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这是《礼记·玉藻》里的一句话。这本书成书于西汉，但是内容记述的却是先秦的礼仪规范。 “君子”一词指的什么？你可能想到的是《诗经·关雎》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君子”是女子对男子的尊称。但在先秦时“君子”多指的是君王之子，或是贵族，强调的是政治地位。直到后来“君子”一词才具有了品格，多指品德高尚的人。而这样的思想传播，离不开孔子。孔子有一套“君子论”，“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 从“君之子”到“品德高尚的人”，“君子”一词变味儿了。变味儿的还有当时的用玉制度。 西周“分封制”与“典章制”下的用玉规范西周时期如金字塔一般的分封制，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创举。根据《左传》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开创了西周的分封制，经成康之际的大量分封，得以成为定制。据说在西周时得以分封的诸侯国达到了400多个，臣服的方国也有800多个。于是，这些分封的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在西周的版图上星罗棋布，互相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周天子在每一次分封诸侯国时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颁布舆服器用的标准。而其中的用玉部分，“典章制”中有大篇幅的说明。“典章制”里的用玉制度是用以约束天子、王侯、伯、子、男等各个层级，内容遍及吉礼、凶礼、军礼、兵礼及嘉礼五大方面。比如，根据记载，当时各个等级的佩玉制是：
并且只有天子可以使用“全佩”。不过，目前对于全佩的具体形制还有待商榷。
西周时国家还设置了管理玉器的机构，如玉府及典瑞，用以规范各个阶级的用玉制度，加上“分封制”的实行，西周的玉器呈现“满天星斗”的状态。这与商王朝时期几乎一枝独秀的用玉制是不同的。《逸周书·世浮》中：“凡武王俘商旧宝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就是最好的证据。商王朝时，玉器的使用更加集中。这一点从近年商墓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看出。同时，从商王朝俘获的这些玉器，也丰富了西周的玉器储备，不然西周时分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用玉数量必定庞大，想要执行也是有心无力的。 无疑西周的用玉、佩玉制更多得是一种政治行为，有严格的等级要求。每一次的分封，其实也是一次等级的重申。而珠宝玉器在其中所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就是明确身份等级，是身份等级的一种信物。
到了春秋战国时，佩玉行为所体现的内涵则明显不同了。 春秋战国儒家思想下的佩玉礼仪儒家思想虽然是在汉代才通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正统思想，但是春秋及战国时期，作为孔子及其弟子后人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的。前文说到“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而将玉器“拟人化”，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正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礼》中孔子的言论：
珉，即像玉的石头。
这两段儿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而轻珉，是不是因为玉少而珉多的缘故？”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解释说君子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11种高尚的品格与玉的天然品质相似，所以才有君子比德于玉。 我们都知道孔子曾感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为此，很是惋惜。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参照的就是西周的礼乐制度。这里的“礼乐”当然指得是方方面面的，其中就包括佩玉制度，相较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佩玉的行为变得更加寻常。玉器所代表的更多的是道德品格方面的。并且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君子无故，玉不离身？ 《礼记·玉藻》中的一段儿正好能解答这个疑问。“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之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 古人说话有时候比较啰嗦，有时会用相似的字眼反复强调同一个意思。上面这段儿，意思其实也很简单。古人随身佩戴玉佩，进退往来必有声响，而只有在适宜的步伐下，玉佩才能发出悦耳的、和谐的声音。言外之意是君子必定行为举止得体，行动光明磊落。因此，若不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不得体的事，必定玉不离身。 其实，儒家思想中有关于玉的论述，不过是将玉的一些品质与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捆绑在一起。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正好以玉为载体得到了传播。并且，儒家文化中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玉文化理论“三礼玉论”，即《周礼》、《仪礼》及《礼记》中有关玉文化的论述。 西周时期是礼乐制的天下，随着周天子权利的衰微，“礼崩乐坏”似乎是一种必然。尽管孔子极力推崇“礼”，其中的部分内涵还是变味儿了。但是，玉，从史前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以及这之后的千年，无论玉器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古人尚玉的风尚始终不变。 |
|
|
