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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把“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全书的开篇之作。 司马光选取这个事件，并不是出于什么时间节点的巧合。“三家分晋”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一事件打破了周朝初期以血缘关系作为分封基础的政治秩序，打破了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铁律，成为平民觉醒的开端。 司马光的编排决定，刚好反应了一个时代背景。 从唐朝到宋代之间的八十多年，是我国历史上较为混乱的时期。混乱中，流传下来的门阀大族消耗殆尽，上级权力阶层出现一个真空。  迅速补充这个真空并且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就是通过科举制度实现阶层流动的士大夫阶层。 “士”起初是指忠君爱国、品行好的人。宋代开始，“士”一般指通过科举考试、担任官职而且有才华的人。这个群体统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从此成为社会上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一个固定群体。直到清朝末年取消科举考试后，士大夫才渐渐演变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可以说，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代。他们的地位高，待遇优厚，皇室尊重，民间认同，不会被皇帝打板子，不会被皇帝当做奴才。 那么，为什么宋代的知识阶层，可以享受这么好的待遇呢？ 1. 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上升渠道宋代的科举制度，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科举制度最早在唐朝就开始为普通子弟提供上升的通道，但当时世家子弟所占比例更高。晚唐时期，有七成以上担任要职的官员出身世家大族和官宦世家。而这个数字，到了北宋，仅仅有两成。 两宋时期，惯例上，宗室成员是不能担任宰相这样的要职的。唯二的例外是，宋太宗赵光义和南宋时期的赵汝愚。两宋时期有名望的大臣，苏氏三父子、范仲淹、王安石和文天祥等人，都出身普通人家。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地位，靠的是自己的才学和官场的打拼，才能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 在北宋立国初期，朝廷就明确规定，科举制度专门为士大夫而设立。这是士大夫专享的权利。 这就引申出第二个点，知识分子在两宋时期，有着很高的地位。 2. 士大夫享有优待宋代科举考试的通过率非常低，通过率一般在2%至3%之间。 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 这些人通过考试后，就可以享受政府的俸禄和各种福利。宋代官员的薪资制度，在历朝历代中，可能是最为优渥的。他们的家族也能从中受惠。家族能够免除一部分纳税义务和劳役。卷入诉讼时，五品及其以上品级的官员和直系亲属，比如祖父母、父母、兄弟、子女等，面对审判官员，不用跪拜，而且不能轻易上刑。  宋太祖是少有的真正尊重读书人的帝王。他规定，凡赵氏子孙为帝者，不得屠戮士大夫。两宋时期，士大夫因为政见不同，党争不断，但双方都秉持一个观点，对于失势的官员，只能发配或者流放，绝对不能见血杀人。 这成为宋代政治斗争的一个不可触及的底线。 应试者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就终身持有公务员的身份，一生都受到政府豢养。苏东坡一生起起伏伏，屡屡受到贬逐。  在流亡途中，苏东坡写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乐观豁达的词句。但是他一生都在体制内，没有成为陶渊明或李白那样的自由派诗人，就是局限于此。 比起清朝汉大臣的地位，宋人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清朝皇室，满族大臣自称为“奴才”，汉臣自称为“臣”，意为大臣不如皇家的奴才忠心有用，高下立见。 当然，两宋朝廷优待读书人和士大夫，初衷不是为了保持社会的流动性，而是为了培养一批忠于朝廷、依靠朝廷的精英阶层，来稳固自身的统治。 从这个目的来说，知识分子和朝廷是皆大欢喜，实现了双赢。 3. 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认知。 北宋初期，朝廷就开始大力兴办官学。政府为学校划分地产，建造校舍。为了保证学校的运营，还会划分专门的田产，用于学校的财政支出。 官方办学，以太学为首。太学的学生，很多是来自于级别很低的官员之家和平民家庭。学校有固定的老师，主要来自于通过州试的中举者。政府每年提供的岗位有限，官学的教师岗位就成为一个分流渠道。  对于办学，从科举制度中受益的人也在大力推进。 以“先忧后乐精神”而闻名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任期间，曾经主持修建了16所学校。 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把太学的学生分成三等，还以此作为宿舍的分配标准。一般的学生住外舍，中间水平的学生住内舍，最优的学生住在上舍。能够住上舍的学生，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达官贵人。 太学的学生，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宋微宗和宋钦宗期间，面对金人压境的危险，太学生屡屡上书抗议，影响时局；南宋时期，宋孝宗禅位帝位给儿子宋光宗，成为太上皇寿皇圣帝。宋光宗对父亲有心结，加上李皇后频频阻拦，宋光宗很少朝见父亲寿皇圣帝。天子公开行不孝之举，舆论哗然，当时京城临安府的太学生屡屡上书劝谏。可以说，当时太学学生的态度，可以成为公众的评判。  除了官方办学，私家办学也不甘落后。 范仲淹在苏州时，用自己的俸禄购买田产，设立了家族义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支持家族子弟读书。 宋代大文豪之一欧阳修也曾经出资，在自己的家乡兴办书院。 宋代书院，鼎盛期时达到200多所。这其中，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岳麓书院等，不仅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成为京城之外人们学习的重要场所。 两宋时期，朝廷重文抑武，加上学校普及率较高，以及书籍大量传播，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时代。 民间有俗语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丁”，可见对文人的推崇得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对文人的绝对推崇，从宋代开始，成为思维定式。 负面影响则是，带来了对武力和军事的过度否定，宋代步入了一个军事能力过弱的尴尬局面。两宋时期养的兵士不算少，但整体素质不敢恭维。作为一个未曾一统的王朝，宋朝边境上面对的局势又过于复杂，以致于后人提到宋朝，除了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还剩下一个令人着急的军事实力。内强外弱，成为两宋时期的鲜明印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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