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讨论：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

西一里2l6sluho 20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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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一直有着不错的评价。比如梁启超先生认为：“除马（《史记》）、班（《汉书》）、范（《后汉书》）、陈（《三国志》）四书外，（《明史》）最为精善。”

坦诚说，《明史》之所以能留下“精善”的美誉，当然离不开修订时间长，纂修者整体素养较高等多重因素。与此同时，康熙本人高度重视与关切的态度，也进一步保证了《明史》的整体品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的修订？在《明史》的纂修过程中，康熙又给予了什么样的支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的编撰？

1）为什么重视《明史》？

康熙之所以重视《明史》的修订，其实无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

1）敏锐的政治嗅觉

实际上，早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就设置了“明史馆”，“理论上”开启了《明史》的纂修工作。不过，这一举措有着很强的“政治秀”内涵。原因很简单，“明史馆”只是初步议定了修撰体例，并未开启实质性的纂修工作。

直到国家局势基本稳定后的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馆”才正式“开工”。坦诚说，《明史》的纂修是“比较辛苦”的。因为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其纂修才基本宣告完成（雍乾二朝进行了部分修订）。

一言概之，《明史》的纂修工作，主要是在康熙在位期间完成的。

康熙认为，纂修史书与国家的社稷安危，有着密切的关系。“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

因此，在《明史》的纂修过程中，康熙全程给予着关注和指导。客观地说，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君王中，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中华书局版《明史》

2）对“以史为鉴”理念的强烈认同

他不仅认为“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并认为学习历史“有裨实用，可为治道之助”。

在他亲政的五十余年间，不仅“经筵日讲，从不辍停”，并要求讲官们“对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滥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保证自己能够充分汲取到前朝治国的经验与教训。另外，他还要求朝中各级官员“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

对于康熙的勤奋态度，讲官张英（1638—1708，名相张廷玉之父）由衷赞叹道：

“前代帝王读书、经筵日讲间时举行，仅成故事。皇上圣学勤敏，极意精研，经筵日讲既已寒暑无间；深宫之中，手不释卷，诵读讨论，每天至夜分，求之史书，诚所罕睹。臣得侍左右，曷胜忻幸。”

康熙帝戎装像局部（中坐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的“经筵日讲”中，对《通鉴》的研读是重中之重。他不仅通读《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书目，还“以朱笔亲加点定”。

另外，他还极其重视满洲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育”。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命史官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满文，供他们深度学习。

康熙定台图

3）对“明朝灭亡”的深度反思

对于明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康熙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当时，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无疑是祸乱朝纲的宦官阶层。

对于这一观点，康熙表达了认可（将崇祯铲除“阉党”的举措誉为“善政”）。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章程，从根本上铲除了宦官涉政的机会。

“宫中所用太监，止（命）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为贫乏，有不能自给者。”

《绣春刀》里的魏忠贤

不过，康熙也指出，将明朝覆灭的原因，尽数归咎于宦官阶层，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延续百年的“朋党之争”。

“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的“朋党之争”如此激烈？康熙认为，这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师门结仇”，有着很大的关系。

“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不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而陷之，如或不能，即做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因此，他对朝廷中潜在的党争，保持着高度警惕，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开口说实话”的舆论氛围。

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他告诫大学士们说：“督抚大吏办事当于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

东林书院旧址

2）康熙对《明史》的期许和要求

1）将《明史》纂修为“一代信史”

自从《明史》纂修工程“立项”后，康熙一再要求，务必将之修成一代信史。

“勿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不周赅，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训”。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特别提出“作史当重良心说”，对编修史官们的业务能力和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若《明史》之中，稍有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

因为在他看来，《宋史》和《元史》中，之所以会出现“数目斐然”的纰漏，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史官们的“不端正”态度。

“《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

短期速成的明朝版《元史》遭到很多人批评

康熙认为，无论是固执己见，还是视野史为“可靠信源”的行为，都是纂修信史的大忌。

因此，他不仅一再强调“作史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还希望史官们能做到“自我约束”，尽可能避免“不审不公”的现象发生。

2）摒弃“讽刺前朝”的恶习

实际上，在修史过程中“讽刺和贬低前朝”，一直以来都是史官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对此，康熙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要想保证《明史》成为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信史，必须要摒弃这一恶习。

比如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在审阅《明史》文本时就发现，里面对明朝皇帝们“诋毁之词甚多”。因此，他批评道：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zi，即'诋毁’）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务克殚尽。....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

不得不说，康熙要求史官在叙述明朝史实时“惟从公论”态度，是值得后人称赞的。得益于他“求真”的态度，为《明史》的纂修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

3）切忌刻意注重文风辞藻

康熙在审阅《明史》文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史官因为过于注重文风辞藻，忽视了修史环节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追求真实”。

因此，他不时提醒史官们，一定要对《明实录》加以重视。

“尔等纂修《明史》曾参看《实录》否？史实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知悉? 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其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并要求“《明史》成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

当然，他也清楚《明实录》“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故而在提倡着重参考《明实录》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务宜考核精详”，最大限度地保证史料“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中华书局版《明史》

4）内容保证“秉正持平”

康熙还指出，“作史之道，为在秉正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要求史官之间必须“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利用“集体的智慧”抵御个人偏见。

“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夫作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见翰林官所制祭文碑文亦具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之道，流于偏私矣。”

晚年的康熙

5）对引用资料的真实性有所判断

康熙一再提醒史官们，在参考资料的过程中，务必要对其真实性有所把握。因为他发现，有些史料对史实的记录，经常因为个人情感或立场等原因，与真实情况存在很大的偏差。

因此，他要求史官们，务必仔细考据史料的真实性。

“凡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朕于明代《实录》，详（熟）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以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即便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明史》纂修工程已接近尾声，他依然在反复强调史料的考据问题。

“明末去今为时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尔等到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

6）要求外文翻译准确

康熙认为，“翻译之事，大有关系。向年纂修《实录》，所译朝鲜表文，满、汉文意皆不符。前大学士图海杜立德呈朕亲览，朕两年苦心寻译，始得将文义完美。作史之事，殊为重大，一字不可轻易增减也。”简言之，切勿为了追求“雅”，而忽视了更为关键的“信”。

总而言之，康熙将《明史》的纂修工作，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站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对历史和后代子孙负责的务实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1699年康熙皇帝读书像（45岁）

3）康熙给予的保障和支持

另外，在纂修《明史》的过程中，康熙不仅对史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在各个环节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和支持。

1）对于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

明清更替之际，战乱频繁，相关的书籍史料残毁严重。为了保障《明史》的内容质量，对于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无疑是重中之重。

对此，康熙一度使用行政手段，对积极捐书者，予以重奖；即使“所送之书有犯忌讳之文字”，也会给予“宽大处理”。坦诚地说，这种情况同样在历史上极为少见。

当他得知在纂修《明史》的过程中，缺少“天启甲子和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之后的参考文献，便责令礼部广为搜集。、

“尔部即再行内外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具著查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在今天看来，一系列由官方主导牵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进一步为《明史》的纂修，提供了更为丰富和详实的材料。

康熙帝画像

2）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

另外，康熙对于“过来人”的口述历史，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康熙）问户部尚书张鹏翮曰：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民曾有记其事之书籍贯否？张鹏翮奏曰：彼时四川人民屠戳殆尽，无有记其事者。上曰：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有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