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中国古代定都的密码：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

都城，古指帝王称帝、建都之城，又称国都、京城、京师，今称首都。有时也指“封邑”，即诸侯国、封国的都城。

国都通常是王室居住地及中央政府所在地，政治活动的中心城市，也往往是经济、文化中心。

国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因而与国家的命运相系。"城破国亡"，国都被攻占，就意味着政权被颠覆。

因而，国都的选址非常重要，牵涉到国家长治久安。

纵观中国历史，定都一般会考虑：

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个位置必须是最有利的；从微观角度而言，这个地点的地理环境适宜建设都城。

从宏观层面而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位置。

其一，作为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领土的地理中心位置，利于政令四达，制内御外，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

这是最简单、朴素的思路。

古人早就有这方面的理论，以说明“

天下之中

”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慎势》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唐代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

中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史料集《尚书》中的“禹贡”篇记载有“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又称宾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它是以国都为中心划分的三个地理半径圈，从内圈到外圈依次是：

王畿之地（甸服，国都五百里范围内）、诸侯区域（侯服和绥服，距离国都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的区域）、边远地区（要服和荒服，距离国都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的区域，例如戎狄、蛮夷等外族地区）。

五服制度，是在分当时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兼载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等的背景下，以宏伟、理想化的模式描绘的政治区划，即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地理圈层图。

毕竟，距离京都越远，政治影响力越小，政令难以通达，当地居民的向心力、归属感越弱， 有强弩之末、鞭长莫及之感。意味着行政管理的成本、难度越大。

这个理论对后世影响深刻且深远。也就催生了常说的“天朝中央”、“山高皇帝远”的思想。

“五服”理论也就成了古代定都的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尚书》成为儒家经典著作、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之后。

周朝时，“五服”理论扩展为“九服”：仍以五百里为单位，分为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这也说明周朝时的疆域已经扩大，视野也更加宽广辽阔，世界观有所提升。

而且，古人从礼制的角度出发认为，距离国都越远，居民受教化的程度（类似于文明程度）越低。

《荀子?大略》中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史记?儒林列传》：“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

因而国都也被认为应有深厚的文化沉淀，是“首善之地”。

夏朝的核心领土范围是今河南省的一部分，于是除了曾短暂迁都于安邑（属今山西省）之外，屡次迁都都在今河南省内；

商朝时，疆域虽比夏朝扩大，但直接控制的主要是今河南省的大部，其若干方国只是势力据点。商朝也多次迁都，除了耿（属今山西省）和庇、奄（均属今山东省）之外，其余都在今河南省境内；

周朝时，国都先后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雒邑（今河南省洛阳）。

也即，当时统治集团是以河南省为王畿之地，即“天下之中”的。而且，当时的“里”的地理距离与现今标准相差较大。

所以，“五服”和“九服”制度体现了中央王室与地方的血缘上的宗法关系，政治上的分封关系，经济上的贡赋关系，反映了古人的天下观和等级观念。

它具有一定的原始、局限性，但比较符合当时的地理、政治现实，也具有一定的现代行政管理科学理念，不可全盘否定。

在这个理论里，国都自然居于“五服”的核心区域，即处于全国的地理中心。

当然，这个全国的地理中心所在，会因统治阶层的认知、疆域的增缩而有所变化。

例如北方边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带来了东北与北方的辽阔版图，使得原来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释，从中原地区位移至北京。金、元、清代等皆如是。

《元史》载，巴图尔曾对忽必烈言: “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幽燕之地不可。”

其二，要尽量靠近统治集团的发源地。

古代神学观念里，认为君权神授，国君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的意志。

因而能当国君是天命，国君的出生地及发家之地是龙脉所在，即“龙兴之地”。

从国君的角度讲，自己的发源地自然会产生一批皇亲国戚、开国元勋，这批人就是统治集团。

于是，此地是“王霸之基”，国脉所系；是政治策源地、根据地，具备良好的人文基础，利于号召、调集政治资源。

为了保住“龙兴之地”，巩固统治根基，那么国都定在此地是理想所在。

如三国时期，孙权称帝，以鄂（今湖北省鄂州）为都城并改名武昌，后来还都家乡附近的建业（今南京）。从而留下了“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说法。

秦末，西楚霸王项羽虽有强大实力，却仍要回到离老家较近的彭城建都，加速了败亡；

唐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开封，后来篡唐称帝，建国后梁，直接定都开封；

明朝燕王朱棣篡夺了皇位，不顾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周、秦、隋、唐、辽、夏、金、元、清朝，无不将国都定在政治根据地或其附近。中华民国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概莫能外。

这个观念，虽然含有迷信思想（龙脉），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现代行政管理科学理念。

从微观角度而言，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

其一，经济基础。

国都是国家的中心城市，自然聚集了众多人口，对物资的需求量很大。

虽然生活资源可以从地方调配至国都，但得有最基本的供应保障，用于宫廷消费、京城庞大人口日常所需，以及储备、救灾等。

这一点在农耕社会特别重要。当时最主要也是最大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

在古代，粮食除了解决人们的温饱之外，还承担着百官俸禄、支付军饷、赈灾救济等多项社会功能。

因而，粮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民以食为天”、古代农民起义也多是因饥荒而起。

无粮不稳，做为政治中心的国都更绝对不能缺粮。因而国都所在地区要有粮食产区做依托。

中国著名的古都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等城市都具备这一基础经济条件，背靠平原及农业生产基地。

为解决北方粮食不足问题，就有了“南粮北调”的国策，产生了漕运--将粮食等物资运往京师等指定地点的水路运输方式。

做为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历代均重视漕运，为之大兴水利工程，联通国内主要水域，专门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等。漕运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大动脉。

到清朝，由于有了海运等途径方式，漕运至京城北京的压力逐步有所缓解，但还是很重要。

1842年，英军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求和并签订《南京条约》，成为鸦片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其二，水源。

水是人类生活、生产离不开的资源。人类早期的城市往往靠近江河湖泊。

水资源可以提供生活、生产所需，利于发展农业和水产养殖业、交通运输业，进而发展商业贸易，进行文化交流等。

世界上众多历史名城大多依水而建。

古代的气候水文与现在有较大差异。西安境内河流众多，古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洛阳有黄河、洛河、伊河等；开封河流湖多，分属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北京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蓟运河等水系；南京、武汉、重庆等都在长江边。

其三，军事战略位置。

首先，要有山河天险可守，易守难攻，使其不易为外力所摧毁，最好具有可防可攻的地理优势。而且遇到敌方突袭时，便于有充分时间动员兵力，组织防御。

西安北临黄土高原，南邻秦岭，四塞险固，向东出函谷关则可攻入中原；南京有长江天险可守, 有“龙盘虎踞”之势；北京三面环山，有“背山带海”的形胜；大同素以“北方锁钥”、“边锤重镇”著称。

其次，交通运输条件优越。

国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又能保障对国都的物资供应，也便于四方诸侯入贡。

而且，古代往往在国都已有的交通基础上，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加强其交通枢纽地位。此举也无形中为后世继续将其作为国都加分。

再次，顺应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或者抵御外敌需要。

商朝时，诸侯国中的周国为了向东开拓，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周武王伐纣而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国都镐京显得过于偏西，于是就营建东都洛阳。

有时为了抵御外敌，国都靠近主要威胁方向，以利于指挥组织军力御敌。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时面对的强敌是北面日益强大的匈奴，定都于关中则有利于抗敌。

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

汉武帝时沉重打击匈奴，而且开辟了西域地区并纳入版图。

唐初的主要强敌是西方的突厥，因而定都长安，取得很大成功。

除了理想模式以及上述基本标准之外，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变量因素也起着实际的影响作用。

例如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外敌入侵、自然灾害、人口膨胀等，有时也会促使国都迁移。

但即使迁都，也会以上述基本标准来选取新都。

以上这些条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于是中国古代定都就出现了两种基本规律性现象：

其一，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于是就会在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

西周在国都镐京之外，营建东都洛邑，于是后世继踵相袭。辅京、陪都制度，是中国建都史上的重要特点之一。

其二，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里，国都和陪都主要集中在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等几个城市。

这个现象更说明了：古代定都的基本标准条件一直未变，已成为几千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共识。

首都的定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即因素。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最有利的地点。

因而都城的选址往往也反映该时期的总体形势。

据统计数据，真正从历史上理解为已进入国家这个时期的都城，中国有二百余座城市。这里面既包括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国都，也包括一些地方政权的都城。

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时期之漫长、进程之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