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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逄 飞 中华文化是礼乐文化。 礼乐是人文教化的意思，含括着人心向善、移风易俗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礼乐最为繁盛、最为人所追忆向往的时期，孔子认为是周公时代。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天下，营建成周，制礼作乐，安抚万民。古圣人周公制礼作乐，是为要“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 周公之后五百年，正当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如何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孔子关切的核心问题。 当社会失去规范的时候，礼乐教化就会成为空洞的、虚浮的，人们只是用它来装点或者娱乐，是一种热闹和应付，所行只是桌子上的玉帛、架子上的钟鼓，一些没有内涵蕴义的形式。因为缺乏真诚实质的心情，人们开始逐渐的厌烦，僵化的条文规定渐渐模糊远去。这使孔子痛心不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说：“礼呀礼呀！说的是玉帛吗？乐啊乐啊！说的是钟鼓吗？” 直面惨淡的现实，孔子提出“仁”的主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爱精神，便无法继承和发扬礼乐。孔子要通过回归礼乐中本有的人文精神来使其重新焕发生机，生长出与时代、社会相适应的现实内容。 礼乐人文教化即是人的觉醒。礼乐皆本于心，皆因人情而起作，“礼”指向社会生活的形制，“乐”指向人文性的精神内容。“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以上《礼记·乐记》），礼以导顺，乐以感和，两者并言，作用一致。可以说，礼乐是一体，指向着人的意义世界，通贯着人的全部存在的精神性和社会性：一方面是个人身心修养，但同时更为重要的，也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之“生命共同体”的教治得失、化育成败。这样的礼乐绝不是为了“让人看”和“让人听”的礼乐，它有一种勃勃生气和内在力量，此即道德的精神感召与唤醒；同时，这种道德主体的自觉过程寻求社会形式（社群组织水平及社会结构化程度）的高度契合相应，“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礼记·乐记》），追求公共生活的适度和谐与最大福祉，这也是礼乐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 时光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单是出几本书、拍几部电影、搞几个文化工程，而是要回到“人性人心感格相交”的社会工作现场，修复社会心理，重建人文教化，使“道德理想”成为“社会的事情”，自觉地把礼乐人文教化作为社会工作的最高理念，在实践当中把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深度、紧密地结合起来——即充分考虑中华民族13亿人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背景，以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来观照中国社会建设的长远安排，同时以中国基层社会重建的推动来孕育中国文化的新生。 “道者，导也”，“政者，正也”，导之以正的礼乐人文教化既是高尚的道德精神事业，也是为政者治理社会的责任所在。 人心之困久矣；道之初始，今日正当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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