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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中的程千帆先生
人生中的幸福多半要靠奋斗和选择。经过奋斗，可能获得财富从而获得幸福。通过选择，可能享受爱情从而享受幸福。然而，有一种幸福，光靠奋斗和选择不一定能得到，它更多地要靠偶然和缘分，比如，碰到一个好老师。因为，一个好老师可能改变你的人生，影响你一辈子。一个好老师会给你树立一个好的典范，引导你好好工作，好好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好老师的真谛就在于“师范”二字。“师范”的作用，并不限于书本知识的讲授，而主要体现在言传身教上，体现在师生间的日常交往上。因此，学生对“师范”的体会要靠耳濡目染，要靠古人说的“亲炙”。以前读韩愈的《师说》，觉得他的“师道”观念倡导儒学正宗的味道太浓，似不及“师范”观念更切近“师”的意义。程先生的“师范”是多方面的，这里难以一一列举。我想仅就程先生“遗嘱”我们这些弟子“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这一点来谈谈个人的体会。我以为“敬业、乐群、勤奋、谦虚”这四个词，既是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是先生“师范”人生的精要写照。
1980年4月，程千帆与研究生同游栖霞山，左起：徐有富、张三夕、程千帆、莫砺锋。
1979年，我与莫砺锋、徐有富有幸成为先生恢复工作后的首批硕士研究生。记得先生在南大中文系小办公楼上与我们见面时的第一次谈话，他说：这次考我的研究生有好几十人，其中很多人给我写过信，寄过文章。你们三个都没有找过我，也没有给我寄过信，寄过文章。我取了你们，是严格按照你们的考试成绩。我们从今以后就是师生，这是一种缘分。接着，先生对我们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其中有两条至今依然记忆深刻，一是要创造学术记录，二是要敬业乐群。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讲“敬业乐群”。从第一次谈话到先生最后的遗嘱，可见“敬业乐群”四个字在先生心目中的重要性。“敬业乐群”出自《礼记·学记》。这四个字看似平常，但却是先生“师范”的首要处。先说“敬业”。这是一个关系到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大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人的敬业精神几乎丧失殆尽。直到今天，我认为仍然没有恢复到中国人应有的水平。更不用说与德国和日本人比了。敬业精神说到底是一个做事认不认真的问题。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永远的楷模。先生所敬之“业”可以分作学术事业和教育事业。先生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在学术研究上极为认真。可以《史通》研究为例。1985年我做博士论文时，先生将其线装《史通》批校本（共六册）借给我参考。这使我有机会领悟前辈学者是如何读书做学问的。先生不仅将向宗鲁先生过录的纪晓岚的《史通削繁》底本、杨守敬的批校及向氏本人的批语全部移录下来，而且还加上自己拾遗订误等方面的批校语。整个批校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三色笔的蝇头小楷，每一个字都是工工整整的。先生后来出版的《史通笺记》便是在这个批校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先生批校本最后有两行跋语：“丙戌夏，从赵幼文兄假得向校本，过录一通。同年秋，归省雅安，校张鼎思本讫。千帆记于小北街三十二号。”小北街当是成都的一条街。我在过录完先生批校本后也写了一个跋语，其中的一些话可见我当时对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敬业精神的理解：丙戌为公元一九四六年，时千帆师风华正茂。先生尝语余曰：此本可见其壮年最用功时治学痕迹。读者开卷即见蝇头小楷布满字里行间，丹黄墨绿充盈上下左右。余阅之深为叹服。非叹服其手段，叹服其精神矣。浮躁若我辈者，实难为此慢功细活。因现代化科研手段日新月异，此类耗时费力批校法或许不再适用，然积淀于此种古朴劳动方式中一丝不苟敬业精神却与世长存。余受惠于千帆先生者多矣，先生批校本即其一。昔在金陵写硕士论文，先生批校李雁湖注王荆公诗集曾使我受益匪浅；今作博士论文，先生批校史通又使我感慨至深。
现在看来，这段话对先生在学术上的敬业精神有所把握，但也有不妥之处，对于一些精读书而言，无论科研手段如何现货化，此类耗时费功之批校法仍将适用。敬业精神实际上体现在敬业手段之中。先生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比如《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虽然只是一部几万字的“小书”，但所考察的问题以及所参考的材料却是极其细密而广博的。这本书受到海内外专家的好评自在情理之中。我们极少看到先生论著有明显的错误或“硬伤”，就是在文字校勘上，先生都非常过细。先生每一本书出版时都送我们，并再三叮嘱我们，发现校对错误就记下来交给他，以便重印时改正。先生在教育事业上的敬业精神与他在学术上的敬业精神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会讲课的老师，先生的教学是一流的。先生不仅注意教学内容的学术性以及教学方法的艺术性，同时还注意教学秩序的严肃性。记得有一次先生给本科生讲八代诗选课时，有一个学生拿出报纸来看，先生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那个学生说：“这里不是百花书场，你要尊重老师的劳动，如果你不想上课可以出去！”那个学生脸红了，连忙把报纸收起来。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以后在大学讲台上也学习先生的这种精神。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是有名的。上交的作业一律要写得工工整整，如果写得潦草，要退回去重写。先生批改作业非常严肃认真，不放过一个错别字。如果学生连续写错同一个字，先生除在错字旁打上一个×，还要批道：“是哪一个老师教你这样写的？”论文中的引文出处，先生只要手边有书就会帮学生核对。先生的严格要求，使我们受到良好的训练，我们每次给先生交作业都非常小心，以致以后自己独立写文章也很谨慎。先生的严格训练使我们终身受益。
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除了“严”的一面外，还有“爱”的一面，而且我感觉“爱”的一面更加突出。用先生的话说就是：“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把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先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是全方位的。在学术上，先生指导弟子们选择研究课题和发展方向时总是耐心细致，“诲人不倦”。记得在准备做硕士论文时，先生无私地将他计划做的八个课题拿出来，并将每个课题的价值、意义、特色、难点及如何做法详细地向我们作了讲解，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由于这些选题经过先生多年的思考以及材料的积累，使得我们不仅能顺利地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好评，而且一上手就得到较高的学术起点。因此，我们对先生永远心存感激。学生在读期间，先生关爱有加；学生毕业后，先生一如既往。留在南大的师兄弟们“近水楼台”自不待多言（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是享受先生“恩泽”不断。我离开先生近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中，我与先生一直保持联系。我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有问必答。我若发表什么论文，寄给先生审阅，先生总是给以批评指正。以前在武汉时，与先生和师母还见过几次。每次见到先生，我总要就一些学术问题和先生进行广泛的交谈，先生总是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地和我交换意见，指点迷津。调来天涯海角后，见先生不易，但与先生的通信不断。先生仙逝后，我把先生给我的十几通书信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并抄了一遍。睹信思人，我仿佛又回到先生的身边。先生在信中多半谈的是学术问题，我有什么学术计划向先生汇报后，先生如认为可行，一般都大加鼓励。例如1996年，我向先生汇报了“中国古代正史中的类传研究”和“学术发展与学术制度的关系”这两个研究项目的一些设想和进展，先生在12月8日的来信中即鼓励说：“信收到，谈近年研究之作及设想很有意思。”“弟选题均有价值，甚愿照此发展下去。”我寄给先生的文章有什么毛病，先生也会直言不讳地加以指正。例如1996年我寄给先生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电子时代谈考据学功夫》，文中谈到电脑可以代替一些记诵之学，今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背诵《十三经》。先生在12月17日的来信中批评说：电脑可以代替记诵之学，事不尽然。对于用翻书来代替读书的人，自然是如此。如果将古今杰作作反复钻研，使其精神命脉，溶于骨髓，则非反复涵润不可。这决不是机器可以代替的。杜甫即使有毫无错误的软盘，也达不到所说的‘熟精文选理’的境界，请看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熟精文选理’的‘理’字说。这位十八世纪学者的学说值得你参考。
先生这里的批评其实可以与《詹詹录》第十四则关于背诵名篇的必要性的看法相互照应。先生的批评，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在高科技发展飞猛的今天，传统的治学经验的生命力何在。先生除了在学术上对弟子们关爱有加，在生活上也同样如此。记得我们跟先生念研究生时，正值“文革”后百废待兴，有些必备参考书不好买，先生就利用他的关系帮我们从外地邮购。先生还不定期地为我们准备一些包书用的牛皮纸。每次都一式三份分好。我毕业后，有几次去南京看望先生，先生和师母每次一定要请我吃饭，并约上砺锋兄、有富兄两家。其间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我调到海南后，婚姻亮起红灯，先生和师母听说后，常常在信中关心我的婚事，使我感到父母般的温暖。今年初，周宪君来海南开会，我托他给先生带去一点海南的特产。先生收到后即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不长，我把它照抄如下：友人从海南来，带到所赐珍物甚谢！知一切安适，尤慰老怀也。此间一切均好。砺锋、有富均颇受领导重视，已逐渐升到系中骨干及领导地位，但均能不骄不躁，以平等待人，故能相安。弟闻之当亦喜也。陶芸闲时常虑吾弟婚事，似以能早日复合为佳，但不知实情，亦惟祝祷而已。无事望能来函。即颂 这是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先生对弟子们的关爱之情跃然纸上。没想到我的个人问题让先生时时挂念；没想到半年之后，先生就离我们而去。今天重读此信，感慨万千，不禁潸然泪下。
程千帆、陶芸遗嘱 先生对学生深厚的关爱之情所体现的敬业精神，并不是狭隘的个人私情，而是蕴藏着博大的爱国情怀，担负着崇高的文化传承的道义。用先生在“遗嘱”中的话说就是：“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节选自张三夕《师范》，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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