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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上世纪末还会冒出这么一部了不起的意识流作品，撇开前后的日记部分，《荒野侦探》还真有点《尤利西斯》的派头，而且用纯粹的口语写出了一种令人咂舌的诗意。难怪很多人把该书作者波拉尼奥抬到马尔克斯和略撒的高度了。史蒂文斯说“诗歌是高贵性的公墓”，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只传达自己时代的高贵性，而波拉尼奥这个“现实以下主义”诗人，终于用自己的小说埋葬了前人的高贵性，竖起了一种全新的高贵性的大旗。 真正的诗人是羞于以小说名世的，而且根本瞧不起任何散文（广义上的散文）体裁。他们一般不屑于写散文，因为如果说诗人是建筑师，那散文作家顶多算个工程师。但是他们大多都能写一手好文章，波德莱尔、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里尔克，不胜枚举，估计得把80%以上的大诗人都写上，包括为波拉尼奥所不齿的奥克塔维奥·帕斯，他的《鹰还是太阳？》也绝对可用奇葩来形容。关于诗人与散文的关系，苏姗·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里已有专论，多说无益。波拉尼奥也是逼不得已才开始写小说的，在家庭生计面前，诗人的傲慢真是虚弱得可怜。但是虽然写的是小说，但总可以写写和诗歌、诗人有关的东西，看来他还是很舍不下诗歌，这也难怪他对自己的小说不太重视，至多是个挣钱的门道而已。 这本书满篇都在写诗人，除了上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历史，《荒野侦探》其实讲了很多拉丁美洲的文学斗争，也就是官方文学与地下文学的斗争。中国也有这方面的斗争，尤其是诗歌界，但想想当年的“知识分子”和“民间”之争，看起来岂不很像贝拉诺、利马等人与帕斯之辈的争执？只是中国这点事，不过是各派的门户之见加利益争夺，争完大家都忙着升官发财去了，跟诗歌关系不大。但是拉美就复杂得多，地下诗歌和主流诗歌的争执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就一般情况而言，地下文学往往更重切身感受，甚至是感觉，“本能现实主义”（波拉尼奥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以下”诗人）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们喜欢用鲜活的语言，写更直接、更当下的体验。其实，诗歌美学革命往往都是借由地下诗歌完成的，这些诗人都是革命性的。但是官方文学趋于守成，更重形式、技巧和难度，有时候难免陈腐，因为所有的艺术风格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真正的活力一般也就能维持几十年。这帮新人感觉那些老诗人已经不能代自己说话了，他们需要自己的声音。此其一。第二点更重要，帕斯等人欧化倾向严重（《没有出路？》一诗明显模仿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就更别提他的长诗《太阳石》了），而由于当外交官的缘故，还有某种虚浮的世界主义情结（借用《易经》的意象写诗）。在年轻人看来，这些东西离他们的生命太远了，离拉丁美洲太远了。其实在他们之前，聂鲁达的朋友帕拉就提出了“反诗”，极力反对拉美诗歌的欧化倾向。所以，波拉尼奥才在《荒野侦探》中说帕斯等人是“困在美洲的欧洲人”。我想这就是这本书的文学史背景，可能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写小说能致富，写散文、评论能活命，写诗呢？写诗能埋人。“本能现实主义”者们都被诗歌活埋了。好诗人都是活死人：“那些曾经追随我的人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或者巩固已经开始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阿图罗·贝拉诺是例外，他自己埋藏在一个万物都已发臭的世界，一个万物都散发着屎尿、腐烂、贫穷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个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可以说，他们没一个活的像人样，如果说贝拉诺像条狗，利马就像头驴。我尤其喜欢利马，我的圣利马。想想前年住在装有两台空调室外机、夏暖冬凉的、厨房改造的八平米小房间里，岂不跟利马在巴黎住的垃圾站般的房子很像；他跟我一样从不等雨停，跟我一样宁愿没钱花也不愿意出力挣钱，从来懒得想是不是上了当，还有，这家伙也善走，能走路绝不坐车。我的圣利马，真是太贴心了。“我们得到的越少，就越像上帝，”苏格拉底说的没错，人们叫我的圣利马“伊奥克斯街上的耶稣”，也真是给面子。他和贝拉诺两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流窜生涯，很可能会让人想起《在路上》，很多人可能都会端出“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的词汇，眨巴着敬仰的大眼睛谈起“青春”、“流浪”和“理想”。而我看到的只有悲伤，要知道，美国人的处境跟拉美人可是天差地别的。1973年，智利总统阿连德拿起冲锋枪，率众和企图冲进总统府皮诺切特政变部队展开血战，并最终战死，而他本可以坐飞机逃走。这就是拉美的领袖、拉美的政治家，由此想想拉美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吧。《智利之行》中写道：“（政变之后）25万人流亡国外。……军事独裁统治了17年。25万加17年，那意味着智利一代精英被耗尽。”这场政变的后台就是美帝国主义，而作为波拉尼奥化身的贝拉诺应该就亲历了这次政变。贝拉诺，这个混账诗人，这个杀人犯，这个半吊子革命家，冒牌格瓦拉，终于在非洲卷入一场毫无头绪的战争，生死不明。这岂是凯鲁亚克等辈能够想见的？我压根就对“垮掉派”有意见，因为就是他们把诗歌给贱卖了。 比起“献给失败一代的情书”，《荒野侦探》更应该叫“失败一代的挽歌”。没有比年轻人的忧伤更忧伤的了，更没有比年轻诗人的忧伤更忧伤的了。而到头来他们也不年轻了，什么事也没干成，“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惫，”这是一种难以理喻的疲惫，而如果他们不疲惫，那也就只能发疯了。“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波拉尼奥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不正是一代人的墓志铭吗？波拉尼奥还写道：“我唱歌是因为不想祈祷和诅咒。”他们的青春时代、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名字都被“失败一代”这个词草草地掩埋了。惟愿他的歌声让更多人听到，并长留世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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