慰使多由少数民族担任，白族的信苴日、段阿庆，彝族的漂末、禄余、举宗、安氏，苗族的杨赛因不花，鄂西容美土官田旻，湖南田氏等都曾担任过此种职务。  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土官，据《元史・百官志》载:
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是宣慰司之下的行政机构，云南设有丽江路军民宣抚司、金齿等处宣抚司，广南西路宣抚司和湖广的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播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乾宁军民安抚司等。 路总管府土官有，大理段氏自信苴日到段明，共有十一代世袭大理路总管。此外，还有车里路总管寒赛、东川路总管普折、元江路总管普双、建昌路总管阿宗、通西路总管缅吉、普安路总管阿宋、普定路总管适姑、姚安路土官高明等。  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县丞。见于记载的很多，如湖广行省的鄂西散毛府覃氏、乖西府知府阿马，云南行省顺宁府土知府猛氏、北胜府知府高俊、腾冲知府高救、普定知府容苴等。任土知州的有，江州知州弄景、马龙州知州罗苴、通安州知州麦兀、威远州知州阿只步、顺州知州自瞠等等。土知县有研和县的龙锸、广通县的长寿、通泉县的易陬等。 土巡检、土千户、土酋吏，作为行政基层组织，由少数民族担任土官则更为普遍。据统计，属陕西行中书省管辖的有，宣抚司二，安抚司一，招讨司五;属四川行中书省的有，宣抚司四，安抚司三，总管府一，长官司三十ー；属云南行中书省的有，宣抚司四，军民总管府十二，安抚司三。路九，军民府十六，土知府知州九及其他蛮夷长官司;属湖广行中书省的有，宣慰司二，宣抚司一，安抚司十四，土府五，土州五十六。土县一，长官司三百六十四。担任土官的少数民族有，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蒲人、苗族、仡佬族、壮族、土家族等。  二、土官的职责土官作为元朝政府委派在当地进行统治的官员，其首要职责是维护元政府在当地的统治，保证中央的各项政令能在当地推行。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族各地土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其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其职责有几点是共同的。一是维护当地的统治秩序，配合元朝政府对作乱者进行镇压。如大理总管段氏在镇压舍利畏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播州土官杨赛因不花镇压了蛇节、宋隆济起义。 二是负责在当地征收租赋。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纳速刺丁曾率军在金齿等地“诏定租赋，立站递，设卫送军”，大理金齿宣慰司的官吏罗文节就曾到干崖(今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境内)征收赋金。三是须亲自按时到京朝觐，贡献方物。大理总管从段实(信苴日)到其子段阿庆，就曾“始终七觐阙廷，赏赉无算”，其他土官入朝的记载也很多。进贡的方物多是地方的特产，有金银、马匹、驯象等。方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一定的规定，元朝把此作为考査土官忠实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云南姚州府土官高明于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进京人，“文宗皇帝嘉其世济忠孝，自远述职……命升姚州为姚安路，明为姚安路军民总管。”  四是听从中央的调遣，派兵从征。爨军，摩些军，思、播、叙诸郡及亦奚不薛诸蛮，罗罗斯军都曾随军从征缅国。五是修筑道路，设立驿站，屯田垦殖。乌蒙路总管阿牟曾以置立驿站，修治道路而被朝廷命诏;建昌路女土官沙智因治道立站有功也受到元廷的嘉奖。 三、土官制的历史作用元代的土官制，是在秦、汉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但较前有很大差异。首先是朝廷对土官的管理，比前代要严密。它不仅要求少数民族酋长对朝延表示臣服，缴纳贡赋，而且由行省通过土官对其地进行实际管理，并派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进行监督。如在云南省则有宗王坐镇一方。第二是朝廷对土官的控制，除用封官、赏赐、召见、联姻等多种方式进行拉拢利诱外，又从各方面对其权势加以限制和削弱。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使元朝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逐渐深入和巩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皆纳入中央王朝控制的轨道。  元朝统治者深知“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所以允许土官世袭相传，即土官病故，由儿子或侄儿、兄弟继承，无后裔则由妻子承袭夫职，确无其继承者，则按照当地风俗选有能力者担任。在管理上，则松于内陆流官，据《元史·刑法志》记载：
由于土官制度能适应当地少数民族实际情况，西南地区的政局不仅很快稳定下来，直到元朝灭亡之时，未再出现过独立政权。即使在元中叶以后，云南最大的土官段氏乘机坐大，发展到与梁王分域构隙的地步，也只是作为元朝大理路总管与元廷共存亡。四川湖广行省的情况与云南类同。可以说，土官制度在巩固祖国统一，稳定边疆，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促进其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明、清两代土官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1、诸葛元声《滇史》 2、《元史·地理志》卷9 3、《元史·信苴日传》卷166，第391页 4、胡蔚本《南诏野史》 5、《元朝征缅录》 6、《土官底簿》 7、《元史・世祖本纪》卷10，第213页 8、《元史·文宗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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