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康熙十八年(1679 )重开明史馆后，在《明史》编纂过程中，康熙帝对于《明史》的内容，有时会加以评论指导，其对明朝及《明史》编纂各方面的看法如下。 （一）以秉公论史的态度看待明史 在修撰史书方面，康熙帝认为:“论古人之道，犹后之论今，须在中正和平，中正则不偏，和平则不闭”，“中正则不偏”是指就是要对史事及史料采取实事求是、秉公论史的态度，不偏不颇；“和平则不阙”，就是不要凭个人好恶及感情而随便下结论，从而致使所修史书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 “嘉靖以前已幕修过半，万历朝事迹甚多，天启朝实录有残缺，崇祯朝无实录……万历以后、成书较难。” 再如《康熙起居注》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 “上曰:肤闻陈廷敬欲将叶方蔼所作《明史》大加改正，曾改否?常书等奏曰:未闻改正。上曰:汉人所作文字素不喜人删改，或致成仇。” 这显示出了康熙帝的担心，担心纂修官之间或因删改文字，互相怄气，致使史书不实。“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 康熙帝推崇“信史”的原则，重视直书史实，“联惟百祀之成模备于载籍，而前代信史定于兴朝。……直道在人，公论难泯，史书至重，传信为宜，联数召儒臣面加训谕”，“《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矩”。显而易见，康熙朝《明史》最终未能成书与康熙对所呈史稿不甚满意有很大的关系。 （二）对明朝帝王的评价 明朝历经270余年，明清之际，顾、黄、王三位思想家对明初君主持批评态度，清末民初一些史学家对其也多有指责。然观康熙上谕，其对明朝诸帝则是不甚苛刻，如康熙六十年(1721)在上谕中说道: “联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无一人为帝王公言者。” 这说明康熙对史臣刻意职责前朝诸帝甚为不满，而《圣祖实录》中也记载到:“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可见对于史书对前代帝王多酒色是极为不满的。 康熙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对明朝初年的诸帝赞赏有加，其南巡时多次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康熙十八年(1679): “南巡江宁，于明洪武陵复屡经拜醉，优礼胜国之君，用尽执谦之节。此又前史所未见也。”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前者幕修《明史》诸臣，所撰写本纪、列传，曾以数卷进呈。于洪武、宣德本纪，曹议甚多，肤思洪式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谈烈垂诸奕世。”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对臣下说: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宜官者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肤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明初洪武、永乐、宜德诸帝是持赞赏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功绩。 另一方面对明中后期成化、正德等朝皇帝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既揭露其腐败、怠惰、奢靡，同时也指出其在位期间值得肯定的事迹。对明末诸帝既指出其不善守，又多不识字，“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漠，兼众智之美……追其后世子孙渐至于陵替者，岂其贻谋之未藏钦?由不能善守之故也。” 康熙四十二年(1703 )，曾说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慢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对嘉靖、万历、天启持批判态度，认为明亡始于嘉靖、万历之时。 有清一朝，许多史家对崇祯帝作出激烈的批评，痛斥其为亡国之君，然康熙所言:“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憨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憨帝之咎也。” 可见康熙帝是叹其时，惜其才。康熙对明诸帝则褒贬有度，且以赞为主，其评价也相对公正。 （三）对明朝灭亡的认识 对于明朝的灭亡的原因，康熙帝做了多方面的原因总结。 首先，源于明末诸帝文化水平有限，任用宦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 )，曾说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慢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 认为明朝诸帝，“俱不甚谙经史”，由于皇帝不识字，不懂经史，导致诸事都任用太监，认为太监乱政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有明之世，君臣阔绝，至有辅弼之臣经年不一见颜色者，凡出纳之命皆假于宦竖之手，相沿不变，以至于亡。” 其次，认为明亡于党争。对于导致明朝政日趋腐败的宦官，康熙帝吸取教训，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制度上消除太监干政的祸根。但是康熙帝认为宦官并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宦官为害，历代有之……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肤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攫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柞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邓……作史之道，务在乘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今特与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 认为明末党争对朝政的危害最大，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康熙三十年(1691)，谕吏部: “夫谗谙帽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联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 康熙五十年(1711)，其告诫大学士们说: “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助，此风不可不戒。” 可以看出在各级官员互相倾轧及结党营私方面，明朝更甚于其他朝代，康熙帝认为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再次，康熙帝认为明末皇帝的昏馈无能，以及奢侈无度，言官的胡乱攻伐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 对于明朝灭亡的年代断代的问题，清廷为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一般都将崇祯十七年(1644)作为明亡的时间，而南明各政权皆为伪朝，康熙也继承了此观点。如康熙七年(1668)正月，认为顺治皇帝在“甲申(即崇祯十七年)，嗣登大宝。是时流寇肆逆，明柞己终……金陵僧号者，其臣下执之以降……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 在封建王朝时期，每到新朝取代旧朝之时，总是会提到“天命观”，在宣扬明朝灭亡时，清廷也经常提到“天命观”，《清实录》中记载到: “流寇李自成颠搜明室，国柞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嫂，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 康熙帝也不例外。康熙元年(1662)谕礼部曰: “我国家诞膺天命抚御衰区，实由太祖皇帝神功圣德，肇造王基。太宗皇帝伟烈显谨，恢弘大业。暨世祖章皇帝克绍鸿绪，奄有多方。” 这虽然是康熙元年的诏谕，但“天命观”是清朝取代明朝的基本基调，康熙帝认为一切事情是天命和人事的结果，但其强调的是重人事的影响，明朝的灭亡也在其“天命观”中包含着，即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天之举，强调了明朝君臣的无度及挥霍也是致使其灭亡的原因。 （四）对明代学术思想及社会风气的评价 有明一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理学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明初沿袭宋元之旧，程朱理学为正统，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明代学术的分水岭则源于陈献章、王守仁之流，《明史》中记载到: “原夫明初诸儒，皆珠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王阳明的心学则是“心本体论”，也就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中的全部构成了全部世界，即“心外无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认为朱熹: “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幕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知学之人无敢瘫议。肤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这说明康熙帝认同了程朱理学，否认了明朝的王阳明心学，这对于维护清朝的统治有很大的作用。整个明朝对文人甚为优待，文人可以任意的评论朝政，甚至很多文人以被“廷仗”为荣，而到了清朝从顺治开始则兴起了“文字狱”，虽然康熙时“文禁稍宽”，但仍然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案一一戴明世《南山集》案，牵涉甚广，这说明康熙帝时期仍然控制着学术和朝野的言论，这也说明其不认同明朝时的朝野风气。 康熙帝曾说: “联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康熙将自己比作圣贤，强调“君师合一”，即道统与治统合一，强调自己用圣贤之道来治理国家，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争取士大夫对自己的支持，以至于到康熙中后期，其主流的学术思想己将康熙作为道统的继承人。从这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明朝自由的学术思想不甚认同。 康熙帝“明史观”的形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任何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相应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 康熙初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己基本结束，康熙帝解决掉“三藩叛乱”后，全国再一次大一统，康熙帝借平定“三藩叛乱”之势奠定了自己的威望。随后，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并开始纂修《明史》，这既是再次宣传强化明朝己经灭亡，又是康熙帝借“博学鸿儒科”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缓和民族矛盾的手段。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康熙帝自认为是盛名之君，故对明初诸帝加以赞扬，对明末诸帝进行有选择的批判，再后来随着皇子们的争斗的加剧，康熙帝认为党争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康熙帝“明史观”的形成，与其个人品性也有很大关系。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喜爱读书，手不释卷，经筵日讲，从不辍停。同时康熙帝做事严谨，他一再强调修史必须参看《实录》等书，不仅强调《实录》对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一定要对其内容应进行鉴别取舍，他还秉成实用精神，追求“信史”的原则，其个人因从小受汉族老师的教导，受理学的影响较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