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萝卜的革命

　　一根生长于田间地头的普通萝卜，在走向市民餐桌的旅途中，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

　　38年前，日本出现一根“特殊的萝卜”，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有机农业生态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以往长期信赖的化学农业生产模式，也改变了传统果蔬流通的物流模式，以及更深刻地引发了一场消费者意识的革命”，7月上旬，这根“特殊萝卜”的创始人藤田和芳先生在京售书时表示。

　　如今，这根“健康、安全的萝卜”已经走入了中国。今年7月上旬，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与北京富平学校合作的新农业项目—信任农业已结出了第一批蔬果，开始陆续走上北京市民餐桌。这意味着一种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信任的全新生态农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正式试水，引人关注。

　　“萝卜”成长史

　　

66岁的藤田和芳看起来低调谦和，说话时还略略有些羞涩。但一旦走进那些正生长得郁郁葱葱的三色椒丛，他马上变得眉飞色舞起来。看得出来，这些种在大棚中的蔬菜，让他非常地快乐与自在。

　　1947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的藤田和芳，是当地一个农民的次子，从小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东京上智大学读书期间，藤田和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并与各校学生一起走上街头，进行如火如荼的反越战游行。

　　对这段青春岁月，藤田先生自己形容，就是一“社会活动家”。他称：“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未来能与农业结缘”。

　　大学毕业后的藤田和芳，到了一家小型出版社就职。在那些运动过后的苦闷日子中，他结识了一位特殊医生—高仓熙景。这次相识，为其后日本长达38年的“萝卜革命”埋下伏笔。

　　高仓1936年应征入伍，是一名军医。二战日本战败后，他作为战俘，从扣押地西伯利亚回到日本。当满载战俘的船抵达新瀉港时，高仓惊讶地发现：港口周围漂浮着的浓浓异味，竟与自己战争期间研究过的毒气一模一样！原来，每个刚下船的战俘都会被DDT(一种有机氯杀虫剂)从头喷到脚。且在当时日本人生活中，DDT已作为一种“异味强烈、效果显著的划时代产品”而广受欢迎。此后，高仓在归国访友中，发现日本农田中也到处都漂浮着毒气的味道，连临近收获的蔬菜也残留了DDT，高仓感到一阵寒气逼人。因为作过医生的他知道，这种毒气将导致人神经麻痹中毒，同时导致土壤板结退化。

　　“难道不用杀虫剂，就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吗？”高仓于是自己动手实验各种各样的有机农业种植方式，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摸索出了一种矿物种植法。对他的怪异举动，周边农夫和患者将之戏称为“奇怪医生”、“疯狂博士”。就在高仓推广他自己的矿物种植法过程中，藤田和芳与之相识。

　　“我们彼此很投缘，一拍即合”，藤田称，在高仓熙景的影响下，1975年，他们成立了一家环保机构—守护大地协会，落力推广生态农业种植。“只有从小事做起，即便是只把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送到了消费者手中，都胜过空喊一百句大口号”。一群在上世纪60年代末希望改变生活的年轻学生构成了“萝卜革命”的主要成员，“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

　　两年后，大地协会再次成立股份公司。作为生态农业标志的“萝卜革命”就此展开，作为一家社会企业的大地股份有限公司，年经营规模已达到360亿日元，拥有2500多名签约生产会员、17万多名固定消费客户，已是日本最受信赖和欢迎的生态农业品牌和行业领导者。

　　2009年，日本守护大地协会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他们是前来考察大地生态农业的一批中国学者和NGO负责人。在这次考察中，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与藤田先生进行了充分交流。“以前我也经常到中国，但那是作为一个‘三国迷’而去的，并不了解中国的农业现状”，藤田称，正是这次交流，让他了解到：当下中国，在重重环境危机下，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化学农业模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备受诟病。

　　“这个与大地协会成立时情形非常相似”，第一次见面，双方顿时合作意愿浓烈。

　　2012年，经双方多次互访，日本守护大地协会正式与北京富平学校结盟，共同出资2000万元，成立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创源公司)，尝试在中国自己种植一根根“健康、安全的生态萝卜”。

　　55亩蔬菜地的中国实验

　　真正开始去实践守护大地协会模式时，沈东曙发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沈同时已兼任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找地。“在日本，土地是属于农民个人的，可以世代传袭，所以大地协会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以生态模式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农夫卖东西，而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去哪里找一块用于生态生产实验的地”，沈东曙介绍，他们为了找到一块符合心目中要求的地，跑了不少地方。

　　“地块不能太小，得有一定规模，才能呈现出这种生态农业的规模效应；地块土壤质量也不能太糟糕，环境污染太重的话，一两年内根本生产不出来符合生态生产的农产品”，富平创源公司在北京周边近郊跑了很久，最后在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找到了一块55亩左右的土地，对方愿意出租三年。

　　沈东曙承认，这块地的土壤条件并不算好，是一块盐碱地。“但如果这样的土地，我们都能使之生产出符合生态要求、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那么对其他地块不更有借鉴意义吗？”沈显然更看重大邱庄这个曾经有名村庄的品牌效应。

　　在日本大地守护协会支持下，从去年底开始，富平创源公司开始对实验基地按全新标准进行整理、深翻。“比如我们会将所有地块，全部深挖40厘米，然后用自然菌类活化土壤、以及垫用有机肥等”，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为整理这55亩基地，日本农业专家曾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严格执行新的生态农业标准。

　　“我们要求最后整理出来的土壤，捏紧起来是一块，松开手则摊散成一堆”，一名技术人员形容。今年春天，这块取名津美蔬菜的种植园区，共整出了符合标准的30个日光大棚、4个冷棚，以及4亩露天大田。

　　在育苗、种植、施肥、灭虫等环节，富平创源公司一边借鉴大地守护协会的田间管理办法，一边联合天津农科院专家，对这55亩土地精心耕作。5月中下旬，第一茬果蔬顺利产出。

　　7月上旬，富平创源组织了一批参观者来到园区。只见富平工作人员杨晓萍在介绍完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之后，在演讲桌摆上了一连三盘小西红柿。从外表看，它们均红通通的，看不出多大区别。杨晓萍请所有前来种植园区的参观者品尝，并在不告诉西红柿来源的情形下，请他们说出哪个盘的西红柿好吃。当10多位参观者中，绝大多数都指定一小盘圆圆的小西红柿好吃时，杨晓萍拿出测甜度的一个简易仪器，一一测试，结果发现由富平创源生产出的那盘圆形小西红柿，甜度最高，口感最好。

　　“用生态农业的种植方式，严格去生产，完全有把握生产出既安全、口感又好的农产品”，沈东曙介绍，今年8月底之前，由于均属于生态信任农产品的生产测试期，所以目前富平创源公司的首批客户，主要由富平学校的支持者、关照者、微博上吸引而来的客户、以及在线邀请的测试型客户组成。

　　“我们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定位介于有机蔬菜与绿色AA级蔬菜之间，我们现阶段并不急于去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富平创源公司透露，他们更愿意去推动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前互信关系的建立。“这也是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使命之一”，公司相关负责人称。

　　但从富平创源公司首批生态农产品定价来看，依然不菲。经测算，按一次标准送菜3公斤计算，成为相对固定订户一年可得到48次宅配服务，平均每斤生态蔬菜的价格为23.9元，与普通农贸市场果蔬价格平均高出十几倍。而大地守护协会生态农业法所生产的农产品，通常只比普通蔬菜高出1%-2%的价格。

　　“随着这种构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信任的生态农业模式成熟，未来价格会走低”，沈东曙预测，由于目前第一批春茬蔬菜已经共有100多订户，按此发展进度，到今年年底，相对固定的生态农产品订户可达到1000多户；而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订户达到6000多户，足以支撑这个全新的信任农业模式。

　　“以后也不排除公司会向生态农业电商模式发展，比如会将符合生态农业标准生产的其他省份农产品纳入进来宅配”，富平创源公司举例，比如他们已经在考察河南杂粮、四川成都的锦鸡基地、北京柑橘、山东苹果产地等，未来这些生态农产品，也都将纳入宅配范围。

　　这种新型生态农业模式对保护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该模式背后人际互信关系的重建，尤其是中国食品安全信任严重缺乏情境下的重建，大多数专家均心怀忐忑。对此，藤田和芳先生明确表示：“中国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模式”，“它面临更困难的局面，因此它需要创新”。

　　对话：一根萝卜，如何促进一场革命

　　目前中国生态农业产生的背景，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成立大地守护协会时有何异同？您怎么看中国农业现状？

　　从大背景上看，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即有强烈的社会愿望。当初日本战后大工业迅速崛起，农业生产普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普通市民对这种化学农业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产生了不信任感或质疑，这个背景是与中国相同的。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日本的农民拥有土地完全产权，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但中国是国有土地，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会导致两国人民对土地的感情不一样；再就是日本贫富差距不大，是全球最小的，但中国不一样。

　　大地守护协会所推行的生态农业模式，与工业化农业模式有何本质区别？

　　大地守护协会所推行的生态农业，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或者二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化农业是一种革命，比如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我们不使用化肥农药，而是采用生物灭虫法和自然堆肥法等，这是一种全新的农业技术开发；再就是物流革命，以前农产品都需要超市、商场前往采购，但我们是反过来送货到家；第三个方面，则是消费者意识方面的革命，以往消费者只注重蔬菜的外表整洁、漂亮，不接受有虫眼的蔬菜、长得难看的蔬菜等，但我们的生态农业模式，是要传导给消费者：不要以貌取菜，而是要更注重口味与安全性。如果消费者总觉得干净、好看的蔬菜才是好的，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吃不到健康的蔬菜。

　　在这些革命中，最最重要的，还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人际互信关系的重构。当然也是最难的一点。比如农产品生产受季节、异常气候等影响较大，万一发生洪水、台风等灾害天气，未能保证及时为订户送出蔬果，订户能为之达成谅解。人的欲求是无止境的，一味去迎合消费者，只会失败，而让消费者真实了解农业生产者生产状况，他们就容易达成互信。

　　协会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信关系呢？

　　首先在生产环节，我们有严格的田间管理制度，对每一垄蔬菜的生产，从育苗、施肥、灭虫等，都有详细记录。每个消费者可以方便查到。此外，我们还经常组织消费者交流活动，让他们去生产者基地参观、考察，彼此了解。

　　对于大地协会而言，共有17万多相对固定订户，如何组织这些消费者交流活动？对方参与积极吗？对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个经验是否可行？

　　事实上，不可能组织所有的消费者来参与体验活动。我们每次都只能通过抽签的形式，来决定一部分消费者可以到现场参观、访问。通常在日本，这样的活动非常受欢迎，我们也会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消费者携家带口去蔬菜生产基地参观，一来可以亲密家庭关系，对儿童成长有益，二来也能获得一些小小实际利益，比如一些采摘，生产者会以礼物的形式赠送，或以比较低的优惠价格买到等。如果将这些好处告诉给中国消费者，相信他们也会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活动中，就能渐渐培养出一种彼此信任关系。

　　守护大地协会在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信关系中，有无可借鉴的经验供分享？

　　在协会刚创立7-8年左右，原本有一家签约农户，他家的蔬菜种得非常好，经常供不应求。然而，这家农户经常指责附近邻居家的菜地，认为人家种得很差。这种声音反映到大地协会后，协会马上召开生产者、消费者大会，在会上直接劝退这家诽谤邻居的农民从协会退出。因为这与大地协会所追求或倡导的理念不合，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种彼此信任、友爱的关系，而不是一味指责。如果你的菜种得好，你可以去指导邻居，分享经验，而非打击对方。这件事对大地影响非常大，前后有400多名大会消费者会员退会，但我们依然坚持。至今，在大地协会的一条原则中，就有“不讲别人坏话”这一条。

　　守护大地协会在日本经营的蔬菜价格如何？受消费者欢迎吗？

　　在日本，生态农产品的价格与普通蔬菜差别不是太大，平均高出1-2成，最多2-3成，对具有环境理念或对大地所倡导生态农业理念认同的消费者，购买起来并不是太费力。我们现在每年大约有360亿日元的经营额，其中大约30%-40%的收入，会返还给种植农户；60%左右用于中间宅配物流环节和公司人员管理费、人力成本费，最后每年约有纯利润2%-3%左右，这部分纯利润不分红，而是投入到下一轮扩张长大的事业中。

　　对中国目前涌现的各种有机农业，价格动辄是普通蔬菜的十几倍到几十倍，怎么看？有机的、安全的蔬菜，一定要是一种奢侈品吗？

　　对照日本经验，在中国真正推广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信的生态农业，未来农产品价格应该会适当下降。目前的产品定价，是不符合有机农夫所实际付出的劳动努力的。此外，在日本，普通农户家里都有大中型冰柜，都可以自动拥有蔬菜宅配所需要的冷链运输设备，而中国农户目前做不到，所以在中间物流成本方面，会显得较高，未来这一部分应该有所下降。

　　大地模式非常注重对土地肥力的保育，注意养土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验，却采用了以大棚种植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否符合其生态、环保理念？

　　无论是开放式种植，还是大棚种植，在大地看来都是可行的。因为大棚，更适合于叶菜类种植，方便管理，而净菜、果菜和谷物，则更适合开放式露天模式生产。我们所倡导的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是严禁使用除草剂、化学农药、国家明令已禁农药、以及不使用化肥、不采用转基因种子及种苗等。这一系列标准都非常严格。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如何平衡自己的社会理念与商业利益？

　　作为一家纯粹的社会组织，通常有强烈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与动机，但往往却没有自己的资金，在改变社会的行动能力方面显得较弱；但作为纯粹上市公司，也往往容易金本位，以赚钱多少为唯一标准，不会或很少顾及社会改良理念。我们作为社会企业，要做的就是以身作则，既保持着原先作为社会组织的远大理念，同时经济上通过提供服务获取资金，让自己有了更强的行动力量。我们这样的企业，即使挣到了钱，与股东也并无关系。

　　如果您自己评价自己，是愿意自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呢，还是一个做商业的公益人物？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看，我先是社会活动家，后来发展成为了企业家。现在我认为企业家对社会推动的力量更大，我自己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告诉大家：做企业家，是可以做到既能挣钱，又不污染、破坏环境的。我更愿意自己是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表率。

　　大地协会是如何影响日本农业政策转变的？对中国生态农业发展有何建议？

　　在日本，一开始，生态农业也一样是不被政策所接受的。但随着有机农夫越来越多、拥护这种生态农业模式的城市消费者越来越庞大，以及这种安全、可信任农产品渐渐进入校园配餐等，面对社会众多不同方面人群的同一方向需求，政府或政策做出相应改变，就是很自然的了。相信中国也一样，随着践行生态信任农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群扩大，发展成一种政府无法忽视的趋势，那么政府和政策也会变得开放，会吸取生态农业专家意见，最终促成更环保、友善的政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