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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薇君，1955年出生于武汉市。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等学校任教至退休。 作者：屠薇君 四年知青岁月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杨队长自杀这事。 杨队长三十出头，中等个子，退伍军人，身材挺拔，永远穿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永远是一副从容不迫、和蔼可亲的样子。 他家在杨家湾，但他是大队长，管着七八个自然村，辖下的家庭和人口不少 。每天上传下达的政务、生产任务的分配落实，邻里纠纷的调解，杨队长都得心应手，深得群众拥戴。 可是，杨队长却在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在杨家湾村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自杀了。消息在各个村子里传着，老乡亲们表现出来的悲伤出奇地相似；男人都默默地低头，女人都抹着眼泪，喃喃说着一样的话：“杨队长是个好人”。没有任何人好奇打听他为什么要走绝路，因为他们都知道是为什么。 杨大队长是因为不想做“兑现”工作而永远离开了人世。 致杨队长于死地的“兑现”，简言之就是每年临近春节时，大队召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那些工分不足，欠生产队钱的穷人家里，翻箱倒柜，拆梁掀灶卸门板，没收些有价值的东西，去兑现给那些工分高的家庭。 我们那时年少好奇，喜欢看热闹，跟着兑现工作队看这些人家里到底会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不外乎陪嫁的木头箱子，还有比较新的解放球鞋，颜色鲜艳的花布等等。这些好东西都会引起人们的稀罕。大多时候找不出任何商品， 只好拿屋子的梁木，灶上的铁锅铁铲充数。 兑现工作队离开后，这些穷人面对没有屋顶的房子，没有锅的灶台目光呆滞，欲哭无泪，因为这是公平。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那个地方实在是穷，一年大约有四个月的粮食就是薯类，吃腻了红心薯，就吃黄心薯，或者吃白心薯。村民的梦想是“一旦有钱了，就一手拿烧饼，一手拿油条”。没有自来水，池塘就是水源；没有电，大多数人家用的是棉线做捻子的小油灯。我们知青用的有玻璃罩的煤油灯都被村民羡慕不已。不少家庭连买盐的钱都发愁，有时候没有盐了，眼巴巴地等母鸡下蛋，然后捧着还有余温的新鲜鸡蛋到供销社去换一点盐。 有个叫牛娃的小伙子，家里就寡母和他二口人，他又是做满分的壮劳力，照说不应该贫困，可是他的母亲常年生病，要抓药吃，所以欠下一些债务，但凡有一点钱就得还债，从来手里就没有隔夜钱。所有生活用度都是自给自足，只有盐自己无法做出来。他就常常捧着一个鸡蛋去换一把盐。 村里男女老少服装也很一致，除少数复员军人有旧军装可穿，刚过门的新媳妇穿花衣 ，其他人一般都穿自产的黑色粗棉布衣服，生产队开会时，无论春夏秋冬，会众都是乌鸦鸦一片。虽然人们大都穿一样颜色和面料的衣服，可也有好坏之分。谁穿的衣服纺织细密平整，染色均匀，干干净净，没有补丁，就是好衣服，这家主妇会被人称为“会过日子”。反之，则会贬为“又穷又懒”之家。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雪上加霜地去搞“兑现”，杨队长实在于心不忍。他深知，这些穷人是因为身体有病，或者是小孩子多而劳动力少才导致工分不足。他们不是懒，而是心有余力不足，没有任何办法去摆脱贫困。善良的杨队长宁愿去死，也不想去剥夺困苦的乡亲。 好人杨队长走了 ，不知道那个春节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我们知青过完年从城里返回后，没有听见人们再谈这件事。人们又开始日复一日，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回家的辛苦劳作。 杨家湾的那棵老槐树，依然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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